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研读会围绕孙明老师的新著《积弊》展开,孙老师首先介绍了该书的分析进路：“感知自己的时代”。他引用王安石“意态由来画不成”之句，指出描绘时代总体状态的困难，因此选择从当局者的时代感知入手，“画”时代的“意态”，为时代主观的群像画一幅肖像、写一部传记。这种“以感入史”的进路，使得研究带有“史论”色彩，其目的在于呈现清中叶社会政治的“总体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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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老师发言

孙老师进一步将这一方法置于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加以审视。他重视“人心”在历史中的作用，认为思想不仅是时代的反映，其本身即是时代的组成部分。他主张让“政治”回到“思想史”的“内史”之中，关注时人如何认知并试图解决他们所处时代的问题，将政治中的制度、思想、文化统合起来，形成一种对思想行动的关照。这样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实践属性，是指导治理实践的思想工具。

在史料运用上，孙老师强调兼收并蓄，广泛利用各种类型的史料，因为人的时代感知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来支持与表达的。经学、史学、子学、文学、奏章、书信、语录等不同载体、不同场景的材料提供了不同层次的信息。不同材料之间的交互可以帮助我们体会与挖掘看似平平无奇的表述背后的深刻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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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明著《积弊：清朝的中叶困境与周期感知》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本书聚焦于“兴衰”这一王朝政治体的核心问题。孙老师认为，尽管马端临有“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之论，但王朝的衰败往往与“中叶”“积弊”这一内在困境相关。他认为观史如观水，除了大波澜处，也要看水中、历史中微妙的变化。因此，不仅要关注晚清“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等“大风大浪”，也应审视“中叶”这一在历史波浪运动中往复出现的常态类型。“中叶”作为一个有其自身周期规律的“政治时间”，蕴含着王朝成住坏灭的关键信息，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长时段现象。理解清中叶，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是在什么样的具体政治状态下，在王朝的什么阶段，进入近代；而兴衰之际的时代状态，也决定了时人的反思深度，影响着应对晚清变局的思想体系与话语方式。

本书以“积”的政治学作为核心分析框架。孙老师选择“壅蔽”作为开篇，因为它不仅是典型的制度积弊，还是整个积弊一局的“枢机”所在。他指出，“壅蔽”现象呈现了清代积弊的两个机制：一是制度在运行中微妙地背离其初衷；二是造成了了无生气、压抑士气的政治状态。“一祖之法不变”是制度体系积弊的源头，它导致制度不断积增、无序扩展，最终形成困局。孙老师指出，积弊正是众多“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因为社会、政治、经济利益附着其上，最终生成了“不可挽回的不合理性”，此乃政治的微妙处，也是政治的沉痛处。由此，孙老师希望反思对“非正式制度”的宽容态度，提示应进一步思考其长远利弊；希望更加重视黄宗羲提出的“乱生于法”“非法之法”等命题，以及历史上“防弊法密而反生弊”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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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朝经世文编》清刻本

关于“制度”与“风俗”的关系，孙老师主张“制度—风俗”并重而成一体，以平衡任何单一的偏重。他提出三点：一是不能将政治问题过度形而上化，清人有制度原罪观念，但仍认为“救弊之道，贵乎立法”；二是应多维度阅读和体会时代的思想与政治状况，既要重视“风俗论”，也要关心“制度论”，在“加法”中深化认识；三是分析时代文本、思想内容的内在层次，这也是“回到‘清中叶’”的题中之义。他特别指出，古人之“法”与“法意”本就兼有制度与风俗的意涵，希望借此推进两种理路的对话。

书中还探讨了“太平—积弊”这对深刻的政治因果。孙老师梳理了时人如汤鹏、李兆洛、洪亮吉等人的观点，指出他们将太平视为积弊之因，其逻辑基于三点：盛极必衰的宇宙论和哲学观，王朝政治周期难以避免的运数，太平之世人口繁杂、制度与治理冗脞、积习深重。“太平而积弊”的认识也塑造了时人讨论中叶积弊的风格，他们对政治与制度的易简化主张是以“文质彬彬”为目的的。他们“在太平望太平”，心态相对从容，与晚清的紧张感形成对比。

