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文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学习经历、主要的研究兴趣以及撰写《信仰与利益之网》的缘起。李老师在北大历史系学习时的兴趣主要在宋史领域，在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通过一门“从海洋看日本（Japan from the sea）”的课程接触到日本史学者网野善彦（Amino Yoshihiko）的研究，深受启发：如果将东亚的地图转换一个角度，那么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海域看起来就不像是一个阻隔，而更像是一片内海。同时，李老师也从欧洲经济史的课程中接触到地中海贸易的相关研究，了解到研究跨文化的历史情境中发生的长程贸易（long-distance trade）需要关注哪些问题。这些课程和阅读更新了李老师的知识结构，给予李老师不同于以往学术训练的新的视角。撰写博士论文时，李老师基于对中日交流的兴趣，聚焦于839年日本派往唐朝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归国到1403年日本足利幕府与中国明朝恢复官方联系之间近600年的历史，分析了僧侣和海商建立起的宗教－商业网络在朝贡贸易体系之外的兴起和发展。李老师强调，历史上的官方交流和民间交流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往往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在本研究的时间框架内，中日间的官方交流中断，民间交流成为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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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文老师在论坛中发言

李老师从海域史视角出发，选择僧侣与海商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但在写作过程中和写作完成后，也有一些方法论的反思，包括：是否存在海域史的视角，从海域史视角切入研究时，是否是以忽视其他方面的材料为代价的；如何平衡英文学界、中文学界、日本学界不同的研究基础以及对于学术著作不同的评价标准。李老师同时提到进行这项研究时所面对的材料上的特殊性，比如：研究中运用到巡礼僧日记、寺院记录等佛教文献，解读时需要考虑佛教对商业特有的态度；在海域中进行的一些活动是当时官方不提倡、不重视甚至是禁止的，如何寻找相关材料；新安沉船、“板渡的墨迹”等实物材料的出现和留存都具有偶然性，如何解读这些材料并从中看出更大的历史画面；等等。

李老师提到，这项研究除了与中国史、日本史以及中日关系史的学者就中日交流展开讨论，也尝试与研究地中海长程贸易的学者就信仰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对话。在讨论贸易机制时，李老师尝试将研究拆分为几个小问题：在贸易的过程中，海商、僧侣与寺院如何进行合作？皈依佛教的海商如何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贸易的过程中获得便利？商业利益是否促进海商主动皈依佛教？从杭州径山寺与博多承天寺运送木材留存的信件中看商业信函的模式是怎样的？贸易过程中如何处置突发情况？通过这些问题的解答，李老师尝试探讨研究所涉时段内海商与僧侣这一贸易网络形成、发展和结束的完整过程。

接下来，李老师详细讲解了该书所讨论的宗教－商业网络形成的关键时间节点。在宗教－商业网络形成的初期阶段（839-900年），僧侣和海商间的合作尚未常规化，更多是个人层面的交往，僧侣依靠海商渡海、购买佛经，海商借助僧侣的人脉获利。第二阶段，李老师将其称为有官方认同的阶段（900-1100年）。书中通过对日本巡礼僧和中国皇帝之间互动的描述说明中国和日本当权者对这种非官方网络存在的默许与利用。

随着日本大宰府对外来商人的管制逐渐松弛，宗教与商业的互动网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100-1200年）。外商面临的管制松弛，但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了大宰府的支持，需要寻求另外的在地势力的帮助以应对各种风险；从寺院的记录中可以看到僧侣对于海商的认同，也有借助海商传播佛教思想的需要。这促进了僧侣和海商之间信任关系的形成。中国商人原本在日集中居住的鸿胪馆在1047年火灾后未重建，因此获得了在日定居的机会，在博多形成“唐房”。关于唐房的史书记载并不多，考古发现的唐房使得我们对于在日定居的中国海商的规模、人数有了一定的了解。李老师特别指出，唐房的影响可能还可以扩大化，从日本奈良东大寺的石狮可以看出，当时似乎有更多的寺院可以雇佣来自中国的工匠，唐房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日工匠、技艺和物质层面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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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准师范 《板渡的墨迹》

纸本墨书，南宋淳祐二年(1242年)，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第四阶段（1200-1270年），在唐房出现之后，来自中国的海商与日本的在地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僧侣和海商之间已逐渐超越个人层面的互惠互利，形成一种更紧密、更机构化的合作。海商可以隶属于某个寺院，甚至建立寺院，通过寺院进行贸易合作。李老师重点介绍了被现代学者称为“板渡的墨迹”的书信。这封信是公元1245年南宋都城杭州的径山寺的住持无准师范写给日本博多新建承天寺的住持圆尔辨圆的，对其运送木板、协助重建径山寺一事表示感谢。这些木板看起来是礼物，实际上是商品，而这一交易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长期进行书信、礼物和人情的交换——还有对佛教的共同信仰——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和义务。从此个案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海商继续寻求支持和宗教庇护以促进他们的业务，并降低长途贸易的风险；宗教机构寻求海外合作伙伴以推广新兴的佛教教派，获得用于宗教仪式和兴建土木的物质资料。

