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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391】Erkan Kambek: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比较——以伊斯坦布尔为例

发布时间:2025-11-28

2025年11月6日下午,“文研讲座”第391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方法与比较——以伊斯坦布尔为例”,主讲人是土耳其伊斯廷耶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Erkan Kambek,主持人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长聘副教授、文研院工作委员张剑葳。本次讲座以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伊斯坦布尔为动态案例,深入探讨了文化遗产保护中采用的多元方法。




Kambek教授开场便强调,作为连接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汇点,土耳其拥有从新石器时代哥贝克力石阵至今约一万一千年连续的历史积累,文化遗产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涵盖了古代基础设施、宗教建筑、工业遗产等多种类型。这种多样性使得土耳其的保护实践必须兼顾国际规范与本土特色,尤其是在快速城市化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保护工作既面临技术挑战,也涉及文化认同和社会可持续性等深层问题。基于此,本次讲座围绕2013年《ICOMOS土耳其建筑遗产保护宣言》的理论基础,结合伊斯坦布尔的三个代表性案例,深入探讨保护工作中的原则、方法论冲突及创新解决方案,以期为听众提供一个批判性的视角,理解文化遗产如何从“物质存留”转化为“活态资源”。


一、2013年《ICOMOS土耳其建筑

遗产保护宣言》核心原则与本地化应用


Kambek教授详细阐述了ICOMOS土耳其国家委员会于2013年发布的《建筑遗产保护宣言》。该宣言的制定源于土耳其文化遗产的丰富性与脆弱性,旨在建立一套标准化的国家政策,同时与国际宪章(如《世界遗产公约》)相协调,是土耳其保护工作的理论基石。


该宣言包含六个核心部分:理论基础与目的、关键定义、价值体系、核心原则、干预类型与技能、政策与教育。在理论基础部分,宣言强调土耳其因其文化遗产的全球意义而承担着国际责任,因此保护政策必须基于深入研究,并注重适应性。关键定义部分明确了“文化遗产”“建筑遗产”“保护”等术语,并扩展至城市、工业、水下等特定遗址类型,分类细致。价值体系部分指出,保护决策应基于对遗产多重价值的评估,包括美学、历史、社会、文化和使用价值,这些价值与“真实性”和“完整性”原则紧密相连。核心原则部分重点论述了真实性、完整性、最小干预和可逆性,其中Kambek教授特别指出,“可逆性”在理想层面要求干预措施可逆,但实践中因材料老化和结构限制往往难以完全实现,这反映了理论与现实的张力。干预类型部分将保护行动分为维护、简单维修和重大维修三类,并强调多学科团队的必要性。政策与教育部分则呼吁立法应豁免历史建筑完全符合现代规范,转而采用专家主导、多方参与的灵活策略,并通过教育提升公众意识。



Zeynep Ahunbay, Zeynep Eres, Deniz Mazlum eds. Con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urkey.

Istanbul: Ege Yayinlari. 2016.


Kambek教授总结,该宣言尝试在全球化背景下构建本地化的保护范式,但执行中常需平衡原则与实操,例如在地震多发的土耳其,结构安全与真实性保存常需妥协,体现了保护工作的复杂性。


二、案例研究的综合方法论

与价值评估维度


在进入具体案例前,Kambek教授首先介绍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综合方法论,强调任何干预都必须以全面的价值评估为前提。


他指出,遗产的价值是一个动态综合体,而非静态属性,包括历史价值(与重大事件或人物的关联)、社会价值(在社区记忆和身份中的作用)、文化价值(作为创意和叙事的载体)以及使用价值(在当代生活中的功能)Kambek教授特别强调,使用价值在当今保护实践中愈发关键,因为未被使用的遗产往往难以长期存续,这要求保护工作必须与社区需求结合。以土耳其为例,价值评估需要考虑本地语境,某些工业遗产虽美学价值不高,但因其记录了工人阶级历史,所以社会价值尤为显著,不能忽视这部分的价值。



