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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文研讲座74】朱苏力:大国的精英选拔

发布时间:2018-03-12

2018年3月12日晚,“北大文讲座”第七十四期第二讲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大国的精英选拔”。文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朱苏力主讲,文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俞可平评议并主持。


 

朱苏力教授在讲座伊始便表示,大国的精英选拔,核心其实不在于精英政治,而在于“大国”。因为从国内外的政治实践来看,暂且不论如何定义精英,但无论在哪里,最终大致都可以说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如果选拔政治精英是在非常小的群体中,人们还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分歧就只会集中在精英是否代表了自己的利益;但当群体扩大,出现超大的政治共同体时,人们很难有准确的信息,甚至没有相关的信息,就很难有效评判选择精英了。若根据一些外在符号如知名度或家族来选择,就会出错,不利于政治共同体的治理。因此大国的政治精英选拔是一个特殊的问题。

 

朱苏力教授新作《大国宪制:历史中国的制度构成》书影

 

由于历史中国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三层政治治理领域,朱苏力教授认为,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精英。而且各层级的精英,至少最初,必须从“家”也即农耕村落的小共同体中创造出来。特别是在治国和平天下的层面,这就不仅涉及选择,而且需要把农村的那些有政治能力的人尽可能培养和塑造成有家国情怀,“以天下为己任”乃至“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国精英。

与农村精英只需与家族或乡里熟人打交道不同的是,大国精英的首要才能是治理国家,需要同陌生人周旋。不仅如此,还必须更关注国家和天下,理想地看,还必须即便面对逆境,也能坚持对国家的忠诚。这样的精英,其实已不能只是普通意义上的聪明,还必须能做事,踏实务实——即便在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也能做出正确和稳妥的决策。因此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的重要问题之一,首先要在这个大国对何为精英形成一种基本的共识,然后才可能有相对稳定的精英选拔制度设计和制度实践。

早期中国一开始的精英选拔具有强烈的族群或阶层特色,即所谓世卿世禄。但西周通过“家天下”的国家制度建构,至少在中原地带奠定了语言和文化的统一。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抢夺人才,人才选拔上就从“亲亲”逐步转向“贤贤”。春秋战国时期的人才也因此呈现出高度流动,有理由认为这为后来中原农耕区的统一,秦汉王朝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也在这种竞争中,老百姓普遍接受了诸如英雄不问出生的社会规则,也不再迷信于门第、血统、社会阶级或族群。《史记》中记载陈胜、吴广,项羽、刘邦的“王侯将相宁有种” “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生当如斯”之语,即便是司马迁的杜撰,也表明了一种有关政治精英来源的而社会共识。

 

主讲人朱苏力教授

 

更大的问题关于精英的选拔。这个问题不可能用“伯乐相马”的方法来解决。因为大国各地都可能有千里马,真实的伯乐都是生活在特定地区的伯乐,事实上只是了解本地的千里马,不同地区的千里马很难比较。因此,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必须创造一种制度,一种法治方式,来应对,要避免萧何月下追韩信体现的那种人治方式,最多也只是作为法治的一个补充。

这个问题其实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出现了,战国四大公子每人都有门客三千,却很难确认谁是真正的人才,是大才,因此只能兼容并包,看似美德,其实换一个角度看,越是兼容并包,实际效果就越是埋没人才,乃至还只能“毛遂自荐”。这都反映出政治共同体越大,人才选拔的麻烦也越大。

这个麻烦本该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应尖锐化,但因为秦王朝只持续了短短十几年就灭亡了,人才选拔的问题还没显出来。汉初到武帝之际逐渐地,这个问题才显出来。突出标志之一就是外戚强大,如窦太后、王太后家族的窦婴,田玢,以及汉武帝重用卫青、霍去病、李广利、霍光等。汉武帝其实是非常善于发现和提拔人才的,可以说是不拘一格用人的,包括从匈奴子弟中发现了金日磾等人才。但所有这些人才都是因偶然机遇进入他的视野,被识别并得到重用。这就表明仅靠伯乐是不够的,因为伯乐只可能发现其身边的人才。而要治理大汉,要避免贵族政治,门阀政治,就一定要从全国挑选人才。因此,汉武帝下令每个郡国都要向国家推荐两位人才,后来又根据各郡国的人口总数对推荐的人才数量做了类似比例制的调整。各地推荐的人才从少年时期都在宫廷中学习数年,考核后优秀的留下任职,被淘汰的则返乡。

之所以用这种选拔方式,受到了一系列技术问题的制约。当时未有纸张,无法集中考核、统一标准。即便想统一考试,也需要在全国圈定一个大致的考试范围,便于普通人的文化投资。因此,从这一视角看,武帝罢黜百家的最重要的制度功能就不是为禁锢思想,而是为人才选拔的确定考试范围。这样做不仅可能有相对统一的判断标准,更重要的是,这份文化投资指南,使得社会下层也有了进入政治精英行列的可能。汉武帝的这项措施并没有直接导致科举考试制度的诞生,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他的重要举措为几个世纪之后的科举考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这种考试还有经济上的好处,那就是民间投资,最后由祖国选用人才。

