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8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306期“清末民初中国士人的现代转向”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中研院近代史所特聘研究员黄克武主讲，文研院邀访学者、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范广欣主持。  

讲座伊始，黄克武老师指出，中国士人的思想是一个动态而连续的过程，自清朝中叶起已逐步形成了经世传统，在清末民初时则进一步出现了现代转向。为了清楚地阐释该主题并从思想史层面讨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需要重新检视中国近代传统思想的预设及其接引西方思想的过程。此外，本次讲座将围绕“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主题，从历史的连续性角度看待传统思想在中国现代转型中发挥的作用。

一

在引言部分，黄克武老师介绍了清末民初这一阶段在中国思想史上的特殊意义，以及中国思想界在这一阶段表现出来的特点。总体而言，随着西学的进入和国家的转型，中国思想与文化在此阶段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西学的传播和中国士人对西学的吸收与转化是该过程的一体两面，关于这一点已有不少学者做了讨论。

张灏先生认为，1895年至1925年是中国思想的近代转型时期。此一时期，报刊杂志、新式学校以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大量涌现，以学会为代表的知识阶层诞生，带来了新的思想论域与文化取向危机，这造成了传播媒介与思想内容的突破性巨变。潘光哲的《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一书以具体的个案，爬梳了晚清世变日亟之际的中国士人对西学的阅读与理解。西学不仅通过传教士、译介出版和新闻报刊传入中国，在清末还以与科举考试相结合的方式深刻影响了广大中国士人。当是时，旧学与新知在中国思想界融合，其中有“以西证中”，也有“中西互证”。晚清西学输入的另一个表征是外语词汇的大量引进，其中的关键性事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08年出版了颜惠庆等人编纂的《英华大辞典》，它以十二万条英文词汇掀起了“new terms for a new world”的浪潮，几乎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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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庆等编《英华大辞典》

黄克武老师指出，伴随着新学的兴起和新世界的建构，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逐渐进入现代社会。这一现代化过程包括四个新的观念或特征：一是世俗化，即人与宇宙关系的科学化；二是文化地理的多元化，国人认识到世界上存在多个文化中心，原先的天下观念转变为国家观念；三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出现；四是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与政治参与的提升。与上述转变同时的，是中国士人思想上的现代转向，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在空间观上，从“中国的世界”变为“世界的中国”；二是在时间观上，从三代史观与循环史观转变为线性进化史观；三是宇宙观的转变，从阴阳五行或宗教式的宇宙观转变为科学的宇宙观；四是政治合法性观念的转变，政治统治的基础从“天命”转变为“民主”。

那么，在这一现代转型中，传统思想扮演了什么角色？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在转型中发生了断裂，因此只剩下了情感依托上的意义而失去了现实的意义，这造成了中国近代士人内心相当深的焦虑感。黄克武老师认为，要讨论这一判断，回答传统思想的作用与延续性问题，需要明确中国近代传统思想的预设，进而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它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地位。

沟口雄三和余英时两位先生都强调在现代转型中，传统思想保持了延续性，这具体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在超越）和群己关系上集体价值的优先性对现代转型的影响。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先生则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传统思想的特点，黄克武老师将其归结为中国文化的五个固有预设，即天人合一的关系（价值源自天，落于人的心性）、乐观的人性论（无原罪观念）、乐观的认识论（天地万物的道理均可格而知之）、政治核心架构的一元性（也包括其中道统与政统间的对话与紧张关系）和在群己关系中坚持社区社会（Gemeinschaft）与内圣外王的理想。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国思想传统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是否影响了时人对西方知识的吸取，进而影响了国家的现代转型？

二

以上关于中国传统思想预设的讨论表明，与列文森和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的传统断裂性视角不同，沟口雄三、余英时和墨子刻等三位先生开创了另一条理解路径，关注中国思想传统在国家现代转型时期的连续性。黄克武老师指出，这种连续性是可以被观察到的历史事实，近代以来的经世传统的确是中国士人“应变图强”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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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和贺长龄在1820年代编辑了《皇朝经世文编》，后世不断补编、续编、新编，发展到民国三年（1914年）的《民国经世文编》，这一过程形成了连绵不断的经世之学。这套书取材丰富，引入了相当多的西学知识。黄克武老师指出，《经世文编》的读者既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又有杨昌际、刘大鹏等一般士人，倡导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也在积极阅读此书，可见西学正是在经世思想的基础上逐渐为中国士人所接受的。特别地，在清末科举改制、与西学相结合后，《中外政治策论汇编》《中外策问大观》等受到《经世文编》传统影响的应试书籍大量涌现，西学与经世之学的这一结合通过科举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士人。

