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20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六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西学的中国形态：晚清以来的曲折路径”。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韩潮作引言，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治，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高波，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范广欣，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刘训练出席并参与讨论。
韩潮
文研院访问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西学如浮萍”，韩潮教授如此比喻西学的中国现状。当下的西学理论看似在中国占据强势地位，却没有扎下切实的根。这一困境在晚清西洋思想运动期间西学刚引入之时也有所体现。梁启超将当时西洋思想的输入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即无组织、无选择、以多为贵。梁启超回顾道，“故运动垂二十年，而稗贩、破碎、笼统、肤浅、错误诸弊，皆不能免。”直至今天，梁启超的自我反思依旧很有意义。若进入学术内部来看，表面强势的西学在学术界依旧没有“主心骨”。韩潮教授希望在此次讨论中回顾并检讨西学的学术进展。他指出，截至今日，西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其在输入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是值得严肃对待的真问题。
高波
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高波老师以春秋概念在晚清的出现作为研究起始点，他发现，西学从一开始就已经内在地进入到了整个中学的内部。此次，高波老师以丁韪良为线索，试图解答1860年代万国公法模式转变为1880年代春秋公法模式的路径与方式。
首先，高波老师从国际法的译名问题切入。19世纪，国际法曾有译名的变化。类似于早期的“万民法”，丁韪良的翻译回到“万国公法”这一译名，不再指涉国与国之间的法律概念，转而强调所有国家都要遵守的律法概念。“万国”即多，是很多国家共同的，一般被认为是一个修辞问题。然而，在中国经史传统之中，“万国”并不是纯粹的修辞，而是有着对某种历史阶段的指涉含义。因此，万国公法所对应的即是五帝到三王的时期。然而这一解释遗留下的重大问题在于，万国公法被理解为以盟约为主，而这与中国三代之治不能匹配。在中学内部本身就存在两种说法：一种偏经文的说法认为，历史早期盟约较少，往后接近国际法时秩序才会出现——这是管理秩序衰落的表现；另一种偏古文学的说法则认为盟约体系与三代之治是一致的。
1880年代以后，“万国公法”的翻译将问题带入中国学问内部。丁韪良调整了自己的想法，将公法和春秋时代相对应，形成了所谓的“春秋公法说”。1883年丁韪良以英文发表了《中国古世公法论略》，并在1884年将其译成中文，而在中文语境中起作用的正是这一文本。春秋公法背后的历史论使用的即是前文提到的古文学模式，认为春秋和三代之间是连续的，中国公法早就寓于封建之初，而显著于春秋之世。随后，高波老师继续就国际法与封建之间的关系、国际法的历史阶段等问题深入展开。
最后，高波老师表示，《中国古世公法论略》这一文本与当时整体时代气氛之间存在微妙的对应关系。“万国公法”是在理学气氛非常浓郁的中国学问环境下翻译的，据考证，至少有九位中国人参与了翻译的整个过程。而在转变开始的1884年，国内、外发生了许多大事。首先，中西关系再度恶化，中法战争打破了1860年以后二十年的和平。其次，理学代表人物曾国藩去世，中国思想内部发生微妙的变化，开展了一场今古文之争的决定性争论。因此，在这一微妙的时间点上，《中国古世公法论略》的出现，不能简单地用中学附会于西学来解释——附会是双向的，中西相互对应，两者之间产生共振。当时，以传教士为核心的西学输入者与中国士大夫之间的联系十分微妙。
范广欣
南开大学哲学院副教授
随后，范广欣副教授发言。他主要讲述卢梭理论的翻译和引进。在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潮中，梁启超、李大钊等诸多重要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选择从卢梭理论中吸取营养。范广欣副教授将中国人对卢梭的研究视为创造性工作，并将有关文献视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哲学的奠基性作品。他希望能够借此推动中国近现代研究，并通过这一个案出发反省比较政治哲学的理论问题。
