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开始前，郭津嵩老师首先介绍了李霖老师和陈苏镇老师的研究领域，并和陈苏镇老师一起为李霖老师颁发了聘书和纪念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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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苏镇老师为李霖老师颁发未名学者证书

《史记》作为中国首部纪传体通史，历来被冠以“实录”“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标签，另外还有司马迁作“谤书”之说。实际就撰作动机而言，李霖老师认为司马迁对于《太史公》书的期许是“继《春秋》”。在论证司马迁以“继《春秋》”为己任之后，李霖老师提出对于“《史记》如何继《春秋》”，需要讨论两个前置问题，一是《史记》内部的融贯性问题，二是司马迁对孔子及《春秋》的定位。本次讲座主要解决第二个问题，该问题也可以表述为“孔子何以入世家”。

在进入正题之前，李霖老师说明“《史记》如何继《春秋》”这一选题受到台湾学者阮芝生先生的影响，在对于《史记》性质的认识上，也受到祝总斌和陈苏镇先生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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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

[汉]司马迁 撰，赵生群 修订

中华书局，2014年

对于“孔子何以入世家”，李霖老师指出，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如何看待孔子，甚至不在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而在于司马迁如何认识孔子。《史记》作为一部成体系的大书，需要将《孔子世家》置于《史记》全书的整体框架下进行理解。

在世家之外，《十二诸侯年表序》《儒林列传序》与《太史公自序》共同勾勒出孔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周道缺”“周室衰”而“政由强国”“力政”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孔子的核心形象是“明王道”，而其“王道”主张与“力政”的现实格格不入，故而无法施展抱负，所以才“作《春秋》以当王法”。李霖老师特别分析了《十二诸侯年表序》中“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的句法逻辑，指出“是以”一词表明，“莫能用”是“明王道”的孔子在“力政”横行时代的必然结果，这一定位显示，司马迁笔下的孔子并非不染尘埃的道德完人，而是一位在乱世中积极寻求实践其政治理想的“王道传承者”。

基于全书的这一定位，李霖老师认为《孔子世家》的叙事脉络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求仕、为政以行王道”，二是“修六艺、作《春秋》以当王法”。针对第一个主题，司马迁不避讳地记载了孔子“汲汲于求仕”的种种奇特行为，如服丧期间欲赴季氏宴而被阳虎呵退、通过高昭子家臣接近齐景公、曾欲应叛臣公山不狃与佛肸之召。后世学者多视此类记载为“厚诬圣人”，但李霖老师指出，若理解孔子“王道传承者”的身份，则其看似“不择手段”的汲汲于求仕，正是为了寻得推行王道的现实支点。另一方面，看似与该行为相反的屡次“毅然辞官”（如不答卫灵公问陈“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而遂行），则是不肯为求仕而丝毫贬损王道。二者并非司马迁不加考虑地把互相矛盾的材料抄撮在一起，而是其有意刻画孔子在“力政”时代为坚守和推行王道理想而求索的完整画像。其中关于“丧（sāng）家之狗”的意象，李霖老师援引《韩诗外传》的解读，认为此意象刻画了在“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莫之纲纪”的环境中，孔子那种“意欲施之”、独自担当起维系纲纪责任的形象，而孔子“欣然笑曰”“然哉！然哉！”的反应，正体现了他对这种命运与责任的清醒认知与坦然接受。

关于第二个主题“修六艺、作《春秋》”，李霖老师指出，在《孔子世家》中，孔子整理《诗》《书》、修起礼乐，均是为了“备王道”。而作《春秋》则更是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等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以当王法”，并相信“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李霖老师特别比较了《史记》与《公羊传》对“西狩获麟”记述的差异：《史记》增入了“河不出图，雒不出书，吾已矣夫”以及“吾道不行矣”的慨叹，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汉代公羊家将获麟视为汉代受命之符的祥瑞色彩，更加强调孔子之道（即王道）在当世的穷绝。结合《太史公自序》中将孔子工作概括为“追修经术，以达王道”，李霖老师认为，这表明在司马迁看来，孔子主要是一位王道的传承者，而非后世公羊学家所着力塑造的、为汉立法的“素王”。《孔子世家》的这两个主题清晰地表明：孔子在现实中的求仕从政，是推行王道；其修六艺、作《春秋》，则是传承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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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

