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讲座围绕欧洲的转型：政治、社会与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展开，核心观点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当前欧洲真正的敌人不是“觉醒文化”，而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其二，极右翼在全球范围内确实形成了“国际联盟”，但其在欧洲具有高度特异性；其三，“内部敌人”还包括自由主义现状本身，当前制度存在重大危机，需要根本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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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多默教授在讲座中

讲座第一部分聚焦于极右翼国际联盟（Far-right International）的成形与特征。辛多默教授提出，欧洲极右翼领袖如梅洛尼（Giorgia Meloni）、欧尔班（Viktor Orbán）、杜达（Andrzej Duda）、勒庞（Marine le Pen）、魏德尔（Alice Weidel）等，构成了跨国联盟。 其支持者可划分为五种社会群体：

1. 西装革履的资本家（far-right in ties）；

2. 穿制服的军警人员（far-right in uniforms）；

3. 穿卫衣的科技精英（far-right in sweatshirts）；

4. 穿牛仔裤的传统工人、自雇者（far-right in blue jeans），如Uber司机，他们是关键的选民群体；

5. 衣衫褴褛的“流氓无产者”（lumpen-proletariat, far-right in rags），由于福利国家的存在，他们在欧洲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虽支持极右翼，但未被动员起来。

在意识形态上，极右翼包含四大阵营：反动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Reactionary Christian fundamentalists）、反国家的自由意志主义者（Anti-state (techno-) libertarians）、民族民粹主义者（National-populists），以及部分法西斯分子（Fasc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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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普通法西斯（ Обыкновенный фашизм）》海报

1965年

他们有六种共通的政治想象：

1. 排他性民族主义（Cleansing nationalism），反对移民、伊斯兰教和多元文化社会；

2. 对外以“人民主权”对抗“全球主义”（globalism），对内对抗法治、制衡与宪政；

3. 以“人民”（The People）对抗主流政治精英和“不配得穷困者”（undeserving poor），三角对立意识；

4. 强调安全和秩序，“铁腕”、强化军事与安全镇压，反对民主放任主义（democratic laxism）；

5. 反对“觉醒文化”（多元文化主义、多样性/平等/包容、后殖民政治…）；

6. 将人民福利置于生态之上。

但极右翼阵营之间也存在分歧，体现在以下四点：

1. 对国家干预型福利国家与自由放任市场国家的不同偏好；

2. 对美或对俄的地缘政治倾向不同；

3. 捍卫传统家庭与男性气概（virilism）与反对“性别困境”与伊斯兰大男子主义的“保守-女权”式家庭间的分歧；

4. 反现代性（anti-modern）与另类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的分歧，后者认为现代性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内在复合体。

讲座的第二部分，辛多默教授深入剖析了欧洲极右翼的本土特征。他指出，与美洲国家相比，欧洲极右翼在以下几个方面更具特色：

1. 军警与科技界的参与度较低；

2. 核心支持者来自白人工人阶级、小业主与新型劳动者；

3. 宗教影响力较弱（特别是缺乏福音派势力），但保守天主教在部分国家仍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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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基督教政党改革政治党（SGP）部分党魁在众议院

1973年

辛多默教授指出，欧洲极右派的最大挑战是将传统工人、自雇者与资本家联合起来，赢得部分大资本的支持，从而在法国变得更强大，例如，媒体中最重要的声音并未完全加入法国的极右派。

欧洲与美洲在意识形态上的最大区别在于，欧洲没有新教原教旨主义者（Protestant fundamentalists），即福音派。天主教原教旨主义者（Fundamentalist Catholics）在欧洲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但数量要相对少得多。因此，任何政党都无法依赖极右翼的天主教徒。比较欧美的极右翼，欧洲的极右翼宗教性和激进性的程度都比较低，另外一个主要区别是，欧洲并不存在像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这样的大众政治运动。

此外，欧洲更像美国，投票支持极右派的更多是经济表现不佳的地区，而非如巴西，最为现代化的地区支持极右派，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支持左派。极右派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集中在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低者和体力劳动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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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巴西总统选举

