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李孝聪老师回忆了自己研究意大利地理学会藏中国古地图的缘起。意大利地理学会(Società Geografica Italian)所藏的中文古旧地图，主要来自意大利驻华外交官、汉学家朱塞佩·罗斯(Giuseppe Ros，1883-1948)的个人收藏，这批文献被日本学界称为“罗斯文库”。罗斯先生在中国工作期间搜集了许多地图，用地图向全世界构建起历史中国的空间叙事，拓展了西方汉学研究的地理维度。

1991年1月，作为莱顿大学汉学院的访问学者，李孝聪老师在荷兰著名汉学家许理和(Erik Zürcher，1928-2008)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针对流散欧洲的中文古地图的调查。在当时对欧洲各国中文古地图收藏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许理和教授建议李孝聪老师先给各国图书馆写信，了解是否有中文地图收藏。李孝聪老师邮寄出100封探询信件，不久就收到近60封回信，有的图书馆还随信附上了馆藏地图目录。可见，许理和教授的这个建议对初涉海外搜寻资料的学者来说，是一种非常便捷有效的方法。

▴

李孝聪老师在讲座中

1992年夏，李孝聪老师首次赴意大利罗马调查中国古地图的收藏情况，经意大利学者魏熙文(Silvio Vita)引荐，结识了意大利著名汉学家白佐良先生(Giuliano Bertuccioli，1923-2001)、罗马大学东方学院科拉迪尼(Piero Corradini，1933-2006)教授和马西尼(Federico Masini)博士。白佐良先生向李孝聪老师介绍，意大利地理学会收藏了大约500件、超过2000幅册中国和日本的地图作品，是意大利收藏中文古地图最多的机构。这些地图主要是朱塞佩·罗斯的收藏品，白佐良教授曾经做过初步整理并编写了地图目录。

随后的几年，李孝聪老师三赴意大利地理学会寻访其收藏的中文古地图，研究内容包括：详细翻阅、抄录馆藏白佐良先生的中文地图目录英文打字稿，选调一部分地图阅览，对关键条目的讹误进行勘正。在还没有笔记本电脑的情况下，李孝聪老师手工记录了包括原始入藏号、图名、载体形态、制图方法、尺寸、比例尺等地图要素，并在现场初步考订出地图的绘制年代，思考与图面内容相关的历史事由，并订正原目录记载之误。

▴

意大利地理学会入口大门

与切利蒙塔纳宫(Villa Celimontana)

讲座第二阶段，李孝聪教授系统梳理了朱塞佩·罗斯的生平轨迹及其收藏。朱塞佩·罗斯(Giuseppe Ros)，1883年12月出生在意大利拿波里的一个西班牙移民家庭，在拿波里东方学院(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Naples)学习汉语，1905年毕业后进入意大利外交部工作，1908年陆续通过外交翻译官考试和三等翻译官考试，1910年因汉语专长被派往上海，任意大利驻华公使馆译员。此后，罗斯先生先后在汉口、北京、上海、广州的领事馆工作，1947年，罗斯先生在退休后前往私立海南大学任教，1948年6月18日，罗斯先生因病去世，享年64岁。

罗斯先生在中国生活多年，工作地点几经转换，对中国典籍、地图、绘画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广为搜集，他的收藏也去向广泛。1928年12月，罗斯先生将一部分藏书转让给了北海图书馆（如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1929年1月，罗斯先生手中的一批中文典籍和舆图被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收购，这批文献现存于大连市图书馆。罗斯先生在北京期间，除把大量的藏书卖给满铁大连图书馆外，还将其中一部分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图谱类的资料赠送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4年，他有意将所藏书籍转让给日本驻台湾总督府，这一事件在时任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教授的神田喜一郎先生撰写的“关于罗斯文库的报告”中有详细记录。报告中还记载，“罗斯文库”由图书和标本两部分组成，其数量大约有七八万册，仅粤、桂、黔三省的苗族、粤北瑶族等少数民族的图谱类书籍就有几十部，譬如:《云南永顺镇营制总册》（两大册）、康熙四十七年(1708)李来章撰序文刊本《连阳八排风土记》八卷附图，以及“华夷译语”类的域外语文和汉语互译的词典读本12册。罗斯先生晚年，将自己手里保留的最后一部分30多箱书籍和标本捐赠给了私立海南大学。

