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2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7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龙抬头为何在二月二——天文、历史、地理和气候变迁的解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主持。
讲座伊始，辛德勇老师从“大家怎么说”切入，介绍了历史文献中各家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成书于明末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在这一天，人们通常要煎食正月初一祭祀用剩下的饼，同时借“龙抬头”之名“引龙”，目的是用天上的大龙来吓唬诸如蝎子、苍蝇、蚤虱等地上的害虫。由这一记载可知，“引龙”习俗与“龙抬头”具有直接的关联。各地关于二月二龙抬头节日的民俗不同。辛德勇老师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经历：在东北，只有过了二月二这一天才可以剃头，因为只有在天上大龙抬头后，地上的人才可以净发露头。这个说法可以在《京本江湖博览按摩修养净发须知》中找到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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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京景物略》
明崇祯时期刻本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虽然各地关于“龙抬头”的具体习俗不同，但他们都有共同的起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它始自元朝。辛德勇老师援引了元末熊梦祥撰著的北京地区方志书《析津志》来说明元代二月二节日的风俗。析津为辽南京，亦即今北京及其附近地区，当时这一政区全称“析津府”。《析津志》是目前所见最早明确记载节律的文件。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析津志辑佚·岁纪》载：“二月二日，谓之龙抬头。五更时，各家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男子、妇人不用扫地，恐惊了龙眼睛。自此后，市人以竹栓琉璃小泡，养数小鱼在内，沿街擎卖。” 所谓“以石灰于井畔周遭糁引白道，直入家中房内”，是用白灰围着井口撒出白道，然后连通到房间里来。辛德勇老师推测，这大概就是元大都地区的“引龙”风俗。而“龙抬头”，正是“引龙”的前提。
元杂剧《朱太守风雪渔樵记》有道白称：“我直到二月二，那时可是龙抬头，我也不敢抬头。”由于杂剧上演的范围较大，并不局限于京城。该剧的戏词，更清楚地体现出“二月二龙抬头”已是普遍盛行于元代各地的重要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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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北京海淀春节景象
北洋画报社
讲座第二部分，辛德勇老师以“扭头看看这一天”为题，追溯了元以前“二月二龙抬头”风俗的形成过程。辛德勇老师指出，要想了解关于各地的节日风俗，比较简便的方法是查阅类书。隋唐时期遗留的类书较为充分。唐代的《艺文类聚》与《初学记》对尚未成形但对于后世较为重要的节令多有记录。这些书的用途是供文人在写诗作文时查询典故。如果在当时存在二月二的节令，那么为方便文人“寻章摘句”，这类书籍中一定会提供相应条目。然而，直到《初学记》编著成书的玄宗开元年间，在唐朝还没有出现“二月二龙抬头”这样的民俗节令。而宋代两部重要岁时著述《古今岁时杂咏》与《岁时广记》中，也没有与“二月二龙抬头”直接相关的记载，却可见关于晦日（亦称“正月晦”）的记载。“晦日”，即正月的最后一天，是类书中关于“二月二龙抬头”在时间上最为接近的一个全国性重要节日。
唐玄宗时期，正月晦日还不是通行的时令。然经历肃宗、代宗两朝，到德宗时期，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这天，德宗决定为文武百官放假三天。《旧唐书·德宗纪》载：“其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节日，宜任文武百僚选胜地追赏为乐。”除放假外，还会赏赐各级官员若干贯，最高行政长官宰相可得双份二百五贯，其他官员等而下之。辛德勇老师指出，九月丙午时值初二，唐德宗在这时发布休假的诏书，显然是想让文武百官能赶着在九月九日就享受到所赐予的恩惠。在这一举措后面大的政治背景，是唐德宗经过长达七年左右的时间，在贞元二年基本终结了“泾师之乱”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动荡，全国的局势大体稳定下来。为进一步和谐朝政，使“方隅无事，蒸庶小康”，故施放皇恩。为保持形式整齐，本该以元月元日、三月三日与九月九日为假期。然而，正月初一恰逢过年，所以就将其改为正月晦日。可是，这道诏令的本意是想让臣子享受安定祥和的社会生活，如若将假期定在月黑夜沉的晦日，难免晦气。