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李零教授讲述了自己和夏德安教授多年来的学术交往，并提示了本次讲座中一些关键问题。

夏教授说明本次讲座的重点有二：一是葛兰言所说的数字游戏（numerical play），在公元前四世纪的知识体系中具有重要意义。其二，由于数字游戏的重要性，学界以阴阳五行概括当时的思想世界不够准确，建议改用“关联思维”（correlative thinking）一词。关联思维指一种互相对应的，全面包含天、地、人、神、万物的分类系统；不一定以五行或阴阳为基本要素，而是涵盖战国时人观念中构成世界的各种要素。清华简《五纪》就是一种包含关联思维的文本，所用的关联思维是数字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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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安教授在讲座中

首先，夏教授讨论了“数字游戏”的概念。1934年，葛兰言在《中国人的思维》一书中提出“数字游戏”一词。他认为：“数量概念本身在中国的哲学思考中不起什么作用，算术和几何知识主要流行于匠人（诸如测量土地者、木匠、建筑师、音乐家）中。然而中国古代圣人对‘数’却极感兴趣，尤其是当这种知识可以用于操纵数字游戏时。”因此，数字游戏是一种有理论性的思想。在葛兰言的眼里，匠人跟圣人似乎有绝对的分别。通过今天的出土数术文献，似乎难以看出这种分别，一个匠人也可以是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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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维》（La pensée chinoise）法文版封面

葛兰言又说：“在中国，数字分类垄断了思维和生活的一切。由于它们的合并方式和互相对应关系，它们就造成了全面的关联系统。”葛兰言从社会学，而不是思想史、哲学史的角度切入研究，认为思想系统跟广泛的文化有关，数字是实用而非抽象的。在他的研究中，借鉴了同事涂尔干、莫斯的理论。当时三人都在巴黎做社会学研究，彼此之间颇有影响。

葛兰言尚未提出“关联思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首位使用者是李约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从科学史的角度切入，提出在古代中国，关联思维就等同阴阳五行。此后西方汉学界大都沿袭他的看法，认为五行完全是抽象概念，跟物质生活的关系不大。但也有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比如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马克教授就主张五行有一些具象的成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葛瑞汉全面阐述了阴阳和关联思维的关系，把阴阳五行思想与诸子百家严格区分开。他说：“在中国古典时期，只有占星家、占卜家、乐师、医生关心关联思维，诸子百家（从孔子到韩非子）一点都不关心。”以葛瑞汉为代表的西方汉学界还认为，阴阳五行思想演化成理论体系要晚至秦汉。从新出土的战国数术文献来看，夏教授认为这两个论断都有必要修正。《五纪》就是一个以数字游戏为基础，建构理论体系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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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隶书《阴阳五行》帛书

接着，讲座进入到对《五纪》文本的具体分析。夏教授首先指出：第一，《五纪》缺乏阴阳五行说作为推理依据。并非《五纪》中没有可以破读为“阴”或“阳”的字，但它们出现时未体现出重要的理论性。第二，“后曰”的内容是一些格言，描述的是重新创造世界的过程。第三，“后”“帝”“文后”“皇上帝”是同一个至上神。

接下来，夏教授介绍了《五纪》中数字游戏的基本规则。简3提出，五纪为日、月、星、辰、岁。简4说“遥古之纪自一始”、至于五，一就是日。从简5开始，先强调“天下之数算，唯后之律”，再将“天下之时”“度”“正”“章”分为五类，与一、二、三、四、五对应。比如一是风，是直，是礼，是青；二是雨，是矩，是义，是白，等等。对战国时代的读者而言，《五纪》后文再出现这些词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数字，但也很容易将其与数字对应，从而进行一个数字游戏。