孙老师对“中叶”作为一个概念进行了深入阐释。他将“中叶困境”形象地比喻为“软刀子割肉”，指出“中叶”作为政治时间，是中国传统史论与时论中常见的概念，本书试图将其转化为一个有效的“认识工具”或“分析性概念”。“中叶”观念在“身—家—国—天下”的各个层面都有体现，蕴涵着时人对所处时代总体性状态的即时判断，对自身所处周期刻度的规律性认识，是多种“同时代感”甚至“同时间感”的套叠与相互呼应。通过“观象取物”，还原“中叶”的王朝政治内涵，可以深化对王朝兴衰的政治规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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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

最后，孙老师提出了若干可继续推进的议题，如常州词“弱德之美”与中叶世变的关系、从“极盛”到“极太平”的转变机制、制度与政治生命周期的关系、如何用现代政治学分析“德”的政治内涵，以及如何在“易简”的治理原则与礼乐文明、复杂社会之间找到复性结合之路等。

讨论环节，李欣然老师首先发言。李欣然老师认为，孙老师新著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对“信息机制”的研究上，孙老师突破了以往理解清代言路的传统路径，将其置于整个信息体系之中考察，揭示了言路制度与文书行政、君臣政务处理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得以理解清代政治的“泛化的军事化”治理的特征。军机处与密折制度的军事起源说明，军事逻辑深度渗透于行政体系之中，构成清朝统治特殊性的制度基础。其次，关于“积弊”，李老师指出，孙老师区分了两类“积”：一为制度生长过程中自然生成的弊端，一为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补充。这一视角突破了静态的法律观，提示我们应以动态、历史化的眼光理解中国的制度传统。最后，关于“中叶”，李老师指出它意味着王朝作为治理单元的“本位觉醒”。“中叶”并非预判衰亡，而是王朝在衰微中寻求中兴的自觉。与现代国家通过空间对比确立主体性不同，古代王朝的主体意识建立在时间对比中——在与前朝的参照中认识“我是谁”。这种以时间为参照的政治认同方式，使中国王朝史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历史循环逻辑。

毛亦可老师指出，孙老师的新著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的学术积淀，为我们重新理解《经世文编》及其所折射的清代中叶思想状况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方法上孙老师强调制度与风俗并重，关注人心在历史中的作用，即当事人如何认识并改革时代弊端。这一思路契合古人“治法”与“治人”并重的理念，强调制度须由人以德行与观念加以实施。“以积德对抗积弊”的视角则突破了以往仅关注具体问题操作的研究，颇具新意。毛老师进一步提出，当事人对时代问题的认识虽更具现实性，但同样受观念限制，甚至可能曲解制度以表达立场。她以曹一士奏折为例，指出其对“密本”制度的误解反映了这种现象。此外，她还提出清代“积弊”观念与尚武思想密切相关，与明代的状况不同。各代虽皆面临中叶积弊问题，但其表现形式各异，清代尤具“法弊”的特征。

梁敏玲老师认为，孙老师的研究不仅具有史学意义，也富有社会科学的启发性。既体现了经世思想的实践维度，又在制度讨论中结合了时人的感知与认识，“虚”与“实”结合。接着，梁老师提出，“清中叶”应从时间与思想两个维度加以理解，它既承接清前期的制度与经世传统，又孕育了晚清变法思潮，是连接“守”与“变”的关键阶段。她认为，这一时期士人以道光年间的问题意识回望前代，通过《经世文编》等文本反思制度积弊，展现出强烈的时代自觉，这种认知与明中叶偏重奢俭纲常的反思不同，清中叶更关注制度与社会运行中的积弊问题，因而成为理解清代思想与制度演化的重要节点。她还提出思考，除了士大夫群体外，普通民众是否也以“王朝”或“时代”来理解自身的生活与变迁，这为探讨清中叶的时代感知提供了新的视角。梁老师最后谈到“风俗与制度”的关系，指出岸本美绪虽以“风俗”为切入点，但同样重视制度，只是研究重心源于其所关注的“秩序动荡期”，在这种时期，法度易变而人心可稳定秩序。她进一步指出，岸本老师与孙明老师虽然切入点不同，但其实在关注伦理道德的作用等方面多有共通之处，也有不少可以对话的地方，“制度”和“风俗”本是一体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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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本美绪著《风俗与历史观：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梁敏玲、毛亦可等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

