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伊始，白永瑞老师以自身学术历程为引，着重阐释了其核心研究关切的形成过程。白老师回顾了世纪之交时他于《在中国有亚洲吗？——韩国人的视觉》与《世纪之交再思东亚》两篇文章中，向中国读者提出的问题，即“中国是否真正具有对周边邻国的横向认知”。白老师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少“亚洲性的展望”。“中国人有一种很强的观念，即中国要直接面对世界即西方，而对中国周围的邻邦却很少关心。”（白永瑞：《在中国有亚洲吗？——韩国人的视觉》，《东方文化》2000 年第4 期） 基于这样的学术思考，白老师在过去二十余年里开展了一系列联合活动，而在本次讲座中，他将把孙中山的亚洲主义置于中国思想史的东亚论述谱系中进行考察，通过细致的文本辨析，区分孙中山“所说”与“未说”的内容，来揭示其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特征，最终探讨这一思想资源在当代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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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老师在讲座中

白老师首先厘清了核心概念“亚洲主义”与“东亚论述”的概念分野。他指出，东亚论述作为一种更宏观的分析框架，是以东亚作为单位的思考与实践，其下则有亚洲主义等概念分支。其中，亚细亚主义（或称泛亚洲主义Pan-Asianism）特指近代日本及其他亚洲国家联合反抗西方霸权的理想或运动，而其思想内涵往往随着国际格局变化而调整。早在1990年代，白老师就已提出“东亚论述”的概念，但白老师强调，这一论述需在当前全球秩序深刻变革的背景下重新审视，以对该论述体系进行批判性反思与理论重构。2022年，白老师出版著作《东亚论述的谱系与未来》，梳理了韩国的东亚论述谱系，目前正致力于中国东亚论述谱系的构建工作，首先重点探讨孙中山在这一谱系中的独特位置。他特别援引学者孙江的研究，其将民国时期的亚洲主义划分为三种类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想象的亚洲主义”、李大钊的“批判的亚洲主义”，以及红卍字会体现的“实践的亚洲主义”。这一分类为理解亚洲主义的多元面向提供了具有洞见的分析维度。 但是现在需要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新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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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东亚论述的谱系与未来》

首尔：Nanam出版社，2022年

白老师对中国东亚论述谱系的研究构想将聚焦于三个层面：首先，通过分析“世界-亚洲-中国”这一三层空间认识结构，探讨全球主义（反帝国主义）、区域主义与民族主义在不同历史语境下的互动与转化机制；其次，考察东亚论述中“文明论”与“局势论”的内涵及其关系；最后，深入探究东亚论述如何成为推动国家内部改革的动力机制。作为这一系统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讲座特别聚焦于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通过三重维度的考察——梳理孙中山亚洲主义研究现状、比照民国时期其他思想家的亚洲主义思想、检视后冷战时期中国“作为方法的亚洲”论述——将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脉络之下加以相对化思考。

在探讨孙中山亚洲主义的思想结构时，白老师首先聚焦于一则文本源流的考辨问题。他指出，孙中山1924年关于“大亚洲主义”的演讲记录存在中日文版本的显著差异：日文版缺少了中文文本末尾对日本外交政策的批评性论述，而中文版则保留了以“王道”和“霸道”理念暗讽日本扩张主义的内容。据孙江的研究，中文版中突然插入的“王道”论述可能受到王正廷的影响，后者曾于1923年在《东京朝日新闻》连载《王道与霸道》一文，借文化隐喻向日本施压（参见孙江：《孙中山临终演讲被删改的20分钟：日本为何害怕“王道”宣言？》，谓无名公众号，2025年3月12日，https://mp.weixin.qq.com/s/q8mm7Wty3N77_yVA4_8uvA）。孙中山选择以俄国“弃霸道行王道”的叙事间接批评日本，既体现了其作为政治家的策略性表达，也反映出跨文化传播中思想表述的适应性调整。而在既有研究中，白老师指出，学界长期将孙中山的亚洲观简化为“以王道复兴中华文明”的文明论叙事。这种解释虽捕捉到其思想的文化底色，却忽略了其作为革命家与政治实践者的多重维度。为此，他提出需从“局势论”与“文明论”的双重视角重新审视孙中山作为政治家、革命家和思想家所提出的亚洲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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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住所的阳台上

接着，白老师深入剖析了孙中山亚洲主义中的“局势论”面向。作为政治实践者，孙中山展现出高度的现实敏感性。裴京汉等学者批评孙中山为争取日本支持、迎合日本人的情感和思维而提倡亚洲主义，忽视了朝鲜等被殖民民族的处境。对此，深町英夫提出创新性解读，将孙中山的外交活动形容为“十一面观音式”的灵活策略——即根据各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动态调整立场，典型体现在“联俄”“联日”以“兼顾双方”的局势论。其中，孙中山创造性地将共产主义诠释为儒家乌托邦思想，把苏俄纳入“东方”国家的框架，为“联俄”政策提供合法性。深町英夫同时注意到，孙中山的“反帝国主义仍与大中华主义形成了表里一体的关系”。

然而，透过“世界-亚洲-中国”的三层认知结构，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中，“亚洲”作为一个调和反帝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张力的关键媒介的意义却被相对弱化。曾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的赵素昂就曾提出过一个批判性观点，为此提供了重要参照。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可追溯至韩国的殖民化，而日本军国主义的膨胀根源，则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朝鲜殖民化的纵容。这对理解孙中山局势论的历史语境作出了重要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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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素昂（1887—1958）

