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丹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方法，即将个案置于宏观历史脉络中考察。在她研究的历史时期，方济各会是欧洲最具影响力的组织之一，深刻影响欧洲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本讲座从外部视角出发，探讨方济各会作为自主的制度系统，如何与欧洲其他重要系统，如教会、王权与新兴社会阶层互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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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丹老师在讲座中

方济各出生于阿西西一个介于市民阶层和贵族之间的家庭，父亲是坐拥地产的布商，这一背景赋予了方济各思想以相关的阶级特征。12至13世纪的意大利，商业和金融迅速发展，贫富差距扩大，自治城市的兴起也伴随着对周边地区的剥削。李老师强调，方济各虽被视为修会创始人，却始终是一位平信徒，其思想深受当时俗人宗教运动影响。方济各会的核心理念是“至高的贫穷”——不仅放弃个人财产，也放弃集体财产与固定住所，走向病人、穷人与异教徒。方济各认为，财产是社会问题的根源，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颠覆性。他以自愿贫穷对抗逐利的城市社会，赋予穷人的生活以尊严和正义，因为基督本身就是穷人。与此同时，他并不否定富人，只要富人愿意慷慨施予，就同样应被视为社会财富的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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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西的方济各画像

The Cave of Saint Benedict, Sanctuary of the Sacro Speco

李老师选取的第一个案例是格里高利九世与方济各会的复杂关系，借此探讨13世纪上半叶方济各会与罗马教会的互动。方济各约在1208年完成“转变”，放弃家产，外出传道。起初，教宗英诺森三世对其兄弟会持观望态度，而枢机主教于格（后来的格里高利九世）则成为方济各会在教廷中最重要的支持者。他曾担任方济各会的枢机保护人，后来参与修订方济各会会规。方济各去世两年后，格里高利九世将其封圣，却又否认其遗嘱的法律效力，主张教会有权裁决修会争议。由于格里高利在方济各会事务上的诸多举措，他在当时以及后世的评价颇具争议。虽然也有部分学者将他与方济各会的关系解释为合作，但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体现了等级体制与自由精神之间的张力，教宗意在将修会纳入教会体系加以整合与利用。

李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格里高利九世追随方济各，希望成为像他那样的圣徒，就像方济各追随基督。这一观点源于《教宗格里高利九世传》，一部教会官方史书。书中保存了教宗为方济各封圣时的布道词，其中引用《德训篇》，用晨星、圆月和太阳等意象将方济各比作大祭司西蒙，同时弱化了其贫穷理念，将其形象转向教宗自身。李老师进一步指出，《格里高利九世传》和托马斯·塞拉诺的《圣方济各传》都采用光明与黑暗、新与旧、天与地的对比手法。格里高利九世将自己类比为方济各的行为，固然可以在他与腓特烈二世的政治冲突中去理解：在绝罚腓特烈二世的布道词中，他援引《启示录》，将其比作恶龙，由大天使米迦勒战胜；而在教宗的赞美诗《最后的恶龙之首》中，方济各被描绘为基督的新使者，持剑对抗恶龙。但李老师特别强调，教宗并非只是借用方济各会的精神打击敌人，反而是受其影响，重塑了对自身职责的理解。正是在追随方济各的过程中，格里高利九世对小兄弟会（方济各第一会）和贫穷修女会（方济各第二会）都给予了诸多支持，还为贫病者修建医院，捐赠财产。此类举措还为罗马教会立下了追随圣徒的榜样。与12世纪更多强调教宗的能力不同，13世纪的教宗形象更强调其神圣性，逐渐向着“天使教宗”的方向演变。正是由于教宗对方济各的追随及其深远影响，越来越多方济各会士出任高级教职，最终出现了首位出身该会的教宗——尼古拉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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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otto di Bondone, Legend of St Francis,

Dream of Gregory IX

在第二个案例中，李老师通过对一部抄本的研究，揭示了方济各会在13世纪下半叶如何登上世界历史的舞台。方济各封圣后，修会迅速从意大利扩展至全欧，与地方教会和王权建立了紧密关系。在法国，路易九世效仿方济各，乐善好施、修建医院、亲自照顾麻风病人，任用大量托钵修士服务王权。其中，鲁昂大主教欧德·里戈是路易九世最重要的谋士和密友，也是方济各会士。李老师的研究聚焦一部保存在英国、与鲁昂大主教及当地方济各会密切相关的抄本（以下简称“C抄本”）。