周健老师认为本书作为孙老师长期学术关怀的结晶，跳出了当下程式化的学术生产机制，展现出独特的价值与格局。著作虽以清中叶嘉道时期为切入点，其核心关切实超越具体朝代，着力剖析“积弊”这一政治与社会总体性衰微状态。周老师认为，制度是讨论积弊的抓手，但书中的“制度”是与思想、风俗联系在一起的，主观感知与客观状态“互相成全”是本书的精彩之处。基于自身对漕弊等问题的研究，周老师强调，所谓的“积弊”本身就是制度常态化运行的一部分。他进而讨论了“非正式制度”这一概念的利弊，并赞同孙老师书中将道德问题与制度积弊关联起来的视角。周老师进一步以漕运为例，指出嘉道时期旨在解决积弊的制度改革，受制于强大的制度惯性而多因循敷衍，其根本性变革很大程度上或非主动求变的结果，而是由重大的内外冲击所促成的。周老师最后援引李鸿章的观察指出，当河工、漕运等传统大政陷入“天时、地利、人事三者皆穷”的困境时，同光以降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遂从积重难返的旧政转向洋务、富强。这体现出经世议题焦点的转移，是“近代”带来的变化，但“积弊”的逻辑依然会延续下去。由此来看，“积弊”是一个内涵复杂又富有意义的议题，本书将该问题的讨论推向了新的深度。

张海荣老师认为《积弊》是一本“有味道的书”。在张老师看来，首先，该书不仅史料契合有度，分析细腻周致，层层深入，而且立意深远。其次，本书填补了传统王朝中叶研究的一个理论空白，为深入理解清朝中晚期史以及传统王朝的政治特质提供新的思考方向。而且，孙老师通过细致入微的研读，从常见史料中提出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创新见解，足见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接着，张老师指出，“中叶困境”是传统王朝体制的制度病，面对困境，士大夫试图通过“君臣修德”“振兴王道”来“除弊”。但在甲午战败之后，此后问题的核心不再是王朝内部的中兴或中叶循环，而是亡国的生存危机，此时无论是主张变法，还是主张先去弊，其言论背景都已转变为亡国阴影下的救亡图存，而不再是担心从中兴回到中叶的内部循环问题。但张老师同意只有在从中叶到中兴而积弊犹存的这种脉络下，才能够理解中兴的窘迫与短暂，理解晚清变法的逻辑与因果。最后，张老师提议再另外增加一些西方人的分析观察角度，以及给史料标注更具体的时间和背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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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漕运图卷》局部

孙明老师围绕清代国家特性、制度与道德关系、史料运用及研究边界等核心问题进行了集中回应。他认同清代国家具有显著的军事性特征，并以军机处、总理衙门等机构的演变为线索，分析军事与外交事务如何促成新信息通道与行政机构的形成。针对制度与道德的关系，孙老师强调二者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本就相互嵌入，道德本身即构成一种制度性力量。从时代截面以及中西新格局着眼，若能纳入更多元的人物与视角，将更完整地呈现清中期史的面貌。最后，孙老师反思了本书的局限，包括史料处理的深度与理论概括的难度，认为未来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索“中叶困境”与“积弊”等核心概念的内涵，以深化对王朝政治特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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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最后，在场师生就历史感知与王朝周期的张力、宋清两代变革路径的差异、“文-质”关系的分析价值及传统道德话语如何向分析性概念转化等问题向孙明老师提问。孙明老师逐一进行回应。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