根据罗斯转让图书的时间和类型，结合相关图书馆的入藏记录和回忆文章，李孝聪教授将罗斯藏书的去向大致分为5个部分：早期藏书以西文为主，现存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收集的部分中国地图，存留在大连图书馆；在广州期间的旧藏，现存广州、台湾两地；专门收集的海南岛史料，现保存在广州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部分流转海外的藏书和藏图，现藏意大利地理学会。李孝聪老师调查整理的意大利地理学会所藏中文地图，就属于罗斯先生转卖到海外的那一部分。

▴

岫岩大孤山海口图式

讲座第三阶段，李孝聪教授介绍了意大利地理学会藏中国古旧地图的基本特征。这批藏品以明、清两代编制的與图为主，总计283幅，其中1到275号地图、287号地图和一张没有编号的地图都来自罗斯先生的收藏，第79、80、81、82和第85号系万努泰利(Vannutelli)捐赠，第360到365号来自诺肯蒂尼(Nocentini)的收藏。其中有中国地图18幅，方志地图45幅，天下寰宇域外图11幅（包括世界地图、亚洲地图、阿拉伯地图、韩国、越南、日本地图）。河道图19幅，海岸图35幅，军事图38幅，交通路程图10幅，城市图26幅，天文图1种。还有一些名胜图：山水图17幅，圣山图7幅，庙宇综合体4幅，花园地图3幅。另有15种400多张人种学人类学风俗图册，是关于贵州、广东、广西、云南的苗瑶彝黎少数民族风俗的图谱资料。还有一些杂项主题的地图和图集。

其中，意大利地理学会收藏的全国性疆域政区图以清代《康熙皇舆全览图》《大清万年一统地理全图》《皇朝直省地舆全图》之类的总图为主，比较稀见的珍品主要是地方专题舆图，譬如：云南《黄粮台六河全图说》，直隶南运河、北运河、滹沱河长卷，盛京《岫岩大孤山海口图式》等系列军事布防地图，福建《连江县陆洋汛界图说》，浙江《处州府舆图》，蒋廷锡彩绘的《八旗分防九门图》。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罗斯先生学过人类学，对中国少数民族颇感兴趣，收藏的各少数民族风俗图谱高达400余册。它们描绘了黔、粤、桂、滇省族群生活区域的自然环境、当地管理和进入的路径，特别表现了服饰、生产、住居、生活等人文场景。这些资料的记载可追溯到18世纪，多是由地方州县调查、纂集成册，或由清廷派往该地负有绥抚使命的官员编制，连同表现那些土司村寨的舆图呈送给皇帝，属于职贡图类型。

▴

直隶滹沱河长卷的卷首

李孝聪老师指出，一般来说大众往往聚焦于地图所承载的显性信息，却较少关注地图背后的制图动机与传播意图。理解一幅古地图或旧地图的内在含义，本质是对特定时空语境下知识体系的解码过程，研究者需要将这些文献置于其生成的历史语境中，结合制图者的身份背景与时代需求进行综合考辨，方能穿透表层图像，抵达其深层的文化意涵。这是困难的，因为即使在同一文化体系内，人们的认知框架、评价标准都会随时间发生变化，而当人们要跨越东西方文明边界时，解读难度更是会大大提高。

李孝聪老师还重点解析了意大利地理学会藏中国古地图中的五件珍品。第一件为明代彩绘本《甘肃全镇图册》。前6幅地图中的5幅各具图题，分别显示明朝陕西按察司副使佥事分司之临鞏、西宁、庄浪、凉州、甘州、肃州六个整饬兵备道所属辖境，西止于嘉峪关。后10幅为《西域诸国图》，图题在最后一幅，自右向左展开为长卷。李孝聪老师指出，肃州道部分，图内没有标记野麻湾堡（今甘肃酒泉嘉峪关东北，经纬度坐标: 39°54'50.40"北、98°23'33.54"东），并结合乾隆二年(1737)黄文炜、沈青崖纂修《重修肃州新志》中的记载，判断《甘肃全镇图册》的绘制不会晚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并且，《西域诸国图》的文字直接墨书图上，并与《甘肃全镇图册》相接，图内“虏”字直书而不改，故推知此图册必绘制于明代。《甘肃全镇图册》是在西北番部动荡不安的历史背景下，为朝廷了解西域诸国的分布，以及从西域诸国来朝驿路的走向编绘而成，表现了明朝甘肃镇辖域和嘉峪关外西域诸国的内外情势。