虽然在德宗定立节假日之前，在有些地区已有在正月晦日过节的习俗，如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三引《荆楚岁时记》记载，至晚在南北朝时期已有这种风俗，但这并不是全国通行的节日。加之“泾师之乱”的影响，为维持颜面，朝廷不得不避讳“晦日”，遂于次年正月颁布诏书，“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代正月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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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广记》
清钞本 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辛德勇老师指出，这一变更，实际上在上一年九月初定以正月晦日为三令节之首后不久就已开始酝酿。唐人李繁的《邺侯家传》具体记述了李泌参与此事谋划的经过：“德宗曰：‘前代三九皆有公会，而上巳日与寒食往往同时。来年合是三月二日寒食，仲春无公会矣。欲以二月创置一节，何日而可？’泌曰：‘二月十五日以后，虽是花时，与寒食相值。二月一日正是桃李时，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也。臣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
德宗以“仲春无公会”为由，咨询李泌设置节日。辛德勇老师指出，此处“仲春”即农历二月，“公会”则是各级官吏放假公休的意思。而“上巳日”，据《邺侯家传》实际上指三月三日。据晋司马彪《续汉书·礼仪志》，直到东汉末年，中国社会一直有在三月第一个巳日祓禊于水滨的习俗。这种习俗自曹魏始发生改变，《宋书·礼志》载“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所以《邺侯家传》里讲的“上巳日”同贞元四年九月丙午诏书中所说的“三月三日”是同一天。
李泌认为，二月十五之后虽是花时，却与寒食节相近，而二月一日“又近晦日，以晦为节，非佳名也”，故请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于是，时隔三个多月后，德宗就又以二月一日取代正月晦日作为“三令节”之一，并给这个节日定立一个正式的名称——中和节。不过，为追求对称协调，中和节很快变成了与“三月三”、“九月九”形式一致的“二月二”。相传出自唐人郭橐驼的《种树书》，谈到“本命日”，乃“谓正月一日、二月二日之类”，可以解释古人追求形式齐整的心理。
中和节在唐代后期曾盛极一时，人们常在二月二赴曲江池畔展开踏青活动。长安城中有“二月二日曲江采菜，士民游观极盛”的景象。京师外也可见类似风俗的传播。如宋人杜氏所撰《壶中赘录》记载了成都中和节的盛况，称“蜀中风俗，旧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都人士女，络绎游赏，缇幕歌酒，散在四郊”。后文中出现的“乖崖公”，乃宋初人张咏自号。这说明宋初时二月二的踏青风俗已在成都盛行。文中所记载的乖崖公之前的蜀中旧日风俗，应从唐后期沿袭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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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杂志为《壶中赘录》“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语配图
1918年
事实上，唐代后期二月二日曲江采菜的风俗，沿承到北宋时期，已经逐渐通行各地，并有了一个很正式的节日名称——“挑菜节”。此处“挑”同“曲江采菜”的“采”语义相同，取摘取或挖取之意。“挑菜”，即“采菜”，人们常在这一天赴郊外采摘野菜。北宋张耒有诗《二月二日挑菜节大雨不能出》，记录了诗人挑菜节时身居“荆南”而忆及北方故园的心情。由此可知，北宋时期南北各地已普遍流行二月二挑菜的风俗。
“挑菜节”不仅通行于民间，还已进入皇宫。南宋末年人周密，亡国后入元，写下《武林旧事》，追忆南宋杭州城的繁盛，其中不仅写到了皇宫里面过挑菜节的情景，还写到了它与中和节之间的衍生关系：“二月一日，谓之‘中和节’，唐人最重，今惟作假及进单罗御服、百官服单罗公裳而已。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宋人的“挑菜节”就是从唐人的“中和节”衍生而来。在中和节这一天，宋人还是照放公休假，民间也还有一些节庆活动，可官家主要的娱乐就都移到了二月二这一天。
在第三部分，辛德勇老师以“龙头何时抬起来”为题，介绍了“二月二龙抬头”这一节令与地理、天文等方面的关联。“挑菜节”成立的前提是有菜可挑。由于气候所限，“挑菜”主要实行于中原及南方地区。而在中国北方，自然条件下，这时还没长出可供采挖食用的青菜。辽金虽与宋敌对，然而契丹人与女真人皆在文化上效仿汉人时令传统。唐后期的中和节在宋国境内蜕变成“二月二挑菜节”，在寒冷的元大都地区则自然衍化为“二月二龙抬头”。