他特别强调，欧洲极右翼虽具有威权特征，但尚未构成法西斯主义。在意识形态上，极右翼寻求一种威权的非自由民主，他们所强调的现实主义、男性气概（virilism）对法西斯主义而言不重要，而法西斯主义所强调的现代性也不是完全右翼民粹主义所重视的。后者对于美好社会的想象更多是一种“欧洲曾经辉煌”的怀旧，一种反应性的审视。在组织/行动层面上，欧洲并没有街头暴力和大众政治运动。

此外，欧洲的极右翼出于各种原因需要观众（audience）。首先，欧盟作为一个较弱的“联邦政治体”，若想在欧洲拥有权力，必须进行联盟或拥有强力的制衡系统。此外，大多数欧洲国家采用政党比例选举制（party-list proportional system），须得到50%的支持，这意味着欧洲不像英美一样实行两党制，而是多党联盟式政府，这也是欧洲无法像特朗普一样激进的原因之一。欧美有所不同，但总体的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极右翼与传统右翼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联盟的可能性持续上升。

在地区层面，极右翼在德国、波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荷兰等国的表现不一。其社会基础虽类似（教育程度低、收入较低、来自边缘地区），但文化形态与地缘政治立场却千差万别。

目前极右翼在7个国家掌权（或是多数党，或是少数党），包括意大利、匈牙利、斯洛伐克、比利时、瑞典、芬兰、荷兰。同时，奥地利、罗马尼亚也有可能出现极右翼参与的政府。极右翼在欧洲尚未占据多数，但其力量在增长。

在2024年的欧洲选举中，极右翼获得了近25%的选票和席位，但分成了三个集团。

1. 欧洲爱国者（Patriots for Europe）——极右翼社会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者，不反俄，对欧盟态度暧昧，包括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党（Fidesz）、意大利联盟党（Lega）；

2. 欧洲保守与改革派（European Conservative and Reformists）——天主教极右翼保守派、亲美、亲欧盟，包括意大利欧洲保守改革党团（ECR）、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iS）、比利时新弗拉芒联盟（Nieuw-Vlaamse Alliantie）；

3. 欧洲主权国家集团（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 Group）——最激进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反欧盟者、亲俄罗斯者，如德国另类选择党（AfD）。

在欧洲，极右翼民粹主义在各国的形式各不相同。以德国为例，极右翼聚集在前东德的地区，该边界被称为“幽灵边界”（Pahntomgrenzen），只有在柏林、莱比锡等大城市，左派才据多数。保守女性主义的立场在德国的极右翼中占有一席之地（如AfD领导人爱丽丝·魏德尔），特别是在对抗穆斯林的威胁、捍卫女性和同性恋者的权利时，但他们对跨性别者的权利仍持较为保守的态度。此外，德国的极右翼党派在经济较为困难的地区尤为强势。

波兰的极右翼也呈现出“幽灵边界”的特点：在2010年的总统选举中，选举结果与曾经的德意志帝国边界重叠。始终是波兰民族的地区（下图中蓝色区域）在选举中支持极右翼，而西部地区（二战后从德国划归的领土）则更倾向于自由派或保守派政党。不同于欧洲的其他国家，波兰是右翼传统经济解释的一个例外，尽管在经济上表现突出，极右翼在波兰仍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意大利是欧洲的一个例外，极右翼集中于富裕地区，它更像是巴西而非美国。同时，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投票结果上也无太大差异，许多城市居民也投票给右翼。在法国，工人阶级是最强大的选民群体。极右翼领导勒庞在社会层面上的主张相对自由，而在国家管理层面上比其他领导人更加保守。在奥地利，极右翼势力在小城市和乡村中影响力更强，符合经济发展与极右翼的传统经济解释模式。在荷兰和匈牙利，情况有很大不同。虽然两者的工人阶级选民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在社会层面上大致类似，但在宗教层面上，匈牙利的整体文化更倾向于天主教，更加保守。

辛多默教授总结，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有两极。一极是多数为传统工人阶级和Uber工作者的选区（如法国、波兰、匈牙利、德国等）；另一极是混合社会选区，精英阶层占多数（如意大利）。在价值观层面上也存在两极：一极是“现代”右翼民粹主义（内部存在保守女权主义和觉醒文化之争）；另一极是传统的天主教极右翼，在性别问题上保守，而在民粹程度上并不典型。地缘政治战略上也存在两极：适度反对/强烈反对欧盟；支持/反对北约和美国。可以按照社会阶层选区和文化价值选区列为下表：

