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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讲座390】段德敏:勒弗与当代法国左翼思潮——如何思考权力的“现象”

发布时间:2025-11-26

2025年10月27日下午,“文研讲座”第39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主题为“勒弗与当代法国左翼思潮:如何思考权力的‘现象’”,主讲人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长聘副教授段德敏,主持人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张旭。本次讲座为“当代法国思想”系列讲座第六讲,该系列讲座旨在以通识的形式介绍当代法国哲学的思想成就,总结过去四十年中国学界对当代法国哲学的研究现状。2025年春季学期,系列讲座邀请张旭、吴琼、马元龙、尉光吉、崇明五位学者陆续主讲,本学期计划推出三讲。




讲座伊始,主持人张旭老师对讲座核心人物——克劳德·勒弗(Claude Lefort,1924~2010)的思想地位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张老师指出,勒弗在中国的知名度虽然不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罗尔斯(John Rawls)或阿伦特(Hannah Arendt),但他在法国思想界的地位却极为特殊且崇高。张老师评价道,如果要寻找一位在地位和影响力上与德、美思想巨擘相当的法国政治哲学家,那大概就应该是勒弗了。张老师特别提到,段老师既出版了马基雅维利研究专著,也出版了托克维尔研究专著,对勒弗思想的两大主要来源都有研究,是介绍勒弗思想的极佳人选。



段德敏老师在讲座现场


段老师以讲座海报——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中,一名抗议者站在凯旋门上的著名照片为引子切入讲座主题。段老师指出,那个时代的巴黎,乃至整个欧洲,与今天截然不同。六七十年代的巴黎街头,学生和工人高举《毛主席语录》进行左翼抗议,这种激进的左翼氛围席卷了欧洲。然而在今天的法国,穷人、农民和部分工人阶级不再支持左翼政党,反而成为了极右翼政党的主要支持者。这种现象在美国(如支持特朗普的“MAGA”群体)和整个西方世界普遍存在。“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段老师以此设问,引出了对勒弗思想转变的探讨。



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法国学生抗议场面


段德敏老师首先详细梳理了勒弗早年长达二十余年的激进政治活动,并强调勒弗思想的核心正是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实践悖论中萌发的。勒弗在青年时代(1943年)参与组建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国际主义共产党(Parti Communiste Internationaliste, PCI),即第四国际在法国的分支。这一立场使他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双重批判”之中:一方面,他反对法国的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他也遵循托洛茨基的路线,对斯大林主义及其官僚体系持批评态度。在PCI内部,勒弗遇到了另一位重要思想家科尔内留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他们都认为PCI对苏联的批判还不够彻底,于是一起退出PCI,另行组建了“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小组,并创办了同名期刊。这一名称源于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著名论断。在1960年代冷战核威慑的背景下,他们将其转译为:人类要么选择社会主义,要么将堕入(核战争的)野蛮,而这种野蛮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巨头间的对抗。



《社会主义或野蛮》第一期,1949年


“社会主义或野蛮”小组的初衷是反对官僚主义,但一个难以摆脱的悖论很快浮现:要反对一个压迫性的权力体系,就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和领导结构,但这个新的结构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带有压迫性。卡斯托里亚迪斯坚持认为工人阶级的反抗仍需要“社会主义或野蛮”这样的小组作为“领导”和“先锋队”,但勒弗深受1968年学生运动中反官僚、反权威思想的影响,主张革命的主体是工人与学生自身,知识分子小组不应试图去“引领”或“教育”他们。最终,勒弗与卡斯托里亚迪斯决裂,转而与一位蓝领工人亨利·西蒙(Henri Simon)另组了“工人信息与联络”小组(Informations et Liaisons Ouvrière),1960年改名为“工人信息与沟通”。从名称即可看出,他们试图彻底抛弃任何“领导”角色,只做信息传递和联络工作(如散发传单),让工人自己站到运动的前台。


然而,同样的悖论再次纠缠着勒弗。他开始反思:我们到底能否彻底摆脱权力?他意识到,即便是最简单的“信息沟通”,本身也是一种权力运作,因此权力是人类社会不可避免的普遍现象。段老师指出,勒弗的思想在此时发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开始将早期政治实践中“领导者”与“被领导的运动”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或鸿沟,上升为一个本体论层面的概念——“社会的原始分裂”(la division originaire)。勒弗认为,任何社会要成为一个共同体,都需要“自我的理解”,即“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如此生活”。然而,社会不可能自己产生这种理解;它必须经由一个“象征性”的、脱离社会现实的点,来为社会“赋予意义”。这个“赋予意义”的主体(即权力),与被赋予意义的社会(“真实”)之间,必然存在一个无法消除的分裂。这个分裂是所有政治的起点,也是所有权力悖论的根源。



克劳德·勒弗


段老师接着指出,勒弗通过马基雅维利来表达上述洞见。1971年,勒弗在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马基雅维利著书之道》(Le Travail de l'oeuvre Machiavel)。他认为,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正是“社会的原始分裂”的最佳案例。传统君主的权力来自继承,因为社会意义早已被传统和习惯所固定,但“新君主”推翻了旧秩序,他面临的根本任务是为社会强行赋予一套新的意义。这一过程极其危险,因为它打破了人民旧有的生活习惯,必然遭遇抵抗。勒弗引用了马基雅维利对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的著名分析,指出新君主通过公开处死代理人先发制人地处理了“分裂”,提前将这种怨恨转嫁到了替罪羊身上。勒弗还进一步将君主赋予意义的行为类比为“解读者”(interpreter)对“文本”的解读。这种解读不是为了抵达某种客观不变的“作者原意”,而是必然且必须代入自己主观的立场、关怀和时代性。没有这种积极的“建构”,就不可能有有意义的解读。因此解读者与文本,即权力与社会之间,永远存在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距离。在勒弗看来,马基雅维利的“实效真理”(verità effettuale)表达了类似的含义,从而摧毁了那种认为存在一个外在、永恒、绝对的“善”的标准的古典思想。



