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9日，“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三期在静园二院20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欧亚视野下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此次论坛由文研院承办，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李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教授张弛作召集人。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博物馆、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科研单位的十余名学者出席并参与讨论。

此次论坛分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主持。首先，李零教授介绍了举办这次论坛的初衷，并代表文研院向与会嘉宾表示感谢。

张弛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第一位发言的是张弛教授，发言题目为《龙山——二里头：新石器时代世界向青铜时代世界的转变》。他指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为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下游地区，该地区长期高度发展，于距今9000年分别发展出了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距今5000年始，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分布区内出现比较明显的社会分化和大型社会群体。依据遗址数量、都邑型聚落的变化、文化的影响力三个指标，他认为，两个核心区文化相继衰落，长江中下游地区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首先全面衰落，黄河中下游诸如龙山文化次之。核心区历经两次衰落后，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及其周边和伊洛河流域成为唯一没有衰落的地区。与此同时，半月形文化带（燕辽地区—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兴起，出现了密集的聚落，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发生巨大的变化。一方面，这可能跟西方麦类作物和家畜传入有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半月形地带与其外部区域的稳定接触，而河西走廊—新疆地区稳定的绿洲农业聚落正是开展稳定的文化交流的前提。从地缘关系上看，龙山—二里头文化时期是中国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段，此前和此后的中国是两个世界。此前，中国的文明中心在黄河、长江两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在这里成长起来了庙底沟、大汶口、石家河和良渚文明。这些文明曾四处拓展至西北、东北、西南和华南，并持续影响了中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文化。此后，原来的新石器时代文明在核心地区衰落，处于欧亚接触地带的半月形地带兴起，在与豫西和晋南这一唯一没有衰落并保存了新石器时代以来复杂社会的区域互动中，形成了随后中原地区的青铜时代文明新格局。

韩建业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接下来发言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他认为，中西方文明起源的基本步骤一致，文化交流与气候变化是推进文明进程的两个主要原因。当社会发生特别大的变化时，后者是最主要的推手。韩建业教授分别比较了距今6000年、5000年和4000年的中西方社会，得出了“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的复杂过程，中国早期文明正是在自身基础上受到了西方文明的‘启示’和‘馈赠’才有了伟大成熟的中国文明”的结论。他认为，虽然在距今5000年左右，中西方文化交流已开始，但具体到了何种程度仍需再做工作。距今4000年的中西交流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相比核心区的衰落，这一时期恰恰见证了西北文化的发展迅速。这正对应于气候干冷事件（或称小冰期）。驯养家畜而带来的技术和思想也影响到二里头文化，由此，二里头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阶段。这种王权的“味道”与龙山文化不同，以中原为中心，文明程度很高，对内有浩大的工程，对周围的影响也前所未见。他进一步强调，距今4000年的时候，文化格局出现的革命性变化与西方交往有关，但不能简单理解为“中国文化西来说”。

吴卫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卫红研究员首先阐述了对“欧亚视野”的理解。欧亚视野是中国考古学持续关注的议题之一。他指出，欧亚视野不仅需关注欧亚的地理节点，还要既有焦点，又有余光，将欧亚作为一个大的体系进行考察。紧接着，他分享了关于龙山之前中国早期文明演进的一些想法。历史上第一次区域的大融合在距今5500年—5000年左右，这也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一个时间结点。大融合以胡焕庸线以东的表现最为突出，代表性产品为玉石，中原及周边为彩陶；聚落快速增长，文化扩张较为明显（如黄河中下游呈放射线式的外扩），长江中下游东西向交流十分频繁。历史上第二次区域大融合发生于距今5000年-4500年左右，各区域此起彼伏，中原衰落，长江中下游聚落急剧膨胀，分别向黄河中、下游扩张。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实力强劲，将淮河中下游收入囊中，借道向西直达中原。他指出，如果良渚文化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文明（国家），那么大汶口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的性质需重新审视。关于此后文化发展的格局，他认同张弛教授《龙山—二里头》一文的观点，并指出，在距今4000年前后，礼仪化的玉石器再次兴盛，胡焕庸线以西地区出现的聚落文化亮点等值得关注。

叶娃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考古田野国际学校负责人叶娃博士结合杨官寨遗址，就遗址的社会性质和堆积形成的过程分享了自己的心得。该遗址目前只见圆形的半地穴或地穴式房子，没有方形房子和大房子。遗址内已发现的2000多座墓葬都是单人葬，且出土玉器较少。对比同时期东部的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遗址，杨官寨遗址似乎社会分化不明显。她结合遗址发现的陶器及制陶作坊区指出，制陶这一较复杂的生产活动需要首领的组织，且经土壤微形态分析表明，有人工修整痕迹的环壕也需在一定组织下营建。因此，杨官寨遗址是较平等的社会与否还需日后更多发现加以佐证。受美国过程考古学的影响，她以杨官寨遗址“发现房子的地方伴有陶窑发现似乎无明确居住区和工作区分界”为例，启发学生思考遗址的形成是有明确规划，还是从小到大自由地发展。她密切关注遗址堆积的形成与人类行为的关系，积极提倡多学科合作，致力于研究每一种活动的痕迹在堆积上的反映。她还认为，对每一最小堆积单位、遗迹、遗址的形成废弃过程的深入研究，便是中国新石器考古对世界考古学的贡献。