留日学生杨廷栋在1902年回国之后出版《路索民约论》。杨廷栋个人的见解在他的译文中占据主导地位，且他希望通过介绍和诠释卢梭的理论为读书人和国家寻找到一条摆脱秩序危机的出路。在中国从君主制转向共和的关键时刻，杨氏的版本特意为登上历史舞台的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教育。范广欣副教授着重分析《路索民约论》第二卷。这一卷揭示了杨氏版本的社会契约论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做出独特贡献的方式，以及一个强势的君主对于推进公民和国家的自由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杨廷栋认为，为了保护国家免受列强侵扰，最好的办法不是去削弱或者推翻君主制，而是确保君主领导的政府有足够的能力抵抗列强、保护人民。人们接受启蒙获得自治能力以前，由君主自由统治是实现良好治理的关键。
对比《路索名约论》我们可以发现，杨庭洞的翻译似乎与卢梭原理存有相当明显的偏移。相较于卢梭原文介绍的由命运而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社会条件本身，杨氏描述的强势君主与马基雅维利的理论相类似。对此，范广欣教授指出，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读者似乎是君主，但实际上却教育人民识破专制君主的阴谋诡计。因此，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一本倡导共和的书。
联系葛兰西所论述的现代君主与政党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重新思考杨廷栋提出的强势君主的本质。这里的“君主”指的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还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建构？或是一个能够履行现代君主角色的政党？对以上问题的不同解答可以为杨廷栋的政治立场做出不同的评价。如果杨廷栋用强势君主象征革命政党，我们必须重新审慎他转向保守制的说法。他一直在引导现代知识分子辩论、思考中国的政治前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真正意图是倡导一个由革命政党领导的革命政权为中国社会建立全新的秩序，并为将来真正持久的民主转型做好准备。
纵观《路索民约论》的结构，我们可以发现，文本通过互相抵触的论点为读者提供各式各样的视角和多元的诠释，这有助于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认识并反思现代政治与公民角色。《路索名约论》提醒当今中国知识分子：没有简单快捷的方式理解革命民主与良好治理的关系。时至今日，中国知识分子仍然面对相似的问题的与困境，他们必须通过自己的思考寻找出路。同时，他们也可以从杨庭洞提供的正反论点中吸取营养，更好地反思自身的历史环境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唐文明
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唐文明教授概要地梳理了西学引入的脉络。中国最早的几位西学家对佛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都是通过佛学讲儒学。后来的西学家则因为有过留学经历，故而在诠释的方法和资源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19年，梁漱溟在北京大学做东西方哲学的演讲，用佛学唯识论来解释中国印度与西方文化对比的特点，后转而用西方的概念解释——见证了一个从以佛学为核心过渡到以西学为核心的过程。
辛亥革命以来一直存在着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争论。在这一背景下，学界一直流行这样的推论：西方是物质文明，而东方文明（包括中国文明）则更为注重精神文明的体系。所以，辛亥运动以来，中国学界精神哲学的转向（包括对西方的认识论、佛教的唯识论的应用）与辛亥运动相互关联。