勒弗:《马基雅维利著书之道》

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版


勒弗将这一模型推广到所有人类社会。他反驳了他的朋友、人类学家皮埃尔·克拉斯特尔斯(Pierre Clastres)关于“社会反对国家”(La Société contre l'État)的命题,指出即便在原始社会,也是有政治、有权力的,它们只是有意识地通过残酷的刑罚、复杂的仪式和禁忌,来防止任何“新事物”或“新意义”的出现,从而阻止新的权力结构的诞生。由此,勒弗揭示了权力形式的普遍性。段老师接着指出,勒弗所有思考的最终汇聚点,在于他对民主的独特理解。在勒弗看来,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将“社会的原始分裂”用可见的方式表现出来,并将其制度化的社会形式。在托克维尔的影响下,勒弗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身份平等”的社会状态,而非单纯的政治制度。与传统君主制拥有象征着国家统一和神圣秩序的“象征性身体”不同,民主社会砍掉了国王的“第二个身体”,使基于传统君主制的旧共同体想象崩塌,社会陷入了托克维尔所描述的“原子化”状态,而这正是民主的本质——“权力的空位”(lieu vide du pouvoir),即再也没有任何人或团体可以永久地、确定地宣称自己是社会的唯一代表和意义的最终来源。勒弗认为,极权主义正是这一“空位”带来的创伤性后果。它是国王死后,一种试图否定“社会的原始分裂”,强行重新填补这一空位的尝试。相对的,在他看来,民主则是制度性地解决这一空位问题的方案,其核心机制是通过周期性的选举、竞争和程序,让权力的实施者处于暂时的、不断再分配的状态,这本质上就是“冲突的制度化”。



《国王的两个身体》

恩斯特·H.坎托洛维奇(Ernst H. Kantorowicz)著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段老师强调,勒弗对代表制(Representation)的理解,是他最具原创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与激进左派(如朗西埃)和传统自由派(如密尔)的根本区别所在。传统理论认为,代议制只是因为国家疆域过大、人口过多而无法实现直接民主的一种妥协,而勒弗彻底颠覆了这一点。他认为,民主永远离不开代表,因为“权力的空位”和“社会的原始分裂”是永恒的,“人民”(le peuple)作为一个抽象的整体,永远无法自我呈现,它必须通过“代表”才能获得可见的政治形式。因此,在他看来,民主政治就是一场关于“社会意义”的多元解读之间的永恒冲突。这个“代表”不仅仅指议会,也包括街头抗议、社会运动等,它们都是在“权力的空位”前,试图为社会赋予意义的代表形式。



2024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期间的街头政治


在讲座的最后,段老师探讨了勒弗理论的当代意义,特别是他与哈贝马斯及“白左”(Liberal Progressive)思潮的关系。他认为,勒弗的民主理论构成了哈贝马斯协商民主理论的直接对立面。哈贝马斯强调“理性”和通过对话达成“共识”,勒弗则强调“情感”、“符号”和“冲突”,认为政治认同更多是一种情感连接和对符号的忠诚,而非纯粹的理性计算。从勒弗的视角看,哈贝马斯所追求的“理性共识”,不过是另一种试图给出一个唯一的、理性的最终答案从而掩盖“原始分裂”的尝试。相较之下,勒弗的理论更能容纳法国街头那些看似混乱的非理性的抗议,在这一点上,他始终保留着他早年左翼运动的底色。但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对勒弗的理论遗产做出批判性反思。段老师指出,勒弗后期的理论重点转向了“防止极权主义”和“保卫社会的开放性”,这是一种“避免灾难”压倒了“追求进步”的消极转向。另外,勒弗的理论极大地拓宽了政治斗争的领域。“社会意义的冲突”不再局限于马克思强调的“阶级”和“经济”领域,而是扩展到了性别、种族、宗教、身份认同等一切多元领域,这正是当代西方“白左”的理论先声。其后果是,西方左翼知识分子越来越关注边缘群体的象征性议题,却逐渐脱离了对真正经济意义上的“穷人”的关心。作为结果,这些被左翼抛弃的群体,转向了那些至少在口头上回应了他们物质诉求的极右翼政党,这导致了西方政治版图的彻底碎片化和右翼的全面崛起。段老师总结道,西方左翼需要“不忘初心”,重新思考如何像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那样,既把握文化的、象征的霸权斗争,又不忘经济基础。


互动环节



讲座现场


互动环节,张老师指出,本次讲座抓住了勒弗思想的几个关键“时刻”,全面且深刻地阐述了勒弗的思想变迁和贡献。随后,段老师与主持人及现场师生围绕“代表”理论的产生、勒弗对托克维尔的解读、勒弗与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理论的比较、大数据、新媒体与极权主义的联系、勒弗思想的转向等问题展开讨论,进一步阐明了勒弗思想的几个关键点。本次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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