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论坛 ｜第77期
2018年10月2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七十七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美学的历史化”。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袁新作引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常培杰博士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永兵、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成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孙斌、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杨朗博士、南京大学艺术学院高薪博士、湖南大学文学院李三达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金浪出席并作主题报告。
袁新教授在引言中提及美学和艺术哲学反思在现代社会的必要性。回顾历史，美学思想其实与每一个国家的主导思想息息相关。然而，随着历史运动的变迁，美学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逐渐趋于沉寂。于非美学研究者以及当今世界来说，是一个相对萧条的领域。因此，此次论坛可作为探讨美学研究当下面临的问题以及未来潜在新方向的有益平台。
论坛伊始，刘成纪老师以“中国美学史研究——‘照着讲’与新道路”作主旨报告。首先，他指出在美学哲思领域“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哲学史、美学史家强调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论述的，为所谓“照着讲”；而哲学家与美学家则会对于某一哲学问题阐述当今人的理解，为所谓“接着讲”。
接着，他点明历史被不断人为重塑的特性，谈及了中国美学史被重塑的三个维度。其一，中国美学史研究遵循五四传统，从而形成中国精神启蒙史与中国美学史相辅相成的局面。此外，通过春秋战国、魏晋、明朝中晚期这三个中国美学历史高峰期可看出，社会越混乱美学则越繁荣的背反关系。其二，中国美学继承20世纪新儒家思想，逐渐被心性化。研究者围绕天人问题与心物问题、美论与人论、美论与物论等话题展开讨论。其三，中国美学在现当代的消费主义中被“心灵鸡汤化”。这一结果导致佛系美学滋生，人们尊崇彰显自由精神的山水画作。然而，这些画作在历史上则处于边缘位置。针对中国美学史的叙事方式，西方汉学家相较中国研究者更懂得尺证，即与历史保持距离，并将自我抽离。另外，美和艺术所表达的价值是多重的，因此，学者需时时对美学研究范式进行检讨和反思。
南宋绢彩《枇杷山鸟图》
金浪副教授探讨如何历史地思考美学，并以宗白华《论<世说新语>与晋人的美》为研究案例。他着重植针对根于魏晋风骨的“个性自觉”的论述，并剖析美学大师宗白华将“个性自觉”与抗战精神相缝合的观点立场，揭示了学界长久以来对魏晋文人品格的争议。例如，学者介子曾公开抨击魏晋文人的颓靡骄奢，并将魏晋的政治混论归咎于此。然而，宗白华则赞赏并捍卫魏晋文人的天真、倔强与精神解放，认为魏晋精神帮助后人洗去颓废浅俗，并且其“真性情”“真意义”的本质驳斥“乡愿”和“伪道学”，与儒家道德观与礼法观相契合。最后，金浪副教授总结出历史中的美学被不断揉捏以融合进不同语境的状况。
袁新教授则探讨美学中的视觉机制。他表示，视觉机制揭示“看见什么”事实上与“如何看”分不开，而“如何看”又与我们“想看什么”（观念）和“能看见什么”（技术）息息相关。“想看什么”不是心理学意义上（即鉴赏活动反思的内容）的作为欲望的主观的“主动性”，也不仅仅是历史学意义上（作为艺术史、艺术社会学反思的内容）由艺术风格塑造出来“观看模式”，同样，也不只是人类学意义上（审美经验反思的内容）的对所谓积淀的审美形式的“反应”，甚至不是康德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审美判断的自我活动及其想象力和知性概念的协调一致。所以，“美学的历史化”绝不是站在艺术史、艺术社会学、艺术人类学以及艺术心理发展史等经验性理智之思维原则下反思“美是什么”，甚至也不是站在围绕着美之概念生成的“美学史”，但仍然没有脱离“表象性思维”、“对象性思维”的思维原则下来反思“美之本质”。总而言之，美学的历史化应当是“美之本质的历史化”，也需在方法论上摆脱外部反思。
马奈画作《在温室里》
孙斌副教授在演讲中集中讨论美学“史”和美学“历史化”的区别。他指出，美学史不是按照时间次序或逻辑线索所做的材料排列。
首先，马克思的“生活决定意识”的判断使意识在摆脱纯思的幻觉的同时获得了感性的基础，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一起成为包括美学在内的一切科学的出发点。美学史的对象因而成为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历史。
其次，历史研究从现在出发，现在是了解过去的参照系。但这个参照系不是既定的。它本身要先接受批判，否则对于过去的理解就会流于片面。在这个意义上，美学史的起点是当代社会的自我批判，它意味着，对当代社会的人的感觉中所呈现的一切进行批判性的考察。
第三，先于认识和行动的情绪产生了了解过去的欲望，与此同时，在情绪中，现在呈现为一个记起过去的现在。情绪成为了一种使现在和感觉历史化的力量。但美学史毕竟是一门以知识为形式的科学，因此，研究美学史的目的就是在承认情绪的原始地位同时，凭借知识与意志成为情绪的主人。