在论证该抄本与方济各会关联的过程中，李老师首先关注抄本中的《诺曼公爵事纪事》《编年史》续编。这一文本的创作时间、地点和背景与抄本编纂最为接近，最能体现当时的关切。与其他诺曼编年史中鲜有提及方济各会不同，该文本逐字引用了方济各会会规的核心内容，对方济各会和道明会都持赞扬态度。抄本正文和边注共同反映了这两个修会在诺曼底广受欢迎。其次，抄本收录了两部重要的“蒙古行纪”：《蒙古史》（柏朗嘉宾）和《东行纪》（鲁布鲁克），作者皆为方济各会士，均曾觐见蒙古大汗，并将著作献给路易九世。这两部作品的传播路径揭示出一个以法国宫廷为中心的微型方济各会知识网络，为当时了解东方，特别是远东，提供了重要窗口。最后，抄本末尾是教宗马丁四世的通谕，确认了在无须地方教士授权的情况下拥有听取忏悔和布道的权利，引发了法国大主教和教士的广泛抗议，这是13世纪托钵修会经历的重大危机。该文件促使李老师关注这位在史书中不甚显眼的教宗，并进一步揭示了他与方济各会及欧德·里戈之间的密切联系。综合对C抄本的研究，李老师认为，该抄本的大部分内容曾为鲁昂大主教欧德的工作参考，其最终编纂可能由鲁昂方济各会士、马丁四世的亲信尤斯塔斯完成。抄本对当时处境困难的鲁昂方济各会具有重要意义。其所涉及的复杂人物关系与广泛空间网络，也反映了13世纪下半叶方济各会士所发挥的广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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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 of Torigni 版《诺曼公爵事纪事》《编年史》续（1169-1272）

讲座的第三部分以“蒙古和平”为背景，探讨方济各会在14世纪上半叶东西交流中的作用。向“外邦人”传教向来是方济各会会规中的重要内容，方济各及其追随者鲁布鲁克和孟高维诺等都曾以身作则，不带财物前往东方。14世纪初，蒙古四大汗国达成和平，承认元朝宗主地位，陆路交通得以恢复。1307年，教宗克雷芒五世设立“汗八里（北京）总教区”，统辖远东教务，频繁派遣托钵修士作为特使，寄送文书。罗马教会在14世纪上半叶成为了与东方政权外交联系最密切的欧洲政治体，以至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甚至以双十字佛塔图像标示阿维农（写作“阿弥纳昔南”）。李老师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整理并注释罗马教廷在14世纪上半叶发往蒙古各汗国的约180份文书。

方济各会在东方与罗马教会密切合作。早在13世纪30年代，格里高利九世就颁布过诏书《第十一小时》，在蒙古西征之际强调获得救赎的紧迫性与最后之工（即使外邦人全部皈依）的意义，以末世论话语凸显托钵修会的重要性。此后历任教宗持续发布相关诏书，至14世纪，教宗以同名诏书设立了汗八里大主教区和苏丹尼耶大主教区，赋予赴东方的托钵修士广泛权利。其中一项职权是通过发放赦罪令接受捐赠，这使得方济各会士尤其受到商人欢迎，他们可藉此减轻罪疚。实际上，方济各会和商人的合作在欧洲很普遍，商人对方济各有天然的好感，因为他本身也出身于商人阶层，并且方济各会承认商人的社会贡献和冒险精神。李老师援引多项史料说明了方济各会与在东方的欧洲商人如何密切合作：如孟高维诺和马黎诺里的记载、扬州热那亚人伊利诺尼的墓碑，以及在元顺帝与教宗本笃十二世互派使节期间，教宗为多位热那亚商人颁布赦罪令，这些人或亲赴中国经商，或资助行程，有些更与教宗使节同行前往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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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意大利热那亚商人伊利诺尼墓志拓片

以上三个案例共同展现了方济各会在13至14世纪的兴起历程。李老师总结道，方济各会修士并非局限于修院之中，而是积极回应社会问题，与教会、君主和商人互动合作。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始终坚守对“贫穷”的追求，并将其融入更广阔的社会体系，最终使这一核心价值被各方接纳与吸收。

彭小瑜老师肯定了李文丹老师讲座所涉文献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李老师讲座的跨学科和跨地域研究的特性。他总结了讲座带来的两点启发：一是方济各本人及其修会虽然都以清贫为最高理想，却和商人们关系密切，看似不同寻常，其实却和中世纪欧洲教会在工商业发展上的开放态度吻合；二是中世纪欧洲教会对贪婪的批评在原则上是对财富社会性的一种认可，而不是对工商业和金融活动的禁止。彭老师指出，基督教人士自古典晚期以来对贪婪的斥责，方济各会对清贫的强调以及对私人财富囤积的系统批判，有助于在中世纪欧洲建立规范的市场秩序，推动了工商业的有序发展，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并且构成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传统，成为怀疑和批评现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