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 ｜第75期

2018年10月18日晚上，“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五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的印度研究：学术史、视野与问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邦维、上海纽约大学教授沈丹森做引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刘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陈明、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叶少勇、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曹寅出席并参与讨论。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王邦维

讲座伊始，王邦维教授对这次论坛的举办背景和参会学者进行简要介绍。王邦维教授指出，虽然现在中国的印度研究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但是在过去的两千年间，中国是研究印度最多的国家。在殖民时代之前，只有中国保留了大量的印度典籍，大量的印度典籍被翻译并成为中国古代典籍的一部分，这在世界文明交流史上都是独特的。而过去一百年间，北大无疑是中国研究印度起步最早、成绩最好的大学。

随后，王邦维教授梳理了北京大学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的印度研究学术史。他指出，在最早倡议开设印度研究课程的是蔡元培先生，之后邀请了包括钢和泰（A.von Stal- Holstein）先生在内的西方印度学家任教。在1946年，北大建立了东方语文学系，邀请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建立梵巴语专业，后来又发展出印地语、乌尔都语、孟加拉语等专业。此外，该时期诸多哲学系和历史系的先生也不同程度地涉及印度研究。然而在上世纪末期，中国的印度研究有衰退之势。到了今天，对印度的关注又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现在存在一种“印度学”（Indology）向“印度研究”（Indian Studies）转型的进程，北大在印度学方面研究得很充分，但在印度研究上比较弱。新时期，中国的印度研究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印度史诗“古鲁格舍德拉之战”

上海纽约大学教授 沈丹森

沈丹森教授随后对中国的印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综述。他指出，印度的中国研究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是就业前景问题、课程设置问题和教学机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印度需不需要中国研究”变得颇为值得思索。相对而言，中国的印度研究虽然要优于印度的中国研究，却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这些问题使得“中国需不需要印度研究”也变得值得思考。

中国学界面临的首先是课程设置滞后的问题。中国印度研究的课程和80年代并没有太大分别，且现在北大在林承节教授之后并没有研究印度历史的学者。因此，沈丹森教授认为，加强对印度历史的研究应当是印度研究未来的方向。

其次是语言问题。中国的印度研究使用得最多的仍是中文材料，翻译成中文时造成的语意流失会造成研究结果的漏洞，且研究的成果往往也以中文形式出现，这样很难造成国际范围的学术影响。因此，中国学者有必要多深入其他语言的研究成果，并用英文表述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

最后是关于就业的问题。沈丹森教授提出，为获得良好的就业前景，学生们在进行印度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多学习一些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从而形成就业优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 刘建

刘建研究员随后对印度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综述。他赞同王邦维教授提出的“中国古代对于印度的研究相当之多”的说法，中国古代对印度的记载比印度本地还要多很多。

他指出，中国真正意义上开始进行印度研究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50年代经历有研究印度的“蜜月期”。这期间翻译有相当多的作品，而现在印度研究的学者也呈增多的趋势。这一系列学术史说明中国的印度研究是值得重视的。

接着，他对中国的印度研究未来方向提出了建议。他指出，古代对印度的记载存在着很多空隙，给了我们对印度古代研究的空间。刘建研究员还表示，做印度研究必须保持一个客观、独立的立场，要了解最新学术著作，并尽可能地看到至少三方的资料。此外，要研究印度，最好需要掌握一门古代语言和一门现代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面的观点。在写印度研究的著述时，研究者要摒弃多余的资料，能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是大量复述他人的观点，从而写出可能篇幅不大但却有影响力的成果。

位于印度马马拉普拉姆的世界文化遗产 Shore Temple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曹寅

随后，曹寅副教授实践了沈丹森教授用英文进行学术交流的建议，并从历史学者的角度发表了关于印度研究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的印度研究需要有一个范式的转变。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离不开近代印度历史，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这两种研究却像是平行线一样没有交点，这是很奇怪的。

他进一步提出，在21世纪“全球史转向”的范式转型中，对印度的研究不仅要着眼于印度本身，更应当将其放在全球的环境下，从全球的角度看待每位研究者所研究的单一领域。这种范式转型表现在档案搜集上是，不能仅仅使用中国和印度的档案，应当去英国、荷兰甚至是美国收集；表现在研究方法上则是，不能只读档案，而是应当运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实际的田野调查，获取研究信息。