吴小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结合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心得，着重从旧石器时代、新旧石器过渡阶段并涵盖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及铁器时代，比较了欧亚大陆近东、远东以及核心区部分重要考古发现反映的异同。她提出，很大程度上，中西方文化表现的不同受生态环境差异特别是季风带的影响。季风带的分界线也部分与吴卫红研究员所说的胡焕庸线重合。她举例说明新疆的阿凡纳切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等并未深入影响至中原，其实也受西风带影响所限。她特别补充道上述观点不是环境决定论，而是提醒进行跨区域文化比较时对环境因素的影响需有所重视。此外，她对“中华文明”和“中国文明”两概念的差异较感兴趣，后者具体指中国境内的文明还是有大一统的中国文明，这点引人深思。厘清这一概念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亦十分重要。针对张弛教授和韩建业教授关于中华文化自身特性的观点，吴小红教授从技术层面进一步补充，以青铜技术传入中国的变化和埃及蓝与中国蓝的核心元素是两种体系等为例，说明技术对中华文明的演进并未起到特别关键的作用。

上午的讨论环节，学者们围绕文化发展的核心区衰落的原因和人口的流向展开了热烈讨论。张弛教授认为，气候变化为造成文化普遍衰落的原因之一。韩建业教授认为，人口向大聚落的聚集可以部分解释人口的流向，气候为此提供了一个契机。戴向明研究员则表示，洪水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

下半场的讨论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弛教授主持。

赵辉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辉教授首先发言，他针对当前欧亚视野下的文明演进研究进行评价。他认为，对于近期学术界无情绪、无偏见地探讨西方文化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以及诸位学者致力于将一件件文物串联起来形成宏大的历史叙事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进步。另外，这种宏大的视角突破了以往“多元一体”史观关注的范围。其次，他就西方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中华文明的演进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当前，探讨西亚、中亚文化因素的影响的区域多集中于半月形文化带，而且多局限于技术层面（如青铜、家畜等）。这些技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了中国文明的演进？就人而言，半月形文化带生活的人应为中国的土著，其文化传统传承自黄河中下游核心区域的文化因素。对中国文明产生决定影响的是生活于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的土著先民。另一方面，在制度方面，中国文明继承了很多北方的因素，比如夏沿袭了多种“华西系统”的玉器，随之的商源于半月形文化带的南端，并被源于西北的周所取代。总之，中国文明是在大中华文化圈内由多种文化因素融合而成。

杨建华

吉林大学

文研院第四期访问教授、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杨建华认为，半月形文化带有一个形成过程，与中原相对应，可以分为龙山文化和夏两期。龙山文化时期半月形文化带的情况如下：燕辽地区存在一定的缺环；北方地区的规模初定（北至朱开沟遗址一线、南至晋中、西至陕北和晋北一带，东与燕辽地区相接），奠定了农牧交错带的基础；甘青地区分布着齐家文化，得益于广阔的地理分布，保持着长期的繁盛。上述三个地区分别与中原进行南北向的联系，但各自之间的联系不多，这一情况延续至夏。早商至西周初，文化交流转变为东西向；西周至两周之际，文化交流以南北向为主；东周至秦，又转变为以东西向为主。成都平原不宜划入半月形文化带中，如以三叉护手剑为代表的北方因素仅见于成都平原边缘，未进入腹地。此外，杨建华教授表示，文化衰落应看作两个文化发展的稳定期中的非稳定期：在非稳定期，文化遗存的缺失并不一定是文化发展低迷所致，也有可能源于生活方式的变化。伦福儒曾提出，距今3000年—2800年，畜牧经济逐步转变为游牧经济，在转变期内，文化遗存较少；这种现象也见于燕辽地区，即夏家店上层（结束于春秋早期）与春秋晚期之间存在缺环。

刘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刘绪重点梳理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北方的文化发展状况。东北地区，这个时期分布着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燕山—拒马河一线大致为它们与二里头文化的分界线。晋陕高原在庙底沟二期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分布着较多遗址，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黄河东西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从遗址数量看，黄河以东的晋陕高原乃至华北地区，龙山文化偏早至二里头文化未见明显的衰落。但是，黄河以西的陕北以南至关中西部，几乎不见这个时期的遗址。从文化分布范围和影响程度看，二里头文化时期东方对中原的影响并不弱于龙山文化时期。仰韶时代，大汶口文化深入至河南平顶山一带；龙山文化时期，豫东一带被中原龙山文化占领；但至二里头文化时期，豫东地区重新被纳入东方的岳石文化范围内。另一方面，岳石文化较强势地影响了二里头文化，但是，后者不仅包括前者的因素。此外，在文明演进中应该关注“人”的变化。人祭可为此提供一个视角，这一现象普遍见于龙山时代诸遗址中，如石峁遗址的人头坑、王城岗遗址乱葬的灰坑等。这种现象也见于殷墟，说明当时出现了严重的暴力行为。此或许为早期文明的一个标志。若以此论，中国早期文明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分别为龙山文化—殷墟和周——后者已不见人祭。