由宋入元的周密在其笔记《癸辛杂识》中记述了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一种稀见的历法现象。在这一年，本命日与十二个节气重合，加重了本命日和十二节气之间的联系。其中“二月初二日癸未”为“惊蛰”。“蛰”，指蛇等冬眠的动物。古人常以龙蛇并举，以为龙也像蛇一样会冬眠，《周易·系辞》就有“龙蛇之蛰，以存身也”的语句。故“惊蛰”也有警醒大龙的意思，譬如北宋刘敞就写有“池上龙蛇惊蛰起”的诗句。南宋初人张元干亦在《甲戌正月十四日书所见来日惊蛰节》中写到：“一声大震龙蛇起，蚯蚓虾䗫也出来。”元代吴存所写的《寿族父瑞堂〔是日惊蛰〕》中亦有“今朝蛰户初开，一声雷唤苍龙起”，与词牌名“水龙吟”相合，体现出“惊蛰”一如“惊龙”的意境。
这些情况足以说明在北宋、南宋与元代，“二月二龙抬头”与惊蛰存在内在联系。而惊蛰与二月二重合，并非只出现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如《癸辛杂识》中记载了在宋理宗宝佑四年，十二节气同样与“本命日”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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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密《癸辛杂识》
汲古阁刻本
那么，“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是不是起源于此时呢？辛德勇老师特别指出，这一习俗始见于史籍的时间还要更早。在北京西城区西四南大街砖塔胡同的东口，有一座由金朝至蒙古国期间的高僧行秀所建的从容庵，现今仅存一座砖塔。这座砖塔始建于元代，是行秀和尚的墓塔。行秀和尚儒释兼备，自称“万松野老”，人称“万松老人”，故此塔俗称“万松老人塔”。
万松老人曾在从容庵内写下题作《从容庵录》的禅宗语录，其中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称“今朝二月二，暂放龙抬头”，又称“雷惊出蛰，颂此僧探头太过，不待惊蛰二月节，早起龙头”。 万松老人用“二月二龙抬头”做譬喻，清楚地说明在当时的北京城（即金中都）里已经普遍行用这个节令。万松老人写出《从容庵录》时，为金宣宗元光二年，时值南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这比宋理宗宝佑四年要早三十三年。因而，“二月二龙抬头”这一节令的形成，同宝佑四年本命日与十二“节气”相重并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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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四万松老人塔
本命日同十二“节气”相重虽然罕见，但立春同元日相逢在史上却屡见不鲜。而在立春与元日相逢的年份，由于惊蛰与立春之间仅相隔雨水一个节气，在元日立春的年份，二月二正好与惊蛰重合的概率较高。据清人姚莹《康輶纪行》的记载，在雍正十二年至道光九年这九十六年期间，共见五次元日立春，当年的惊蛰也都赶在二月二日。可见在万松老人时期大体上也会遇到元日立春、二月二惊蛰，而这种情况，同样是把太阳年的岁首（立春）同阴阳混合年的岁首（正月初一）重合在同一天内，因而很容易让人们把二月二这个惊蛰之日同龙抬头联系起来。辛德勇老师特别指出，万松老人所讲的“不待惊蛰二月节，早起龙头”，已把“惊蛰”同“龙抬头”紧密关联到一起。
其后，经历宋理宗宝佑四年和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那两次本命日同“立春”、“惊蛰”等十二节气完全相重的情况之后，人们自然加重了对“二月二龙抬头”这一节令的重视，使之愈加普及于南北各地。因而，在元代关于北京城的记载及元杂剧中，“二月二龙抬头”的风尚已盛行开来。
介绍完“二月二”相关风俗的基本事实后，辛德勇老师转而从天文历法的原理出发，解释为什么节令中的动物是“龙”。中国古代用青龙、朱雀、白虎、玄武“四神”来标志太阳视运动，分别代表地球公转轨道上的四个部分，体现为地球公转过程中的四个阶段。在太阳年体系中，同东方青龙相匹配的是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和季春之月。惊蛰是仲春之月的起点，故与惊蛰之日密切相关的所谓“龙抬头”，在天文历法上的内在涵义乃是进入仲春之月。《吕氏春秋》记载，仲春之月本属于中国古代太阳年的历法体系，后来才与二月联系在一起。仲春月指示着春时开始，以龙抬头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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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 四神瓦当
上海博物馆藏
从地理角度上说，除北方地区因初春寒冷难以在二月二过“挑菜节”外，“龙抬头”的命名还与金代的气候变迁有关。按照竺可桢先生的研究，南宋和金国对峙时期，年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左右。万松老人写下《从容庵录》之时，中都城的气温远低于产生“四神”相关的天文历法体系的中原地区，城里的人们在孟春之月尚未感受到足够的春的气息，故独重视仲春之月，并将其与东方青龙的抬头活跃联系到一起。这就是“二月二龙抬头”这一时令产生于金朝中都城的自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