黄克武老师强调，应当重视经世传统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的意义。就经世之学的源流而言，梁启超延续了清中叶以来的经世传统，试图解决“兼内外”的核心议题，亦即结合内在道德、知识的追求与外在事功上的成就。他进一步将内外问题与中西接融问题结合为一，从事“会通中西”的努力，而这一志业为后世的新儒家们所继承。就经世传统的思想内容而言，民国政治深受其影响，国共两党都在尝试将自己的政治统治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相结合，这可以在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清楚地识别出来。总而言之，在经世传统的影响下，近代中国的现代转向没有完全走向西方工具理性的道路，没有将科学的充分发展和技术的全面统治作为终极目标，而是努力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

与这一历史连续性的认识相对应的，是西方汉学界自1980年代开始的范式革新，中国近代史从“国耻史”的失败史一变而为重构的开端和成功的前奏。前者从转型期的断裂性角度出发，用诸如“冲击-反应”等模式来看待中国近代积贫积弱的状况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着重于寻找中国“错”在何处，失败在何处。后者则采用转型期的连续性视角，认为民国是晚清的延续，19世纪的中国是今日中国重构的开始，是大国崛起的预备阶段；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具有世界史上的意义。例如，贝淡宁（Daniel A. Bell）曾指出，基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而又异于选举民主制的垂直民主尚贤制，在国家治理上具有独特性与优越性。近40年来，后一范式所代表的目的论史观随着中国的崛起而备受关注。

三

在回顾了中国转型时期的历史连续性后，黄克武老师紧扣“民主”和“科学”这两个近代中国的主要议题，具体讨论了传统思想对中国现代转向的影响。如何理解中国现代转向了民主政治？共和何以成为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黄克武老师指出，要回答这两个问题，不仅要关注清末民初的思想界动态，还要回溯到国人在清道光、咸丰年间对西方观念的引介，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欧美民主、共和等观念的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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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美国芝加哥的街景

早在19世纪30-40年代，中国思想家与西方传教士即开始介绍西方的政治理念，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与美国的民主政体都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当是时，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被描绘成三代时尧、舜那样的明君，他所树立的民主风范被视为天下为公、万世不易的典范。到了1880年代，“君主”“君民共主”“民主”等政体类型的三分法已在中国知识界确立，而肯定后二者之人越来越多。这些想法都加强了人们对民主理想的认识与向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新思想被逐渐接受的背后，实际上有其传统的根源。黄克武老师认为，若忽视新思想是在“前有所本”的情况下在中国兴起的，就可能会低估清末民初转向民主制度的难度。从晚明以来，儒学内部萌生了变迁，中国思想界内部涌动着一股反专制的思潮，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唐甄到清中叶的龚自珍等人，均“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提倡一种新的公私观念与富民论，倡言地方分权，要求反省君主专制。这一明清之际的儒学变构对于晚清的思想解放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具体而言，对在中国传统之下思索解决专制问题的士大夫来说，西方有关民主政治的知识的传入提供了可供参考的制度，为实现民本理想和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可能性。

对这一问题，黄克武老师回顾了沟口雄三先生和余英时先生所做的若干讨论。沟口雄三认为，近代中国人对平等、民权、革命等以反封建专制为目标的新思想的接受，乃是晚明至清末四百年间中国思想史（儒学的变迁）与社会史（地主与佃农对立的深化终究会导致民权思想的产生）的发展所蕴含的内在要求，因而它既是主动的，也是必然的。余英时将明清之际儒学变构产生的新特点称为“新基调”，它体现在对地方性社会性活动的重视、强调民间力量在组织事务中的作用、保障私有财产、重视通商、从“私”之中道引出“公”和重视商人角色等六个方面。这一新基调对清末民初儒家知识分子选择性地接受西方民主思想起到了“暗示”或“导向”作用，他们希望不断增强民间社会与个人的功能，使之从国家的压抑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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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先生

不过，还应当看到19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实际上并立着各家各派的思想，包括儒家经世学说、宋明理学、今文经学、诸子学、大乘佛教等等。因此，除了儒家的新基调外，许许多多的思想资源都能够成为接引新思想的动力，例如诸子之中的墨学就很注重接引西学的逻辑（logic）。因此，黄克武老师指出，在谈论明清之际儒学变构对近代思想的形塑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它的作用机制存在一个“再发现”的筛选过程，是复调而非单调的发展。例如，清末民初存在着宋明理学的“大公无私”与明清儒学“合私以为公”这两种公私观的竞争，时人刘师培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前后，所持观念就发生了从后者到前者的转变。也就是说，国人对于西方观念的吸收与选择受到某些与它亲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有了这一认识，就不难理解，国人在清末个人解放的风潮之下为何选择了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主义的民主传统而非弥尔（John Stuart Mill）主义的自由传统，而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为何成为了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黄克武老师指出，可以看到严复在介绍弥尔时面临着相当多的困难，因为弥尔思想中的个人权利、隐私、品味的消极自由（negative freedom）等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观念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性，而相较之下卢梭的思想就更具亲近性。换句话说，并非西学的所有方面都能够为国人顺利接纳，中国传统思想之基本预设影响了国人接纳某一类型和流派的西学，而抵触另一种。