戴向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研究员戴向明指出，中国早期文明的形成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距今6000年，农业社会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建立起来；庙底沟期，大房子、大墓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明已经开始起步；龙山时代，黄河、长江聚落均出现了超级聚落，早期文明进一步发展；甚至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他还指出，虽然从技术层面看，中国最后融入到青铜时代的世界体系内，但是，中国文明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特色。中原等各区域自成体系的格局自9000年前已奠定下来，故以中原为代表的早期文明为“原生文明”。相较于中原，以石峁遗址、宝墩遗址为代表的周边地区均在受了中原地区刺激后逐步进入文明阶段，因此，它们属于“次生文明”。在众多促进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动力中，贸易、对贵重的资源的追逐应是不可忽视的。良渚文化对玉器的追逐以及早商对中条山地区铜矿资源的控制均证明了这一点。

李水城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以“世界体系下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互”为题发言。“世界体系”是美国学者沃勒斯坦针对近500年来世界发展史提出的，但国外有学者认为，该理论可上推至5000年前。距今9000年，两河流域的农业群体向欧洲迁徙，促进了欧洲农业文明的确立。稍晚，两河流域的农业群体或穿过高加索山脉，经里海和黑海之间的地区，导致南俄草原地区的人群迁徙，促使特里波里文化出现。与此同时，近东文明也从伊朗北部进入中亚，催生了那里的绿洲农业。距今6500年，来自中亚和乌拉尔山以西的印欧语系人群范围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人群迁徙，导致西伯利亚圜底罐系统文化的出现。这与红铜时代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可以黎凡特和巴尔干为代表。在这个大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也进入了红铜时代。距今4500年左右，地中海东侧的人群再次西迁，导致西伯利亚进入青铜时代，形成平底罐文化系统，并最终促使安德罗诺沃文化形成。与上述世界体系内的人口迁徙，中国也出现了相应的人口流动。如距今6000年前后的庙底沟期的西渐，在甘青地区发展出马家窑文化，一直向西进入新疆东部。距今4000年前后，齐家文化西进，随后，在河西走廊形成西城驿文化、四坝文化，并西进至哈密，以彩陶为代表的农业引入新疆并继续向西不断扩散。总之，中原文化的向外扩展与世界体系下的人群迁徙是紧密联系的，这点深刻地影响到早期东西文化的交互，也对中原内地的文明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李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首先介绍了古典时期欧洲人的世界观。以斯特拉博《地理学》一书为代表，欧亚的分界线为顿河；亚洲主要指的是近东，以及埃及、利比亚等非洲北部地区，西至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当今欧亚视野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向东推移，中国史前考古在亚洲占有重要地位，足以同欧亚大陆西部相匹敌。其次，他结合欧洲历史谈中国古代文化格局的变化。以胡焕庸线为界，中国东南低、西北高，而南北和东西的不断拉锯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但是，从长程看，不论亚洲或欧洲，北方一直压制南方——虽然南方文化比较古老，却常被一次次地从北方南下的文化所取代。最后，他以苏秉琦先生的一首诗作为结尾：“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湾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这首诗正描绘了此次讨论主题下的文化格局变化。

唐晓峰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

此外，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简单介绍了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对中西文化交流通道的认识。他认为，“丝绸之路”是李希霍芬基于自身独特的知识体系提出的。与安特生、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相比，李希霍芬非常重视自然地理基础，其对中亚所做的一系列人文分析均是建立在细致考察自然地理基础之上的。李希霍芬对于中亚的人文地理变化，提出了由西向东迁移的特征。李希霍芬的代表作品《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目前只有关于中亚与黄土高原的关系的部分内容译成了中文，唐晓峰教授对此表示遗憾。此外，唐晓峰教授还简要说明了中亚内流区和外流区的相关问题。

在下半场的讨论环节中，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凤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怀颖与诸位发言人对车辙等发现进行了探讨。常怀颖副研究员还简单介绍了殷墟马车的发现情况。赵辉教授、张弛教授分别以良渚古城钟家港和蒋庄遗址为例补充了良渚文化时期暴力现象的发现。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杨晓燕根据最新研究成果指出，风暴潮可能是导致良渚文化衰落的原因之一。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极大促进了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与之相关的中外学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外的学者也相继来中国进行交流与合作，新的研究成果与日俱增。在此背景下，对“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的探讨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学术思考的进一步深入，也有利于相关学科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