经过梳理《史记》全书中的孔子形象和《孔子世家》的两大主题，孔子何以入世家的问题有望获得解决。关于“世家”的本质，李霖老师通过梳理《太史公自序》中各篇世家的小序，发现司马迁反复使用“嘉”字来概括入选世家的标准，其核心意涵无不指向“辅弼”。《太史公自序》中对世家体例的界定为：“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李霖老师指出，世家传主必须具备“辅弼”某一核心的职能。即便对于东周时期已不甚尊崇周室的诸侯（如晋文公、勾践），或汉代有叛乱嫌疑的诸侯王（如楚元王、齐悼惠王），司马迁在小序中仍刻意强调其“尊周”或“辅汉”的一面，意在维护“世家”作为“辅弼之臣”这一体例的纯粹性。基于此，孔子之入世家，必然因其同样具有“辅弼”之功。那么，孔子所辅弼的对象是谁？李霖老师反驳了“尊周”与“为汉制作”两种旧说，他认为，孔子所辅弼的乃是超越一朝一代的、永恒的“王道”。这一定位，使其既不得入“本纪”，也异于“列传”中人，唯置于具有“辅弼”功能的“世家”，方为妥帖。

明悉了司马迁对孔子和《春秋》的定位，则以“继《春秋》”为己任的司马迁，其《太史公》书自然也承袭了孔子《春秋》的王道使命。对于《史记》对《孟子》中“《春秋》，天子之事也”一语的取舍，他认为司马迁在转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时略去前句，正与其在面对壶遂质疑时“唯唯否否”的回避态度如出一辙，暗示其著述同样蕴含着批判精神与僭越的风险。然而，司马迁的雄心远不止此。李霖老师着重解读了《太史公自序》中“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的名句，他指出，此处直承《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精神。这表明司马迁的自我期许，不仅是做一位如周公、孔子那样的王道传承者与辅弼者，他“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的著作，也如孔子“俟后圣”的《春秋》那般，其最终目的是“拨乱反正”，辅弼未来能够真正实现王道的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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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著

 中华书局，2009年

在确立了《史记》“继《春秋》”以辅弼王道的核心宗旨后，李霖老师将其研究视野投向《史记》全书的历史叙事框架。他借鉴公羊学“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的划分，将《史记》分为“古代史”（先王：五帝三代）、“近代史”（后王：秦与六国）与“当代史”（汉家）三大时段。并以《五帝本纪》、“秦襄公始列为诸侯”及《匈奴列传》赞语为例，分别说明三大时段的主要问题。

郭津嵩老师称赞李霖老师的实证精神与方法论意义。他指出，与常见的就单一文本进行局部分析的思想史研究不同，李霖老师的研究构建了一个精密而广泛的证据链，其论证贯通《史记》全书，既关注文本内部高度一致的“书法”，也审慎处理存在的抵牾之处，体现了对史料全面而深刻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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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现场

陈苏镇老师从学科融合的角度肯定了李霖老师的研究，认为其成功地将历史学与经学这两个传统上壁垒分明的领域相结合。他指出，这种跨学科的视角极具启发性，因为经学作为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是深入理解秦汉以降历史的关键。陈老师进一步回顾了北大历史系注重文献与实证的学术传统，并鼓励同学们拓宽知识领域，在精通本业之余，于哲学、中文等相关领域打下基础，以实现不同学科间的“互相发明”。

在提问环节，听众就《史记》对《孟子》文本的取舍、司马迁是否直接参与了《春秋》经义的研究与建构、《史记》是否继承了公羊学中“大复仇”“华夷之辨”等议题提出疑问，李霖老师分别作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