曹寅副教授向年轻的学生建议，在实际进入印度历史的研究之前，要先对其他国家、地区的历史进行系统而深入地学习，这样才能具备新的观念。只有在新观念下进行任重道远的努力，我国的印度历史研究才有可能达到与国际对话的水准。

印度索纳姆特废墟，1869年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陈明

接着，陈明教授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讨论了印度研究的问题。他认为，“中国需不需要印度研究”这一问题并不值得讨论，中国的印度研究显然是必要的。

他阐述了北京大学南亚系学科建设的现状：南亚系现在共有四个教研室，分别是梵语巴利语教研室、印地语教研室、乌尔都语教研室和南亚文化教研室。其中，南亚文化教研室的成立就是为了拓展印度研究的发展空间，并且对印度艺术、文学图像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陈明教授指出，我国的印度研究存在的问题有如下几点：其一是对印度本身的研究偏少，研究的更多的是中印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一些文化在印度的起源研究；其二是印度和中国的互相影响是双向的，但是现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单向的，即印度对中国的影响。在学科的发展上，陈明教授建议在现有语言教学的基础上拓展对印度地方语言的学习，同时在印度古典研究中不能只研究佛教，耆那教、印度教等文献的研究也应得到强化。在印度近现代史研究方面，陈明教授建议要从中印双向扩展到世界网络之中，加强对中印学术交流史的研究。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叶少勇

对于“中国需不需要印度研究”，叶少勇副教授则认为，学者们现在需要探究的并不是这一个问题，而是如何让我国的印度研究更加均衡发展的问题。若要均衡发展，就需要更多地对耆那教等过去研究较少的领域进行发掘。

接下来，叶少勇副教授介绍了中国的梵文写本研究，从这一个案研究的角度谈我国印度研究的历史和优势。他指出，中国用梵语巴利语进行研究的学者相对较多，仅北京一地就有20余位，学者们仅用中文进行研究的弱点已经被消除了。叶少勇副教授介绍了最早在中国进行写本研究的钢和泰先生，以及第一位中国的研究者林藜光先生。随后，他介绍了我国梵文贝叶经写本研究的优势，即藏有大量的梵文写本。在中国各地的梵文写本的收藏中，汉地梵文写本较少，而很多新疆梵文写本则遭受了人为的破坏，只有西藏的梵文写本藏量最多——这为贝叶经写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写本资源多是优势，而劣势则是很多写本资源由于宗教或民族问题无法向研究者提供，这给印度佛教研究造成了阻碍。

在各位与会学者谈了对印度研究的看法之后，王邦维教授总结了当前中国的印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

困境之一是国内能够涉足的印度研究领域相当之少，印度文献所使用的十几种语言中，只有寥寥几种在国内能够进行解读，其余语言的材料就变成了研究的盲点；由于印度语言和文化的特性，印度哈拉巴文化乃至更早的时期几乎完全无法涉足。

困境之二是工作和就业问题，林承节教授时期印度研究在北大是很重要的，历史系曾经也比较重视印度史研究，但是后来就因为就业前景问题而萎缩，到了现在甚至历史学系完全不招收学习印度史的学生。

困境之三是视野问题，中国人更多的还是从自己的角度关注印度问题，这也限制了印度研究领域的扩展。同时，王邦维教授也指出，人才的培养应当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因为短期就业的困境而放弃培养，在中国逐渐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之后，狭隘的视野可能也会逐步扩大。

陈明教授接着回应了历史学系不招收研究印度史学生的现状，他认为，随着世界史成为一级学科，印度史研究也一定会再次被历史学者们所关注。

讨论环节，各位学者与在场听众就“中国的印度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沈丹森教授认为，对于中国的印度研究最为重要的是尽快改革课程体系，在推进语言教育的基础上改进中国学者的印度研究观念，同时尽量使用英文教学和进行学术探讨，以更好地融入国际研究之中。王邦维教授则认为，语言并不是主要问题，学术理念和研究模式问题才是。印度史所处的位置在当前中国的学术理念下低于中国史、欧美史，这种不利于印度研究的模式应当被改进。刘建研究员认为，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语言应当和文化并重，要开设一些专门研究印度宗教甚至更微观的课程。叶少勇副教授表示，基础研究相当重要，不能为了理论方法创新而抹消基础研究的价值，也不应出现社会需要什么就研究什么的状况。

论坛最后，王邦维教授表达了对中国的印度研究的乐观心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学术研究的关键不在于学什么，而在于能不能学精。在保留传统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中国的印度研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