明代彩绘本《甘肃全镇图册》

第二件为清代广西《军行粮运水陆程站里数》。此图反映了清乾隆五年(1740)平定湖南绥宁、广西桂林苗民起事后，乾隆六年(1741)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会同湖北、广西督抚议定楚粤两省苗疆善后事宜：因龙胜居怀远、融县上游，为省会北藩，设义宁协副将，筑城置龙胜厅，属桂林府；并择要隘处修堡，安营设（塘）汛，增设汛兵，开道路拨运粮米支给。李孝聪老师指出，参照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藏内容类似的舆图，根据“军行粮运水陆程站里数总图”显示的广西全省地域范围，以及该图册中龙胜已经筑城，设义宁协副将驻防，但是没有注明建制，可知其绘制时间在乾隆六年（1741）三月升置龙胜厅之前夕。

▴

清代《军行粮运水陆程站里数》

第三件为清代湖北省长江中游府县被灾图，一套10幅（荆州府2幅，枝江县2幅，监利县、石首县、天门县、孝感县、汉川县、蕲水县各1幅），皆纸本彩绘。地图描绘了咸丰二年(1852)长江洪汛后，湖北沿江府、县辖境遭水淹的轻重情形，均加盖了荆州府关防红印，属于官方绘制的呈送本舆图，贴红签注记重灾区，为朝廷赈济之备，各具图题。李孝聪老师推测，这些图册可能是从湖北官署流出，罗斯先生在汉口领事馆工作时所得，有助于我们了解19世纪中叶江汉平原洪灾的影响范围。

▴

荆州府、枝江县被灾图

第四组为同治四年(1865)四月向导处恭绘《南苑全图和清彩绘本戒台寺图》。前者“向导处恭书”表明呈给同治皇帝，以供其了解南苑行宫概况。后者为纸本彩绘，用传统山水画笔法，表现京城西山戒台寺庙宇景致。

第五件为清乾嘉年间彩绘本《浙江省全海图说》。纸本彩绘，长卷绢裱，43×564厘米。该图表现了浙江水师沿海巡防管辖范围内的海岸、岛屿、城池、汛地、炮台，图上方为海洋，图下方为陆地。图卷左起乍浦城，卷右止于浙江瑞安县与福建福鼎县交界。海洋中画红线，为清军浙江水师各营内外洋汛管辖水域的分界。海洋中的岛屿均注记方位。图中海宁县已标为“海宁州”，海宁由县升州事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寧波”之“寜”字不避讳。由以上两点，李孝聪老师推断此图绘制于乾隆后期至嘉庆年间(1773-1820)。

▴

广东连山厅汛界舆图

讲座的末尾，李孝聪老师总结，在跨文化交流史上，中国古地图始终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特殊媒介。它引发了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和丝绸之乡的中国的无限遐想，真切地给予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绘画、书法、艺术和科学的认知。尽管17世纪以前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并非完全依赖地图，但当传教士们将自制地图与中国人绘制的地图带回欧洲时，这种图文互证的认知方式确实纠正了文字记述因撰写人的局限而产生的认知偏差。东西方的制图学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步趋于一致之前，其各自发展过程清楚地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正是通过对那个时期以前的传统與图内在含义的理解，欧洲人得以领悟到东方文明独特的空间表述体系。罗斯先生带到意大利的中国古地图，可视为700年前马可·波罗东方叙事的现代延续。它拓展了欧洲公众对古代东方的认知维度，让人们更全面、更深入理解了东方绘制地图的历史因素、技术方法及背后的文化含义，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了中国的历史和地理空间，缩小了东西方对古代地图认识的差距，是意大利与中国人民之间持久的文化交流。

▴

李孝聪老师与在场学者交流

讲座最后，孙靖国老师总结，一方面，李孝聪老师系统梳理了罗斯先生的藏图体系，深入阐发了其在中国古地图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通过罗斯先生的藏图，李孝聪老师为20世纪上半叶中西学术交流提供了一个微观切入点，将意大利地理学会藏的这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古地图引入学界研究视野，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并在分享个人研究经历的过程中向大家传授了古地图的研究方法。随后，在场师生就东西方制图差异、地图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相关问题展开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