第五阶段（1270-1368年），新安沉船和在水下打捞出的货物证明了这一时期中日来往贸易量的巨大，从沉船中发掘的28吨铜钱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铜钱的巨大需求。李老师提到忽必烈两次攻打日本对中日长程贸易的影响，在这一动荡时期，许多中国禅宗大师应邀或为逃离蒙古统治而前往日本，进一步加强了中日之间的宗教联系；日本与大陆有联系的禅宗寺院是贸易中最为积极的参与者，佛教关系在贸易中仍发挥着多重作用。贸易得到了镰仓幕府的支持，因为幕府统治者需要许多来自大陆的商品以促进镰仓转型为繁荣的宗教、商业和文化中心。第六阶段（1368-1403）以1403年中日恢复官方贸易作为结束，经过此前五个世纪宗教—商业网络的浸润，明朝和日本的贸易关系与唐朝和日本的贸易关系相比已经有了不同，宗教和商业在官方外交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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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传绘卷》卷三第一段:渡海船逢凶化吉（局部）

大和绘，1298年，日本唐招提寺藏

报告最后，李老师分享了2018年在日本进行考察时的一点感想。李老师在志贺岛山顶回望福冈，联想到当时日本的遣唐使或许也从这里回望家乡，转身则是前路无尽的汪洋。从历史记载来看，遣唐使的海难率很高，李老师感慨，这些历史人物在当时的环境下在中日之间的海域航行需要很大的勇气，自己也是带着敬意在考证、叙述这一段历史。

讨论环节，康昊老师首先肯定了本书的价值，认为李老师的著作讨论了中日之间以海商和僧侣为主进行交流的时代，探讨了海商、僧侣和寺院之间的合作方式，这种合作不仅存在于中日之间，而是一个很广泛的网络，宋朝的商人甚至还帮助日本的僧人购买高丽的书籍。康老师进一步从日本史的角度提出思考，指出信仰和利益之网背后的统治者也值得关注。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这是一段中日之间外交中断的时期，没有遣唐使、遣明使这样的朝贡外交。日本当时采取的是所谓“积极孤立主义”的态度，倾向于避免进入中国的册封体系里，当时也缺乏常备军，没有对外抵御的能力，是一个比较内向、收缩的时代，在新罗使和渤海使之后，几乎没有使节到访日本。当中国和高丽的各种信件、文书送达日本后，日本虽然也有朝廷出面回信的例子，但更多是以“大宰府牒”这样地方文书的形式来进行回复。在这个意义上，将之视为中日外交中断的时期确实是有道理的。但是，正如李老师的研究所揭示的，这一时期存在各种民间甚至不仅仅是民间的交流形式，而且，这些交流背后存在很多官方的、统治者的因素。李老师书中提到的三位最著名的入宋僧——奝然、寂照、成寻——背后都有当时权倾朝野的政治人物的支持。康老师提示，当时日本已经进入多元分权的时代，是否仍然需要强调标准的国家间的外交，还是可以以新的术语（比如“权门外交”）来理解当时的外交关系，是值得思考的。如果将这些权门推动的往来也视作官方的交往，那么就可以看到大量的摄关家使、武家使、上皇使，他们实际也带有官方背景，与交流的对方有官方往来。他们承担着各种任务，比如聘请海外人员、到宗教圣地供奉物品、进行贸易等等。五山禅林兴起之后，禅宗教团有着更广泛的人际网络，这些交往背后可以看出更多统治者的加入。在信仰与利益之网背后，如果将当权者或世俗的地方势力纳入进来，以一种更广阔的视角去看待宗教与商业的关系，或许能够颠覆“外交中断”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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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山十刹图之一日本京都东福寺