但武帝采用的推举制度也有显著的缺点,地方官吏富豪推荐人才易导致选拔被地方权贵控制,也有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弊端。东汉末年战乱,人口大量流失,令这种推举制度难以继续。曹操实行了九品中正制,派朝廷要员考察选拔人才,大大削弱了地方势力豪强对人才选拔的控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人才的选拔。但这一察举制度也很快随着选拔人才的“中正”之间利益交换而很快败坏了。

 

田余庆教授名著《东晋门阀政治》书影(书中描述了东晋时期地方势力豪强对人才选拔的控制)

 

隋唐开始推行科举制度,最大的好处就是不再需要朝廷官员的推荐,而改为直接通过县、省、州府、中央考试选拔精英。这既加强了中央管理,也避免了上层官僚的拦截。何炳棣的研究表明,科举制度确实让大量父辈没读过书的贫寒家庭子弟进入王朝的官僚体制,参与政治治理。相对于西方近代之前普遍实践的贵族政治,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制度才可能产生布衣宰相。

但科举制度仍有弱点:以文字来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当中会趋于更多筛选出会背书的人。但政治治理与政治理论,与哲学、历史不同,政治最重要的是做事,而不是文字表达。因此大国精英选拔制度带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如何从考试选拔的人才中选拔也会做事的人。这个问题甚至更早就出现了,战国时期就提出来了,“纸上谈兵”以及“滥竽充数”的故事都指出了这个人才选拔评价的问题。因此儒家针对此也有诸如“敏于行而于言”等一系列告诫,但在朱苏力看来,后世证明,法家的循名责实可能是更有效也更普遍的官僚考核原则,其实也就是问责制度。此外,还特别强调借助政治实践来培养和筛选政治精英,这就是“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可以说是历史中国政治的常规。而且这种选拔措施看来也是有效的,一个并不可靠但仍有意义的标志就是,大致是在唐以后,中国历史上开始有了作为群体现象的失意文人。

最后,朱苏力教授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大国内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一定不平衡,这也给大国的政治精英选拔带来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似乎汉武帝就意识到,因此要求郡国推荐人才时是按照地区来分配推荐名额,还考虑了郡国人口总量。这种要求就功能来看其实就是让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都有可能参与政治治理。

这个地域考量的问题到宋代已经政治化了,司马光就认为南北方录取的进士不均,不公平,而提议改革。这个问题由于两宋王朝的特点没有变成大麻烦。但到明朝,这个地域之争的矛盾激化了。明王朝首次科举(春榜)录取的四十多个进士都是南方人,引起北方读书人的强烈不满,甚至导致了一些相关读书人的政治悲剧。为赢得北方读书人的信任,明王朝夏榜录取了六十几个北方人进士。为了让知识分子信任中央、对人才选拔制度有信任感,明朝确立了南北榜,后来又把凤阳和四川、贵州、云南等绑定在一起,增为中榜。明朝这一选拔制度,主要是出于政治需要,防止南北方政治精英的分裂,不能仅仅考虑分数而录取进士,选拔官僚。中榜录取实际等于对当时文化教育相对不发达的西南地区采取了加分录取制度。清朝也保留了这项制度。这项制度因此不是一种仅仅关注个人智力和文化教育水平的制度,更是在多民族、多文化群体的大国中努力吸纳和整合各地方精英参与国家治理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不仅对明清的改土归流创造了条件,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而且就功能而言,有代议制的因素。

 

俞可平教授(左)与朱苏力教授(右)

 

俞可平教授在点评中指出,大国的精英选拔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政治演变跟政治精英选拔有很大关系,政治精英主义是政治学的主流学派。政治学也希望将经济学里的帕累托最优应用到政治领域,实现最有效的精英选拔。随后,他就中国传统精英选拔制度的废弃问题,以及传统政治精英与当代政治精英的本质区别与朱苏力教授展开了讨论。

朱苏力教授认为,中国传统的知识是适应小农经济的,但现代以来中国需要新型知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不可能进入当时各地的村落私塾教育,只能通过政府的努力建立现代的洋学堂,并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但是,科举尽管废除了,但从某种层面看,传统的科举制度的一些因素也还是继承下来了,从外观上看,可以说如今分解为当下的高考和公务员考试两部分。废除科举是特定时期的必要产物,问题更多出在科举的内容,而不是这个选拔人才的制度。这个人才选拔制度本身不仅相对于农耕社会有合理之处,即便今天抽象来看也是合理的,至少那些历史的考量都融入了今天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俞可平教授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高考是选拔制度,公务员考试也只是基层公务员的考试,不是政治精英的考核政治。政治精英走的是干部选拔制度,与科举有一定区别。

对于传统政治精英与当代政治精英,朱苏力教授则认为,它们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以天下为己任、有责任心、吸纳足够的信息、听取别人的意见、做出正确的选择、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条件不具备的时候韬光养晦做实事,在条件具备时步步推进社会发展。现代政治精英区别于古代精英的一点是越来越注重专业技术性。随着劳动分工细化程度的加深,专业的政治精英会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技术精英应交给本群体做出评价,而非交给外行人。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