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艾朗诺教授介绍了他正在编撰的中英文对照版《苏东坡选集》，该书收录了苏轼九百余篇各种文体作品，作品的选译主要依据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苏轼全集校注》。在这过程中，艾朗诺教授着重思考应建立起怎样的一套选择和编排标准，以尽可能全面呈现出苏东坡作为文学大家的创作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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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朗诺教授在讲座中

针对当下流行的各版本《苏轼选集》，艾朗诺教授认为他们的编写方法虽便捷灵活，但存在一定局限性，以王水照版为例，全书收录了约三百篇作品，按诗、词、文三类划分。艾朗诺教授指出，这种选本方法存在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其一，选择标准、强调重点与文体偏好整体较为保守。在韵文方面，偏爱于诗和词两种传统诗歌体裁，却忽略了赞、铭、颂、祭文等同样具有雅韵的文体；在散文方面，侧重于论、记、书、序等传统主流文体，却相对忽视了题跋、尺牍、杂文、杂记等边缘文体。这种选择性呈现导致选本不能全面展现出苏轼文学创作的多元面貌。其二，组织和编排方式存在结构性缺陷。传统选本将作品按文体分为几大类，但苏轼在实际写作过程中并非严格遵循文体界限，而是根据具体情境自由穿梭于多种文体之间，甚至在同一主题或场合中采用不同的文体进行表达。因此这种的分类方式不仅割裂了苏轼创作的整体性，更难以呈现掩盖了其如何在生活实践中写作的真实面貌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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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全集校注（全20册）

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 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

艾朗诺教授进一步分析，如果使用当下流行的选本编排方式，即除了诗、词和少量文学散文以外其他内容都被删除了，这将会丢失掉哪些重要内容？首先，苏东坡作为朝廷官员的所有痕迹丢失了，大量奏议、表状等反映其政治实践的功能性作品被遗漏；其次，苏东坡作为普通人的生活记录被严重简化了，私人信件、日常随笔等反映其真实生活实践的文本被忽略，进而导致个人形象被过度文学化塑造。这种身份的双重缺失使得选本最终难以展现出苏轼作为政治实践者和生活个体的多面性和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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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 苏轼 《覆盆子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基于这些思考，艾朗诺教授提出了另一套选本和编排的方法：一，采用“年谱式”编排方式，以时间为轴将各种文体按创作年份重新编排；二，突破传统文体偏见，除传统的诗、词、论、记、书、序外，还系统收录奏议、尺牍、题跋等更广泛的文体。艾朗诺教授认为这可能会带来两个优点，一方面，容易使读者注意到苏东坡经常使用多重文体对同一事物作出不同解释。以苏东坡对儿时透过家中书房窗户看到庭院树枝上鸟巢中的雏鸟被父母喂养的记忆的书写为例：苏轼回忆起年少家中书房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透过书房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庭院里树枝上的鸟巢，里面的小鸟被父母喂养。在诗歌《异鹊（并序）》中，苏轼将这段回忆与父亲的儒家美德联系起来，“是时乌与鹊，巢鷇可俯拏。忆我与诸儿，饲食观群呀”，并借老农“主人若可信，众鸟不我遐。故知中孚化，可及鱼与豭。柯侯古循吏，悃愊真无华”的解释，暗示了父亲这一美德对家人的影响。而在散文《记先夫人不残鸟雀》中，苏轼将这段记忆与母亲的佛教信仰相关联，“武阳君恶杀生，儿童婢仆，皆不得捕取鸟雀”，并提到同一个农夫及其对鸟巢位置的解释，“有野老言：‘鸟巢去人太远，则其子有蛇、鼠、狐狸、鸱鸢之忧，人既不杀，则自近人者欲免此患’”，暗含着母亲这一信仰对家人的影响。

艾朗诺教授再以苏轼离开黄州时向友人的告别为例，这一时段，东坡创作了诗《别黄州》、词《满庭芳·：归去来兮》和题跋《赠别王文甫》共三篇告别作品。《别黄州》中有“投老江湖终不失，来时莫遣故人非”，《满庭芳》中有“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苏东坡在诗和词中都表达了自己对黄州和朋友们的依恋之情，以及退休后还会回黄州度过余生的承诺。但《赠别王文甫》中却有“遂欲买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临汝，念将复去此而后期不可必，感物凄然，有不胜怀者”，苏东坡在与王文甫的惜别散文中感叹，未来是不确定的，不知道将来是否还会回到黄州与友人相见。这三篇作品的创作时间相近，但其中苏轼对于将来是否会回到黄州的表达却是冲突的。艾朗诺教授猜想，这两首诗词很有可能是在公众场合（别宴）上创作的，苏轼面临着情感上的压力，而在私人空间（尺牍）中，则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毕竟从东坡后来的人生经历来看，散文中所想也更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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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苏轼 《黄州寒食诗帖》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另一方面，采用“年谱式”的编排方式，收录更广泛的文体，有利于使读者欣赏到苏轼文学作品的多层面、多元性的特质。当我们把视野放宽，不看他用两三篇不同的文体写某一种件事情，而看他用十多篇多种文体的作品写一些更复杂、持续一段时间的事情，就可以发现东坡作为作家拥有一种不安分的创造力，以及一种几乎取之不尽的驱动力。这让他不断写下任何引起他注意的事物，并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方面来审视它，中国文学史上这种现象在东坡之前几乎没有出现过。