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城堡与桥梁

19世纪


方法论上,Kambek教授主张采用生命周期视角,即从建造、使用、衰落到再生的全过程进行分析,并结合多学科工具,如三维扫描、材料科学和口述历史等,全方位解析历史遗产。这种综合方法不仅避免“为保护而保护”的狭隘思路,还能促进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例如将废弃基础设施变为文化空间。Kambek教授还提到,土耳其的保护实践常面临资源有限问题,因此需优先考虑干预的可持续性,如选择本地材料和传统工艺,以降低维护成本。这一方法论框架为后续案例提供了分析基础,充分展现出保护工作不仅是技术操作,更是文化治理的一部分。


三、案例一:狄奥多西地下水池(Theodosius Cistern,又名Şerefiye Sarnıcı)的系统性修复与创新性改造


第一个案例聚焦于伊斯坦布尔一座公元5世纪建造的地下水池系统,原为城市供水的基础设施,现在改造成为文化展览空间。Kambek教授详细描述了该建筑的特色——矩形布局,由32根定制的科林斯式石柱支撑,砖块上的戳记证实了该系统建造的具体年代。


然而,该水池的修复工作面临着多重挑战,包括但不限于结构裂缝、盐分侵蚀(硫酸化)以及不当的现代添加物等。在结构稳定方面,团队拆除了后期添加的钢筋混凝土建筑,并用不锈钢拉杆替换腐蚀部件,既保证安全又尽量减少干预。材料修复上,团队对墙体大裂缝采用传统手工砖进行补全,但刻意使新砖稍凹于原表面,以视觉区分新旧;灰泥层则仅边缘加固,避免全面重做。针对盐分问题,通过取样分析后,他们使用纯水进行两轮脱盐处理,确保长期稳定性。现代改造部分,新建入口采用“盒中盒”的独立钢结构,避免与历史结构直接接触,该设计曾获建筑奖,体现了创新与尊重的平衡。



狄奥多西地下宫殿


此案例的成功,在于将实用性的基础设施转化为文化空间,从而吸引了大量游客。不过,Kambek教授也反思道,改造后添加的灯光秀曾引发争议,被认为削弱了历史氛围,这也正反映了保护与利用间的永恒矛盾。


四、案例二:19世纪苏菲派道堂(Sheikh Ahmed Kamil Efendi Lodge)Tevhidhane主厅的壁画保护


第二个案例涉及伊斯坦布尔一座19世纪的苏菲派提卡建筑(Tekke),现作为残疾儿童社会中心使用。该建筑原是苏菲派进行宗教仪式、教育和社交的场所,其室内壁画采用干灰泥技法,色彩丰富但极易脱落。


所以,修复工作核心在于平衡结构安全与装饰保护——木构件因年代久远而腐朽,且土耳其有着较高的地震风险,需要一定的加固措施,但大规模干预又可能损伤壁画。团队经过多轮讨论,决定将部分壁画原位保护,部分则移至工作室修复。技术细节上,团队先用日本纸和化学溶剂覆盖壁画表面防损,再将壁画与背后腐朽的木龙骨分离;随后,从背面修复木结构,使用传统砂浆和织物层加固,创造了一种“可移动”的壁画面板系统,便于未来干预。色彩复原则采用传统技法,但选择略浅于原色的色调,确保新老部分可识别。



Kadirihane Sufi Lodge

1989


Kambek教授指出,此案例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社会功能的转化:原本的宗教空间变为公益设施,使遗产能够融入当代生活。然而,这也带来挑战,如壁画中的宗教符号需在新时代语境中重新诠释。所以,团队通过保留壁画的原始叙事,并添加具有教育性质的说明文字,来实现文化的延续。Kambek教授强调,此类保护不仅需技术精度,更需社区参与,当地工匠的加入确保了工艺传承,充分体现了宣言中“多方参与”原则的实践价值。