讲座第三部分，辛多默教授探讨了极右翼崛起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将其归纳为欧洲社会经济与政治系统的衰败。

首先，辛多默教授仔细探讨了“民粹主义”（Populism）的概念。他认为，主流自由主义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往往停留于否定性、道德性标签，缺乏对其政治吸引力的实质性理解。他主张采用一种中性的（neutral）定义，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试图用“人民”（the people）对抗“精英”的政治话语与情感动员形式，关注作为多元化群体的人民，并由一位具有魅力的领袖作为代表。其诉求虽短视保守，但却能触达普通人的“政治潜意识”，这是主流政党无法做到的。

要理解极右翼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需要从多个层面加以解释：

* 经济层面：欧洲在全球GDP占比大幅下降，产业转型失败，绿色转型引发低收入者反弹；

* 政治层面：中央政府的权力薄弱，分裂和两极化的现象严重，政治领导者阶层的治理水平低下；主流政党失去群众基础，民众政治冷感加剧，精英化与短期主义盛行；

* 文化层面：性别革命与多元文化引发保守反弹，穆斯林移民成为替罪羊，并因此引发了外交层面的双重标准问题，国际声誉下降；

* 制度层面：欧盟中心软弱无力，民主机制无法有效回应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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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和

基督教民主党（CDU）党员人数变化

展望未来，辛多默教授认为，极右翼与激进的传统右翼的融合趋势将进一步加剧，欧洲将继续右倾，并面临民主退化与全球影响力衰退的双重困境。要真正应对这些挑战，仅靠谴责民粹主义和技术官僚治理是不够的。欧洲需要“民主3.0”（democracy 3.0），即超越旧有自由民主框架的新型制度创新与政治实验。

在评议环节，崔之元教授强调了现代政治联盟的复杂性，指出在不同地区极右翼支持的交叉现象中，传统的社会阶层与政治立场的联系已不再清晰，挑战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式的阶级分析方法。他认为，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下，社会动态的变化使得传统的左翼和右翼划分变得模糊。特别是进步国际这一由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和桑德斯（Bernie Sanders）共同发起的跨越传统左右翼政治立场的联盟。崔教授认为，民粹主义等社会运动的崛起并不完全符合传统的左右翼划分，需要重新审视这些运动的内涵，并提出全球资本主义的崛起和社会动态的变化是导致政治范畴复杂化的重要原因。此外，他对“极右翼”这一术语提出了疑问，在中立民粹主义的定义需要下，可能需要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表述。

章永乐教授认为，讲座是对欧洲目前民粹主义的一次全面回顾，并提出了四个问题。首先，当前欧洲自由民主模式的衰退是否与两个传统支柱——即美国的军事保护和残余殖民利益的动摇有关？随着美国不再提供免费的保护，欧洲面临财政压力；而全球南方的崛起也导致参与殖民利润不断减少。第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身份术语的定义问题。在全球经济格局和政策转向的背景下，欧洲是否仍然可以被视为发达国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身份是否也在变化？第三，平台经济的发展使得像Uber司机这样的新型工人群体成为政治动员的焦点，其政治潜力何在？在这些工人群体缺乏传统的雇佣关系的情况下，左翼政党是否能够成功动员这些工人群体，如何通过政治动员为他们争取权益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最后，自由民主模式的动摇以及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下，不同国家是否有朝着民主3.0发展的潜力和可能性？

辛多默教授一一回应了这些问题。他同意全球形势变化在欧洲被忽视，指出欧洲过于依赖美国保护，且民族国家过于小，难以应对全球挑战。与中国和美国的规模优势相比，欧洲面临更多困难。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界限确实正在变化，欧洲如今正模仿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吸引外资和分享技术。关于欧洲的文明危机，辛多默教授认为，尽管美国面临生活水平下降的问题，欧洲至今没有类似的情况。同时，移民问题在欧洲引发右翼政党的不同反应，尤其是对非洲移民的排斥，可能涉及种族主义或文化冲突。最后，他指出，中国已从被殖民的国家崛起为全球经济领导者，预计在未来20年内，中国将以经济力量主导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