引言环节，尚珩老师分概况、发现、方法和研究等四方面，介绍了蔚县调查的始末，调查的经验和方法，以及通过蔚县调查所收获的对于明清长城沿线建筑、社会、文化的种种认识。

尚珩老师表示，自己早在2003年就通过“长城小站”的活动，初次到访蔚县；2007年起与关琪、程长进老师一起开始“走蔚县”。系统整理调查材料并将其出版的想法萌生于2012年。从那时起，调查团队的走访频率和记录细度相应提升，区域也渐渐覆盖了蔚县95%以上的村庄。201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吴长青老师提议以申请国家出版基金的方式出版调查报告，2019年获得立项，书稿的写作和编校则在新冠疫情期间进行，最终于2023年底出版八卷本《明清以来蔚县庄堡寺庙调查与研究》。可以说，对于蔚县庄堡寺庙的调查以及调查资料的整理出版，是团队十多年业余时间全身心投入的成果，也离不开蔚县当地和其他关心蔚县文化遗存的方方面面人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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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蔚县庄堡寺庙调查与研究》

尚珩、程长进、关琪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随后，尚珩老师从庄堡和寺庙两方面介绍了调查发现。长城沿线的庄堡可分为军堡和民堡两个体系，二者之间存在两种关系，一是相互转化，如桃花堡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就由民堡转为了军堡；二是军修民用，即卫所军队协助修建好庄堡后，移交民用。在时代和数量方面，根据不同时期的方志以及门匾的记录，可以归纳出蔚县城堡的时空分布，目前总量为481座，保存下来了425座。谈到庄堡的演变，尚珩老师总结了若干种演变模式，包括由小堡扩建为大堡，从堡到庄，自单堡至多堡，由寨到堡等，并认为人口增长是促使庄堡发生演变的主要原因。城堡形状以矩形为主（351座），此外还有不规则形（49座）、圆形（1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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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县黄梅圆形堡

城堡的平面格局种类丰富，最多的是南北或东西一字街布局，常见的还有十字街（包括单十字、双十字和多十字等），丁字街和混合型也有发现。堡门是城堡标志性的建筑，多朝东面和南面（背风面和背敌面）开，靠近交通线路；形制上则有石砌拱券门、砖石拱券门、砖砌门木梁架顶、土坯门木梁架顶、外土券内顶木梁架等五种，随各代的军事形势变化而有不同。堡墙基本为黄土夯筑，只有赤崖堡尚存内外立面包石。尽管民堡的堡墙拆毁得很厉害，仍可以通过残留的角台的形制，大致推断堡的年代，因为嘉靖中期前后，角台从斜出角改换为了直出角。此外，有些门券顶部门扇之外有两个孔，叫作“星池灭火”，是针对敌人火攻堡门的灭火设施。

寺庙方面，明代“隆庆议和”之后，蔚县地区迎来了和平发展时期，逐渐成为商贾通道和贸易集散中心。明末短暂的战乱之后，康乾年间，蔚县再次开始稳定发展。随着蔚县社会的日益升平和财富积累，村民开始重修城堡，同时，为了满足逐渐富裕的乡民在宗教信仰、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创建或重修了大量寺庙。作者团队详细记录了几千座寺庙的数据，包括供奉神明的类型和数量、寺庙中壁画的内容与粉本等等，反映了蔚县一带的信仰体系和民间生活。

之后，尚珩老师总结了调查的过程和经验。首先是进入现场前的案头工作。根据蔚县新村通常围绕老村建设这一规律，运用卫星影像划定老村的区域，为实地走访提供精确的范围；在锁眼卫星数据解密之后，这一工作应该更易开展。另外，作者团队还根据不同时期的方志，梳理了村庄的沿革，便于了解村庄的形成时间。一到达现场，就开展“地毯式”搜索，绕城堡一圈后进入堡内，将所有街道走到底，并在卫星影像图上标注。踏查之外，团队还对本地6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访谈，访谈对象最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村干部（书记、主任和会计），以及公社级的统购统销员，这些人对全村的情况更为了解。二者的顺序，以先踏勘后访谈为佳，如此方能补充和印证村民的口述。调查时三人分别做笔记，而后互相校对印证，确保内容的准确性。调查结束后，在一周之内整理图文资料，凭借新鲜的记忆，将潦草的笔记及时整理清楚。调查和整理的时间比大致为1:1；夏天可以调查的时间更长，该比例可能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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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调查笔记

最后，尚珩老师谈了对材料的初步研究。在寺庙的名实方面，有可能名叫某寺，实则正殿供佛，配殿敬道，也有可能全部供奉道教的神祇。在分布上，有的庄堡寺庙四处分散，有的则集中在堡门等地。寺庙在种类、数量、分布、朝向上呈现出一定的规律，如观音塑像全部倒坐，龙王庙建在城堡的东面或南面，五道庙坐落于路口，真武庙不止一座，城隍庙只有大号的军堡才有，文昌和梓潼、龙王和观音、马王和观音往往背靠背，等等。戏台和堡门的位置关系也值得探究，一种是戏台对着堡门（通常是对着堡门内的寺庙），另一种是穿心戏楼。壁画方面，壁画的主体色彩显示出与时代的一定关联，画面主色调是红和绿的，基本是清乾隆以前的壁画；随着时间推移，画面中的蓝色渐渐增多。壁画主题有固定的格式，如龙王庙常常东面绘“龙王行雨”图，西面绘“雨毕回宫”图。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是，壁画分上下层，分绘两种主题，这一般表明该寺庙合祀多种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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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家洼堡石砌拱券门