艾朗诺教授对此举例加以论证。苏轼在1091-1092年知颍州期间经历了几次旱涝危机，对此先后写下了祝、诗、题跋、碑、赋、奏议、尺牍、祭文、词各种文体共15篇作品。东坡在其中扮演的身份不尽相同，或作为朝廷官员记录自己的施政实践，或作为作家悲叹人民的苦难。这种双重叙事身份在鉴赏文本时不可分割，试想一下，我们如果只关注东坡在这一时期或赞美雨水到来，或哀叹冬季持续降雪带来苦难的诗歌，而忽略他作为颍州知州在灾害书写中的深层介入，大概只能欣赏到诗歌的文学技巧，导致对文本的扁平化解读。《与赵德麟尺牍》中，“数日不接，思渴之至。冲冒风雪，起居何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为无理也。呵呵。酒二壶迎劳，唯加鞭！”，短短几行字既展现了政府官员的勤勉忙碌，又体现出苏轼作为文人特有的幽默及人情味。艾朗诺教授表示，自己他的这些的观点与香港学者郑培凯的观点不谋而合：即苏轼的文学创作与其政务实践存在深层次的互动关系，他的诗歌往往需要结合同期的奏议、尺牍等其他文体作品进行立体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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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苏轼 《阳羡帖》

旅顺博物馆藏

此外，艾朗诺教授根据自己的论证逻辑进一步提出一个更极端的例子，认为可将其视为为本次演讲的附录：苏东坡还作为一名书法家以书写形式重写经典文本，而这种文学创作实践往往被现在的文学研究者边缘化，因其认为这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原创性标准。但值得注意的是，抄录古文这种看似被动的文本复制，可以算是一种文体越界实践，已成为苏东坡晚年一种重要的常规创作行为。在贬谪岭南时，苏轼不再愿意将自己原创的文学作品轻易示人，面对络绎不绝的访客，他只赠送抄写的古文。艾朗诺教授指出，苏轼的这种特殊文学创作现象警示我们，如果因为这些作品不是苏轼原创，因而在研究其文学创作时不加以考虑将这类作品局限定义为不是东坡的原作，那不就是把我们自己对何谓作家、何谓创意表达的标准强加于他身上，而并非配合他自己的实践和喜好吗？固守当代文学定义标准，可能会遮蔽苏轼晚年这种文学创作与经典诠释于一体的实践，本质上扭曲文人创意表达范式，可谓是将现代学科规训强加于历史语境的阐释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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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苏轼 《李白仙诗卷》

纸本墨书，共20行，205字，34.5×106cm

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

最后，艾朗诺教授总结，读者们有理由不局限于当下流行的各版本苏东坡选集。这些选集比苏东坡本人作为作家更保守、更传统，没有很好反映出苏东坡不安分的文学创造作力及其不断的成长和拓展，无法体现出苏东坡作为作家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所塑造的东坡形象是简化的。它们普遍以静态视角截取苏轼创作生涯的某个横断面，将其固定为 "“传统士大夫”" 的符号象征，这种选择和编排方式与苏轼本人独具的“动态创作特质”形成尖锐矛盾，读者们由此形成的阅读惯性也与苏东坡的个人经历、创作轨迹相悖。

通过纵向考察苏轼的文学生涯，我们可以发现苏东坡是一位极具创造力的作家，他一生的创作生态发生过重要转型：二三十岁时，他专注于诗、赋、论、记、序和书等最负盛名和最传统的文体；经历乌台诗案后，他开始将文学创作的精力转向词、散文、题跋、杂记、尺牍等不太传统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选择策略的转变，本质上是作家在政治高压下的自我保护机制与艺术突围的双重产物。我们如果不充分关注苏东坡文学创作中的这一转变，就谈不上公正对待他作为作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以及他的创作的灵活性，只有尊重作家创作实践的动态性，才能避免将历史人物简化为某种固化的文学符号。

在评议环节，张鸣老师表示艾朗诺教授的讲座极具启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高度重视文学人物选集编写时的选择和编排方式，其次是主张全面研究苏轼的文学作品。这种研究方式可以体现出苏东坡在文体选择时的自主意识：针对不同读者群体和表达需求，他会采取差异化的文体呈现同一事物的多维面向。这种研究路径也有利于构筑起诗史、文学史与个人史之间的关联，梳理苏东坡的生平轨迹，帮助读者重新发现作品中被忽视的其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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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艾朗诺教授为听众签书

关于苏轼的精神世界，张鸣老师还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命题：作为士大夫阶层的典型代表，苏轼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与实践成效之间存在明显落差，他是否存在人生焦虑？当我们在重新审视苏轼的身份定位时，或许应超越传统的价值评判体系，在其复杂广阔的人生轨迹中寻找更具张力的诠释空间。随后，在场师生就文化遮蔽现象、如何处理真理与艺术的矛盾及苏轼的身份定位等相关内容提问，讲座在热烈的讨论氛围中落下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