丁雨老师提到该书提供的许多正向启发。在选题上，李怡文老师对东亚海域以及东亚佛教的机制进行的考察具有特别的价值。其次，李老师在书中通过对佛教群体和贸易群体互动的分析，有助于研究者关注到文化群体对贸易的促动作用。在叙事层面，丁老师指出该书的写作方式比较符合西方学界的习惯，开头讨论典型个案，再以故事般的叙事分析个案的内在过程，然后以案例为支点撬动对于区域性或时代性的观察。文字精炼克制，意在言外，使读者沿着作者所发现的历史线索进入到独特的历史场景之中。接下来，丁老师围绕如何看待佛教在中日贸易中的重要性这一话题展开讨论。在丁老师看来，可以与官方的政策力量等量齐观的是市场的客观规律，如果立足于市场的视角，寺院和佛教教众看起来只是一个有文化、有购买力的消费群体，利用佛教网络进行的贸易是否可视作官方朝贡贸易的替代还有待商榷。其次，本书的基础史料以僧侣为重，海商的比较少，这是否会影响研究者对于佛教、贸易两者谁是更基础性存在的判断？同时，中国民间信仰状态是多元的，在比较的视域下，是否能够对佛教在诸多信仰中的位置进行定位？在考古材料的运用方面，丁老师提到，李老师在书中似乎更偏重强调宁波的作用，但宋元时期广州、泉州非常重要，在日本发现的陶瓷品也以福建产的为多。博多唐房的考古材料似乎只能说明中国商人在当时当地比较活跃，对于佛教在贸易中作用的证明力度稍显不足。新安沉船的货物百分之六十是浙江青瓷，百分之三十是景德镇的青白瓷，在中日海域的贸易之外其实还存在一个中国内部的贸易网络，佛教在这个网络中是否起到作用？新安沉船的证据似乎只能说明东福寺是“股东”之一，李老师在书中提到的另一艘沉船后渚沉船则看不出宗教因素。丁老师认为，在中日海域的贸易网络中，赚取利润可能是更本质的目的，佛教信仰和佛教文化在其中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还有待更进一步的定位。李老师的研究提示和启发学界更全面、更精准地理解这一历史时期中日之间的贸易。

陆扬老师认为，这一历史时期以中日贸易为主的东亚贸易圈内涵丰富，李老师的研究选取了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几个面向进行叙事，脉络清晰。以往对于中日交流的讨论往往难以脱离遣唐使的模式，实际上中日之间真正的物质与文化交流高峰是在遣唐使回国之后，李老师的研究即聚焦于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陆老师赞同康老师的观点，认为如果只以官方/非官方来描述中日间的交流形式，恐怕不太能够反映当时日本多元分权的实际情况。对于佛教的驱动作用，陆老师提示，宋代对佛教僧人可能有超越一般社会阶层的同情，佛教对于贸易的影响大概可以一直延续到明代中期。另外，高丽的因素也值得重视，高丽与中国的贸易网络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网络有何异同，或可做进一步的研究。最后，陆老师提到《平家物语》中关于中国各地特产的描述，斯波义信认为宋代中国形成了区域贸易的特色，那么，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是否也能体现这样的因素，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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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本《平家物语》

大东急纪念文库藏

张帆老师认为，李老师的著作是研究唐后期至明前期中日关系史、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力作，通过对于宗教—商业网络的分析反映了佛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要性。书中运用了以往学界重视不够的留存于日本的日记、书信等零散材料，对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有很大帮助，学界应该重视对于域外汉文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方诚峰老师认为，李老师的研究没有纠缠于宋朝市舶司和日本大宰府的制度，而是立足于海洋贸易的实际运行，这是研究的特色所在；将僧侣与商人在中日交流中所形成的信仰与利益之网进行了清晰的描述，线索和主题突出，为进一步的讨论构建了良好的基础。方老师认为，用“半官方”来形容这一时期中日之间的往来或许比“民间”更合适。日本佛教和政权的结合强于宋朝，这就决定了推动信仰与利益之网这一交流形态形成的主要动力是日方。在宋朝中国这一方，寺院的介入不是那么的直接，在贸易中更多起到协助的作用。此外，方老师还对李老师书中提到的具体个案提出了自己的解读。关于唐代海商蔡辅的头衔，方老师指出，将“容管道衙前散将”解释为没有级别、没有实际职责的头衔可能过于笼统，唐代后期藩镇“散将”是一种阶官化的幕府的武职，可以从事各种事务，商业性的事务是其重要职能之一，这一头衔意味着蔡辅可能代表了容管道经略使进行海上贸易。关于成寻和神宗的互动，方老师认为，从见面的仪式和宋朝的后续文书来看，宋廷对于朝贡还是有所期待的，只是现实中未能达成。关于“板渡的墨迹”，方老师认为其中“未免经朝省陈请尔”一句可以说明此事还是经过尚书省才得以解决，这也有赖于径山寺住持无准和权臣史弥远乃至理宗本人的长期交往；史料中将这些木板视作来自日本的赠与，其他地方的佛教信众也有捐赠，可能径山寺未必需要亲自参与中日之间的贸易，而更多发挥接洽、与官方沟通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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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最后，李怡文老师对各位与谈人的点评和建议作出回应，并回答了在场听众的问题。本次论坛在切实的交流与对话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