四

黄克武老师接着讨论中国现代转向的另一大主题，即科学。经由接引西学，中国近代经历了一个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与祛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阴阳五行或者宗教式的宇宙观在此过程中渐渐被科学理性所取代。世俗化和科学理性在西方的出现并不是单元性的，而是牵涉到相应的政治理论的发展，即启蒙以来的科学主义对宗教与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激烈冲击。

黄克武老师认为，从科学权威的建立过程来看，西方世俗化深受怀疑主义和道德相对论的冲击，中国则否，二者之别是与中西方处理天人关系的不同方式密切相关的。余英时认为，中国人相信作为人间道德秩序的价值之源的天是内在于人心的，心与天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不即不离”。因此，儒家强调追求超越界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向内的，是“为仁由己”，是“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相反，希伯来的宗教信仰将宇宙起源和价值之源等问题归诸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其超越界（天）因此具体化为人格化的上帝，这就造成了超越界与现实世界的高下分殊和与人的分离。于是，论说人及万物系自然起源的达尔文主义显然会冲击西方价值的源头，它事实上也引发了一种强烈的抗拒；相对而言，严复将进化论引入中国时则没有受到太多的阻力，毕竟中国未加以实质化和形式化的伦理观念与科学并不处在尖锐对立的地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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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内页

由此观之，伦理价值的源头差异决定了世俗化和科学理性会对中西方产生不同的影响。在西方，怀疑主义思潮引发对于知识范畴的讨论，将知识范围缩减成最小的能够证实的范畴（科学），并衍生出“道德的相对论”，而后者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重要挑战。这一世俗化过程也带来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与自由范围的扩大。相对来说，中国世俗化过程没有出现怀疑主义，也没有引发类似西方所出现的道德与知识危机。那么，中国在接引西方思想时，科学的宇宙观是如何建立的？科学知识何以未同中国传统观念发生龃龉？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黄克武老师以进化论在中国的传播为例，讨论了严复译著中“天”的涵义及其影响。严复在《群学肄言》的按语中对“天”的歧义性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西方语境中的“天”有四种意思，即“以神理言之上帝（God）”“以形下言之苍昊（sky）”“无所为作而有因果之形气（an uncreated formative substance）”“虽有因果而不可得言之适偶（happen by chance）”。他《天演论》中的“天”取形气之意，也就是物象与基本物质所造成因果关系的变化。严复在转译此意时，借用了《易经》和老庄的观念，以中国本土用以描绘“天”的“自然”理解进化论中的自然观念（例如物竞“天”择与natural selection的对译）。

黄克武老师认为，在这种宇宙观下，万物自然发生变化，而自然的变化引发了新的天道，严复用“天”这样一个模糊性的语汇来引介进化论，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中作为价值之源的天变成了一个与自然演变和社会演变交织在一起的天。以往“形气”的概念本与道德无关，而严复介绍的这种新的天道（科学），即形气解释的宇宙万物的所以然，跟人道产生了新的连接。换句话说，天本身没有道德性，但天的演变原则中衍生出了道德原则。事实上，在严复之后，有不少的思想家都用《易经》中的“翕辟成变”观念来解释宇宙“相反而相成”的变化，20世纪的中国思想从来没有将自然视为一个与价值无关的东西，其主流一直追求建立一种与现代科学相配合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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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与《天演论》

讲座的最后，黄克武老师对本讲内容做了总结。本次讲座从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角度出发，围绕民主与科学的接纳过程考察清末民初中国士人思想的现代转向。就民主而言，中国儒学在明清之际出现的“新基调”，有助于接引民主共和等新观念，并为清末民初中国士人重新发现反专制的思想提供了资源。由于传统思想的作用，卢梭—黑格尔—马克思的民主传统相较于弥尔的自由传统更容易被国人接受，中国传统与西学知识的结合最终形成了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就科学而言，科学在中国建立权威的过程走了与西方不同的道路，在内在超越的基底之上，科学（以进化论为先声）的引进并没有切断中国人价值的源头，没有引发怀疑主义和道德相对论，国人借助《易经》与老庄思想的透镜，建立了一种新的天道。

进一步地，如果同时考虑现代化的四个变化（世俗化、文化地理多元化、国家主义、科学经济发展和政治参与）与中国传统思想的五个预设（内在超越的天人关系、乐观主义的人性论、乐观主义的认识论、一元性的政治架构、社区社会理想与群体优先的群己关系），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保持了传统思想的连续性，始终追求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结合。

最后，黄克武老师同与会师生就怀疑论与道德相对主义、西方对二十世纪前半叶中国采用非西方式现代化道路的评论、《英华大词典》的编纂过程、章太炎与严复处理现代化问题的不同思路、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思想传统资源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互动交流。至此，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