尚珩老师的引言结束后，调查团队的另外两位成员程长进老师、关琪老师作了补充发言。两位老师认为，当下做好资料的收集和记录工作极为有价值，因为随着老人离世、村落荒废以及人为破坏和盗取，许多空间的文化遗存正在快速消亡。蔚县调查可以说保存了一个区域的“标本”，为下一步的研究做了很好的准备。此外，还应该重视学术体系以外的乡土文化研究者，他们做了许多工作，产出的成果虽然大多数没有正式出版，但仍在互联网平台保存了大量的资料。

讨论环节，齐东方老师首先发言，认为三位作者凭着热爱和信念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国家级的项目，实属难能可贵。该成果具有极强的资料性和极高的学术价值，尤其对于古代聚落研究、真武信仰研究等方面，很有启发意义。另外，三位作者的田野调查方法和经验也值得向学界内外介绍，有时用“简单粗暴”的“地毯式”“笨办法”，往往能够见平常所未见，知一般所难知。

孙靖国老师指出，看待庄堡除了从军事的角度出发，还要考虑地方的财政能力。蔚县在明正德年间就已基本建立起庄堡体系，有可能是因为地处“腹里”，破坏较少，人口众多，财力充足，因此能够负担得起大规模的建造工程。此外，该调查发现的军堡与民堡的转化、城与堡的分工、庄堡选址、区域体系构建、庄堡格局演变等问题，在聚落地理研究方面，都具有很高的讨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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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庄子村龙神庙壁画（民国）

孙博老师指出，三位作者从实地材料的性质出发总结出来的调查方法，是对过去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对明清村落和“非经典艺术”缺乏关注的方法论补充，是宝贵的经验。孙老师还就蔚县的若干幅壁画提出了三个问题。一是关于暖泉古镇老君观的“老子八十一化图”壁画，在什么时代背景下，这一在元代被官方禁止的全真教图像，在蔚县一地又开始浮现。二是长城沿线分布着大量构图雷同的五龙圣母庙壁画，这一信仰是在什么时代背景下如何传播的。三是壁画中的水陆画题材是否和明代的中官出镇制度有关，从功德主的信息来看，出资做水陆画的人群不乏宦官，他们可能将宫中流行的题材带到了长城沿线的卫所。此外，孙博老师还补充，以主色调来判断壁画大致年代的方法的确可行，群青在晚清才传入中国（具体时间点仍有待考证），取代了石青，成为乡村画师普遍采用的蓝色颜料。

邓庆平老师认为，三位作者的蔚县田野调查，强调了在调研区域建立空间感的重要性。这套书还呈现了大量的细节，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便利。例如，书中收录了许多庄堡门匾的拓片，透露出堡名、修建年代、堡子的管理机构层级等信息，为研究庄堡的日常运行等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又如，书中发表了大量寺庙壁画照片，详细记录了榜题。再者，庄堡的民间仪式也得到了很好地呈现。邓庆平老师还介绍了比利时神父贺登崧（Willem A. Grootaers）1940年代在大同、张家口、宣化等地的调查，并认为三位作者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贺登崧调查资料丢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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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方言地理学》

[比利时] 贺登崧，石汝杰、岩田礼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

岳永逸老师继续介绍了贺登崧、司礼义的调查，他们有意地将地理学方法引入民俗研究，通过分析各寺庙的基本文化因素，尝试描绘出文化传播的过程。其次，三位作者的调查同贺登崧、司礼义的一样，告诉我们做研究应该从实地情况出发，总结自己的经验，而非盲目套用既有的方法。最后还提及五道庙在北方平原村落的实际功能，以及蔚县寺庙中文昌帝君和梓潼帝君分指两个神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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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赵世瑜老师首先回顾到，举办首届历史人类学高级培训班就在蔚县，后来也去过几次，对蔚县的村堡、戏台、剪纸就有一些了解，也编辑出版了碑刻集，指导了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的蔚县研究，现在三位作者的工作又有了进一步的推进。其次，对一个地方调查，不能只注意某个方面，必须注意同一空间下人们的创造是相关的，搞历史的注意碑刻，搞美术的注意壁画，那皮影呢？秧歌呢？这些蔚县的文化遗产正日渐消失，故而搜罗保存的工作要注意整体性、综合性。赵老师还提到，书中提到蔚县村堡的角台很重要，这可能与明末城墙防御改进有关，即意大利棱堡设计传入中国后的体现。后者在明代中后期由传教士引进中国，提示我们在小小的村庄里可以发现全球的历史。最后，赵世瑜老师希望如此细致入微的工作能在全国铺开，以期更好地回答“何以中国”的问题。

与谈人发言完毕后，现场与会师生就关心的问题展开交流。论坛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