进一步地，夏教授以简16至21为例，说明了数字游戏的具体实践。这段话有五个“后曰”。第一个“后曰”说五纪“敷设五章，素和，因质传起”，可以对照《周礼》“凡画缋之事，后素功”，以及《礼记·礼运》“五色、六章、十二衣，还相为质也”来理解。五章指古代的章文系统，在礼仪场合，要按照时令选用衣服的章文。前简已经提到青、白、黑、赤、黄是“天下之章”，对应于一、二、三、四、五，因此这里说：“五算合参，礼义所止，爱中辅仁，建在父母。”“礼”“义”“爱”“仁”“中”又分别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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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五纪》

第二个“后曰”的数字游戏，是倒序进行的：“五规，四称，三准，二矩，一绳。”第三个“后曰”说“伦五纪”，同理可以破译如下：“绳（1）以为方。礼（1）青爱（3）黑，青（1）黑（3）为章，准（3）绳（1）成方。义（2）白中（5）黄，黄（5）白（2）为章，规（5）矩（2）成方。”

青黑、黄白已经构成了两个章文，因此第四个“后曰”先说“集章文”。继续按数字游戏破译：“礼（1）唯德。曰礼（1）、义（2）、爱（3）、仁（4）、中（5），合德以为方。”在章文背后，这些道德观念可能是很重要的。第五个“后曰”与宇宙结构有关，按照数字游戏破译为：“参律建神正向。仁（4）为四正，东枕，南枕，西枕，北枕。礼（1）爱（3）成左南维，北维，东柱，东柱。义（2）中（5）成右南维，北维，西柱，西柱。成矩（2）。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纪参，成天之堵。”这段话描绘了一个正方形图案，这就是出土文献中常见的日廷图、勾绳图：

以这个正方形图案为框架，只是为了排列与章文有关的信息，而不是申述宇宙论或实用的数术知识。

夏德安教授最后强调，《五纪》不该被误解为一个数术文本，它一定跟哲学有关，要表达各种各样的观念、思维，在公元前四世纪的政治思想界具有重要意义。

李零教授就讲座内容进行评议。哲学史家一般认为阴阳跟《易传》有关，五行跟《尚书·洪范》有关。整理者也比较强调《五纪》与《尚书·洪范》及《五行传》的联系，似乎认为《五纪》有一个儒家传统。不过，有些讲数字或者阴阳五行的出土文献，比如《老子》《太一生水》，一般不被认为属于儒家系统。阴阳五行是一个很大的理论体系，有好多方面的知识都支撑着这个体系，比如音乐、度量衡，等等。到宋学以后，儒家经典又被发掘出来重建中国的宇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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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零先生评议

有听众提问，在夏教授解读《五纪》的过程中，“数字”显示出了极大的重要性，那么“游戏”一词是否有非常明确的指向，还是说可以用其他词替换？比如“运算”。《五纪》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是描述重新创造世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非常宏大和严肃的，“游戏”一词似乎不能匹配。夏教授回应道，“游戏（play）”这个词对应于法语jeu，葛兰言用它表达的意思比较广泛。在社会文化领域，人们之间一般的活动都可以称作jeu。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法国社会学家而言，jeu的概念跟礼仪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占卜就可以称作jeu。

还有听众提到，葛兰言关于分类的想法，很大程度上来自涂尔干、莫斯。涂尔干、莫斯在《原始分类》一书中认为，分类的形成不是个人心智的产物，而是社会分化的结果。最早、最简单的分类是二分，在部落社会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二分。从二分到五分，反映了社会等级关系的复杂化。因此《五纪》中的五分，不能完全被看作是思维的游戏。夏教授回应道，现代人类学家对涂尔干、莫斯等人的一种批评，就是按照他们的说法，原始社会的人们本无抽象思考的能力，要先通过聚落生活的经验，才会逐渐意识到一些抽象概念。现代人类学家承认，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研究公元前四世纪的出土文献，不能全盘接受葛兰言对原始社会的想象。

此外，在场的老师、同学们还围绕《五纪》文句的具体解读，《五纪》与《汉书·律历志》的联系、与六朝以后道教文献的联系，战国秦汉的五行理论，公元前四世纪思想界的整体图景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次讲座最终在热烈掌声中圆满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