第四，当代美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靠一种相反的情绪成为情绪的主人。它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当代社会的情绪呈现进行勘测，并在相反情绪上考察成为情绪的主人的可能。我们的勘测结果是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而我们由以通向它们的相反情绪的道路是特定的否定给出的。
马奈画作《阳台》
高薪博士就美学史的三个片段展开报告。她认为，“美学的历史化”既不是美学概念和范畴的历史化，也不是学科研究范式从哲学反思到历史建构的转移，而首先是一部艺术对即下的感性危机作出反应的历史。
在14至16世纪的意大利，面对职业性危机，艺术与知识（包括科学与诗）和王权（象征符号体系的掌控者）结盟，实现了符号的“客观性”及在等级社会中生产礼仪-象征图像的职能。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一整套包括特定主题、语法及修辞在内的图像表达范式的形成。这一范式一直持续到法国民主革命给艺术带来的新的伦理性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库尔贝通过对图像的主题、构图、色彩等方面的改造以及对原有符号体制中各种图像修辞的盗用，实现了绘画对“意义”（这里指那些被广泛认同的、体制化了的价值形式和理解形式）的摆脱，切断了画与诗的联系，并将图像从话语功能中解放了出来。
从可读的绘画到可见的绘画，图像不再为历史服务。自此，艺术家热切的实践转而奉献于新鲜的视觉、无中介的感知以及情感的直接抒发等信念——这成为之后几百年先锋派绘画的核心信条。
库尔贝画作《奥南的葬礼》
李三达博士在报告中将美学与共同感觉相联系。
在二十世纪不同的时间节点上，威廉斯和郎西埃分别提出了“感觉结构”和“感性分配”这两个概念。此二者虽有不同内涵，但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的指向却是一致的，即寻找一种“共同感觉”。
他们提出这一概念类型指向共同文化的建构，即能否因此建立一个以平等观念为基础的共同体。这就使得此二人的文化理论或美学理论具有了政治维度。但是，他们对共同文化的设想却显示出一种深层次危机，即高雅与通俗的分裂，亦即共同感觉的不可能性。
事实上，“共同感觉”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无论亚里士多德还是奥勒留都有所讨论，后经沙夫茨伯里、哈奇生、休谟以及维柯等人的拓展，它早已从一种主要意指“官能”的概念变成了道德哲学的基础观念。但是，此后此概念历经两次重要转折：一则，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将这个概念变成了纯粹的美学概念；二则，当代理论家伽达默尔和阿伦特背离了康德，重新走向了伦理化的共同感觉概念。因此，“共同感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关乎政治和伦理的问题，而非单纯的美学概念。美学的回归是要推进对美学政治维度的探讨，因为美学承载着建立既能够尊重个人主体又能维系集体团结的共同体的唯一希望。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
杨朗博士的报告题目为“考问‘真诚’——德国浪漫主义与古典艺术研究”，探索“真诚”这一哲学主题的历史发展。
中世纪晚期以来，人的“自我确认”成为一个重要哲学主题，其影响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的“自主性”问题。康德在“统觉的先验统一”学说中论述了经验之可能有赖于一个同一的自意识，主体在经验中具有“构成性”的作用。费希特、谢林、黑格尔的哲学在此思路下发展，明确强调了自我作为能动者的自主性。浪漫主义在这些学说中获取理论武器，强调人之为“真诚”的能动主体，其核心在于自由意志与创造本能。在此种思潮及其衍生的历史主义语境下，古典艺术不再如从前那样被视为绝对典范，而是古典时期的独特精神表现。不过，正如施莱格尔所述，这种表现就其自主性与充分性而言，已达到当时的完美。所以，在这一点上，亦可视为一种典范，一种状态而非样态的典范。
同时，希腊的地位超越了罗马，德国人欲以此倡导一种希腊式古典，聪而超越他们眼中矫揉造作的、不真诚的法国拉丁古典。拉丁诗人奥维德在当时的接受与研究情况可以提供一个具体例证，其《变形记》被视为一种巧智的构想物，其中只有奇思妙想而无真诚信仰，迥异于荷马与维吉尔。奥维德本人并未经历笔下爱情诗中的情感，因而其诗歌可被视为书桌边的戏拟——这是一种可鄙的、带有贵族习气的不真诚，而这种观点也成为了文学界与古典学界的主流。
作为西方现代一场深刻的精神革命，浪漫主义不仅重塑了西方古典传统，也影响了非西方人对于自身传统的理解。如在中国古典研究中，作者的真诚动机成为了核心关切，这虽会带来新的理解，但不加反省的考察往往会导致对象的单一化、扭曲化，从而离真正的古典愈行愈远。
讲座最后，常培杰博士对本次论坛进行总结。他认为，“美学的历史化”既是现代以来美学的发生特征，也应是当代研究美学的方法。既有美学话语在解释新艺术现象时的乏力，说明它已失效。那种架空式介绍和讨论美学观念的研究方法，更是在建空中楼阁、植无根之木，亟需转换研究范式。研究者只有回到既有美学话语生成的历史空间、把握其生成逻辑，才可能为新美学话语的生成创造基础。如此，将美学研究和文学史、艺术史、艺术理论研究做有机结合，回到具体现象和作品，也就变得十分必要。循此方法，美学研究的理想状态是既能把握住特定概念的历史变迁，也能呈现出概念背后的历史动因，既试着去解释具体现象，也在继续深化对经典文本的阐释。这或是一条可取的美学研究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