韩国独立运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

在此基础上，白老师进一步梳理了孙中山亚洲主义中“文明论”的思想内核与学术争议。大亚洲主义以儒家“王道”“仁义道德”作为文明论的核心基础，其理念是联合包括欧洲内部在内的被压迫民族，共同追求全体民众平等解放的文化，但学界对其内涵与历史定位存在一定分歧。如杨念群指出，孙中山的文明论本质上是把传统王朝看待周边秩序的传统“天下观”与现代国家认同的杂糅结果，试图以儒家伦理重构区域秩序。汪晖则提出更积极的看法，认为孙中山的“王道”文化是“求一切民众和平等解放的文化”，是以民族自决为基础、通过民众联合以超越帝国主义构想的“多元民族主义”。他特别强调孙中山将苏联纳入“东方王道国家”范畴的做法，体现了文明论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潜在联结。

深町英夫从现实策略的角度出发，认为孙中山对“王道”的诠释本质上是服务于外交实践的工具：一方面通过“同种同洲”话语获得日本支持，另一方面则借东方和西方的二分法合理化联俄政策，并由此号召日本人也加入阵营。孙歌则通过对比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孙中山思想中局势论与文明论的重叠与背离。她指出，孙中山的论述仍依托传统“中华文明圈”框架，难以摆脱中华中心论的桎梏。他与李大钊之间的对比和差异，折射出两人思想资源的分野：孙中山依托儒家道德政治理想，李大钊则诉诸国际主义和民族自决理论。白老师则从李大钊大亚洲主义思想的独特之处进行了补充。在李大钊关于“联治/联邦”的构想中，“联治主义”与“民主主义”有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个别国家的自我改造（民主化）与作为区域构想的联邦从而得以结合起来。作为一种思想资源的“联邦”，则可以“对‘新中国’这一国民国家的单一身份进行内破（内在否定）”。

在讲座最后部分，白老师梳理了孙中山亚洲主义的历史走向及其在当代的转化可能。他指出，20世纪20年代后，东亚论述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式微。这一局面的打破始于冷战时期的地缘政治重构——1955年万隆会议后，“亚洲”在毛泽东提出的“第三世界”理论中拥有了新的意涵。孙歌认为，第三世界理论虽未直接引用孙中山话语，却内在承继了孙中山和李大钊的亚洲主义，并通过毛泽东的全球革命想象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宋念申在《发现东亚》中进一步指出，二战结束后，“亚洲”已脱离了传统的地理、文明或种族范畴，而成为了象征第三世界革命的政治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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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念申：《发现东亚》

北京：新星出版社，2024年

到了后冷战时期，“东亚论述”伴随着东亚地区之间的实质性联系的扩散，在中国知识界历经三重契机得到复兴。 第一个契机是对“东亚儒学”的关注，第二个契机则是在亚洲经济危机后，东盟、中韩日政府共同推进区域合作，使得关于“东亚共同体”的讨论得到关注。而白老师尤为关注第三个契机——“作为方法的亚洲”概念的引入。这一思潮源自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和沟口雄三，近二十年来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白老师将其特征概括为“中国的相对化/历史化”。其注重东亚作为一个主体性认识框架，在空间维度上将中国置于区域与全球的互动网络中审视，并在时间维度上关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延续与断裂，从而提供了一种相对化、批判性思考中国问题的认识论工具。

以“作为方法的亚洲”为视角，白老师在讲座最后阐释了孙中山亚洲主义的当前意义。在局势论层面，中国从半殖民地到“全球中国（global China）”的国际地位变迁，深刻改变了其亚洲话语的表述形态与接受效果，但对孙中山亚洲主义思想中“中国中心主义”的批评，仍值得在当下政治文化和外交政策中进一步追问。在文明论层面，孙中山基于“天下”观念构建的亚洲秩序想象，含有希望通过天意来控制世俗权力无限扩张的隐秘设计。若将这种“道德希望”的效果纳入考量，则需注意其可能产生的对现实政治的隐性观照与反思，审慎把握历史论述与现实批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尤为重要的是，白老师强调了孙中山思想中“没有说”的内容，即国家内部的自我改造和人民主权的重构，如何与亚洲主义互相联系。通过思考这一问题，似乎可以为三十年前“在中国有亚洲吗”的问题找到当下连接中国现实乃至未来愿景的具体通道。白老师提出，中国可以加强其“复合国家性”而非“文化联合性”，在制度层面完成“复数主权”的多元化分享，从而实现国民国家的自我转型（参见白永瑞，《〈複合国家〉論の可能性——民主主義の危機と向き合う》，《思想》2024年2月，第1198期）。在当下的文明大变局时期，东亚论述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和历史实践经验，其意义仍值得深入挖掘，也需要我们珍视并加以批判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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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在与谈环节中，与会师生围绕中国与亚洲的认同关系、亚洲话语复兴的历史警示、孙中山思想中的“革命论”维度等议题展开了深度对谈。白老师在回应中特别强调，当代东亚论述必须汲取历史教训，避免重蹈大东亚主义的覆辙，并应通过文明互鉴与社会内部革新来探索区域合作的新路径。在总结部分，白老师重新聚焦孙中山亚洲主义思想的核心特征，指出其“局势论”与“文明论”之间的内在张力构成这一理论最具生命力的特质。任何偏执一端的解读，都将削弱这一思想应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潜力。通过对孙中山百年前“所说”与“未说”的辩证考察，不仅能够深化对其思想的理解，更能为当前亚洲面临的复合型危机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