五、案例三:无轨电车图书馆(Trolleybus Library)从工业建筑到文化中心的蜕变


第三个案例是一座1912年建造的电车供电站,位于世界遗产核心区,现改造为社区图书馆。该建筑为砖石与钢混合结构,将工业性隐藏在具有高度装饰性的外立面之下,反映了当时的建筑风潮。


修复初期,团队制定的计划近乎全面拆除,包括屋顶、木构件、钢结构等。然而,新冠疫情导致工作暂停,为团队提供了反思机会,在与市政府重新评估后,团队决定转而采取“最小干预”策略。结构上,在对原有钢柱进行力学分析的基础上,仅替换腐蚀部分,新建夹层用于支撑而非取代原结构。材料上,保留并修复了原始门窗、铁艺及电缆,甚至将一台1980年代的变压器清洁后作为展品。地面铺设的水泥花砖经考证为本地工厂产品,团队幸运地找到了同款用于修补。Kambek教授特别指出,此案例的亮点在于“故事性”保留:新旧钢材以颜色区分,使游客直观感受历史层积;工业能源的象征转化为“文化能量”,服务学生群体。



伊斯坦布尔无轨电车图书馆


Kambek教授认为,工业遗产的保护常被低估,但对于工业遗产的改造可以有效促进城市的更新,在本案例中,一座工业建筑成为了具有社区枢纽价值的图书馆。然而,改造的核心挑战在于功能的适配,图书馆需要满足现代防火标准,团队就通过添加独立消防系统而非改动结构实现了功能与保护平衡。此案例表明,创造性再利用是可持续保护的关键。不过,这样的工作往往需要得到政策的支持,土耳其的遗产豁免条款就在此案例中发挥了作用。


六、结论与前瞻:

可持续保护的核心要素与未来趋势


Kambek教授在总结中提炼了三个案例的共同主题:首先,可持续保护依赖于对遗产原始角色、结构真实性和工艺的深度理解,而非简单复制外观;其次,跨学科团队(建筑师、工程师、工匠、社区代表)的协作是成功基石,土耳其经验显示,本土知识与国际技术的结合尤具成效;第三,遗产的活力源于使用,最具韧性的场所往往是被社区“热爱和日常化”的空间。


关于未来趋势,Kambek教授指出两大发展方向:其一,社区中心模式将获得更大关注;其二,BIM与3D扫描等数字化工具能极大提升文物记录的精确性。但他也提醒,需警惕技术主导所带来的工具理性陷阱,避免在追求精准记录的同时,削弱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同时,气候适应也成为了紧迫议题,如土耳其沿海遗产面临海平面上升的威胁,亟需创新的材料解决方案。



狄奥多西地下宫殿


Kambek教授最后以狄奥多西地下水池1500年的历史作比,强调保护是“过去与未来的对话”,当下行动须为后代预留空间。他呼吁全球合作,分享经验以应对共同挑战,并感谢听众参与,希望本次讲座激发更多批判性讨论。


七、问答环节


在讲座后的问答环节,多位观众就保护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与Kambek教授进行了深入交流。有观众询问项目资金问题,Kambek教授回应,土耳其的保护项目多由市政当局投资,资金来自税收,强调公共资金应回归公共服务,但管理上常因招标流程(如低价中标)影响质量,他认为应该增强透明度和专业性评估。有观众对日本纸在壁画保护中的应用感兴趣,Kambek教授详细解释了日本纸作为临时防护层的作用,而非修复技术本身,并指出材料选择需基于科学分析,避免盲目套用“传统”标签。有观众问及伊斯坦布尔作为文化连接点的案例,Kambek教授以电车供电站为例,它拥有东方风格的窗户与法式的钢结构,体现了东西方元素的交融,但Kambek教授也提醒,不可简化二元对立,而应关注本地化创新。最后,关于中国建筑方法能否应用于土耳其遗产,Kambek教授肯定知识交流的价值,如中国抗震技术或有借鉴意义,但强调保护首先要重视“真实性”,需要避免机械的移植,应基于本地语境动态调整。整个问答环节气氛热烈,主讲人的回答既务实又富学术深度,展现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全球性与地方性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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