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春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持续挑战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一直在不断探索组织学术活动的新方式，希望学术的讨论不因疫情所造成的“隔离”状态而中断，更希望在此特殊时期将学者的声音传递出去。延续此前三年中的积累，文研院将在2020年6-12月陆续推出“质性研究：重塑中国社会科学的想象力”系列讲座，邀请来自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知名学者发表观点。

今日推送该系列首场讲座视频，主题为“工业研究——重新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讲座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路风教授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担任评议。

路风教授讲座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非凡的经济增长，但对其原因的解释一直保持为大而化之的描述。特别地，中国经济在2000-2014年经历了一轮15年的高增长——正是这场史诗般的高增长使中国连续超过法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解释这场高增长的原因，于是它至今仍然是一个“意外”的“奇迹”。中国学术界对经济增长的原因有两大流行性解释。第一是发展战略的改变，从以前强调重工业化转变为遵循比较优势。第二是市场化改革，包括民营企业的创业积极性、生产要素从效率较低的经济活动流向效率较高的经济活动、对外开放造成的中国出口扩大、引进技术使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小。

路风老师把这些流行性解释所代表的“世界观”称为“主流范式”，它的理论逻辑和表达深受主流经济学的影响。因此，它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理论教条中推演出来的，而不是被经验证据所证明的。通过经验研究，路风老师发现了如下不同于主流范式解释的因果关系：

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虽然市场化和融入世界经济为这场扩张提供了必要条件，但这个工业体系的基础是“前30年”的工业化所奠定的。因此，中国在21世纪的高增长根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历史。

特别地，在“前30年”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工业，经过改革开放的“磨炼”后，成为中国工业高速扩张的必要条件，因为中国工业扩张所需的设备主要由中国企业供应。这个事实恰恰与“比较优势论”的逻辑相反。

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来源不是引进技术，而是中国工业在积累起来的技术能力基础上所进行的自主开发。尽管开放和引进技术大大改善了中国工业进行技术学习的条件，但学习本身只能依靠自主开发。外资流入的前提是中国的工业基础和发展，因为流入的外资从来没有创建过一个中国原来没有的工业，全部流入已有的工业。

国有企业可以转变为竞争性企业，而这种转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民营企业的发展也以已经存在的工业体系为基础，所以才能广泛地出现在资本密集型工业中。经过多年的市场竞争和重组，国有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共生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上述几个因果关系构成了主流范式无法解释的“非常规事件”，同时也说明为什么主流范式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原因的解释并不充分。更重要的是，对“非常规事件”的合理解释有助于形成新的“范式”。

刘世定教授评议

在讲座评议环节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刘世定教授认为，路风教授的讲座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入手，涉及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一个是历史过程，另一个是作用机制。引入历史过程视角，不仅是时间的接续，更重要的是要找到现实的历史过程的环节是如何衔接的。而引入作用机制视角理解现实过程，重要的是弄清各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现实作用机制是怎样的。当把“如何衔接”、“如何作用”作为研究目标时，我们要尽量找到最有助于发现它们的方法，也就是说研究视角、研究目标与研究方法需要相互匹配。

此外，就工业生产过程而言，设备、知识、技术、技能、组织等的历史衔接环节各不相同，时段也存在差异。历史的眼光要求我们在进行研究的时候要将时段差异引入。谈到关于机制研究与概念澄清的问题，刘世定教授认为，通过田野调查中的经验研究，在弄清机制的同时，可能使我们发现，原来一些概念的使用是不准确的，甚至可能带有误导性。举例来说，什么是“自主创新”？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包含着学习、模仿、创造的复杂的社会互动过程，而不仅是流行用语，因此“自主”和“创新”都是需要界定清楚的。

最后，刘世定教授分享了在他看来微观田野调查给宏观研究带来的启示。微观的田野调查或许并不能使我们得到宏观的结论，但它有助于我们了解支撑宏观研究的一些环节，甚至是关键环节，使我们在使用宏观数据的时候保持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