西学认识论的进入决定了现代儒学的基本方向。若回溯中国哲学学科范式转换的时刻，胡适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当时，哲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是重哲学史，而非哲学本身。胡适首次以哲学史大纲的形式撰写一部整体的、有关中国哲学史的书。尽管还显得十分粗糙，但该书在方法上的转变是非常清晰的。因此，范式转换背后更为深层的含义在于，从现代开始学界以史学为中心看待哲学。唐文明教授指出，当下，我们既要高度肯定西学的意义，也要极力批评西学带来的问题。认可西学并不意味着像过去那样缺乏主体性，而批评其问题也并不意味着拒斥西学。
作为人文学科，中国哲学的诞生有其历史意义：首先在于民族概念的引入，其次是西学承担的启蒙功能。西方文明包含了对世界的深入理解，这对儒学的展开具有意义。然而，西学的引入也存在问题。过去，无论以什么形态叙述儒学，理论上都有政治批判功能；但在现代政治哲学化之后，由于历史观的变化，这一功能在衰落。此外，在过去，儒学讲求的是真理；而当学科范式转变为以历史学为主导时，真理就不可能再确定下来。这显示出人文学科这一体系沉不下儒学，经学必须突破，但现在也尚未有进展。
刘训练
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
刘训练教授所研究的是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间的系列研究，对象包括外国学术、文学和政治类图书的规划、翻译和出版。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之前三十年的翻译成果还在延续，但图书的发展不存在统一规划。翻译出版是自发的、以市场为主导的，并形成了繁荣的局面。所以，刘训练教授的研究截止到1978年。
这三十年的图书包括三大板块，分别是汉译名著、外国文学名著以及“灰皮书和黄皮书”。汉译名著是最早期的汇编，出现在五六十年代。外国文学名著也叫“三套丛书”，俗称“网格本”，包括《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三部分。“灰皮书和黄皮书”对文革后期那代人的思想有重要的启蒙意义，然而，至今还未有人对其进行系统梳理。翻译这些作品的人员也是值得研究的，其中包括监狱劳改系统翻译组、新闻出版翻译组以及自由译者。中国各类机构（如外交学会、法学会等）也都有自己的翻译机构。刘训练教授希望能将翻译的这几个板块与西学联系在一起，继续深化讨论具体问题。
张治
文研院访问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张治副教授的研究对象是钱钟书。他以此作为切入点，讲述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西学引入。钱钟书吸纳西学的方式是个人化而自由丰富的。同时，在国家计划经济时期，他也对西学引入中国起到了很大作用。钱钟书对西学的关注从晚明开始追溯，有着十分充分的历史准备。他在《管锥篇》的序中提到，“假吾岁月，尚欲赓扬。又于西方典籍，褚小有怀，绠短试汲，颇尝评泊考镜，原以西文属草，亦思写定，聊当外篇。”如果还有时间，钱钟书可能会继续用英文写一部名为《感觉·思想·观念》的书。从已有的中文《管锥编》结构来看，西学《管锥编》可能也是以大经大法的著作作为枢纽的书。
钱钟书最早关注的是感受层面，而非思想或经典文学。哲学方面，钱钟书特别关注奥古斯丁，引用率很高，且喜欢从具体地方着手。另外，他对文艺复兴时代的短篇小说家也十分重视——阿里奥斯托、塔索等人都将是钱钟书西学管锥篇中的枢纽。
西学《管锥编》的计划虽未能成熟，然而通过手稿、书信、借书记录以及杨绛的翻译，可以看到一些痕迹和影子。钱钟书曾说，“对吃不到的葡萄有时候想象它很酸很苦，有时候我们会想它可能特别的甜。”没有写成的这本书叫作《感觉·思想·观念》，这是称得上是令人遐想的题目，好像要构成一个有机体，甚至一个人。过去对钱钟书的批评有说他著作没有系统，但也许他的著作有一个很复杂的像有机体一样的系统。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最后，李猛教授对此次论坛作总结。中国的西学走到今天这一步，因与西方接触更加深入密切，使得很多人认为可以纳入西方的学术世界和学术传统就足够了。但从另一方面讲，中国的西学自身还是相当薄弱的，困难在于基本的文本翻译以及更好地激活思想的方式。中国越来越频繁地接触西方。但其实，与梁启超那一代相比，在驾驭西方思想能力上反而出现更多困难。整体意义上的西学在今天已经很难成立了。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反复翻译和整合后，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这一张力对中国传统一直有着激发的作用。通过与古文化的嫁接，翻译在这过程中消除了西方思想中对中国受众相对陌生的效果。但反过来说，西学本身较之中国文明的距离感也由此消失。从学术思想双重角度来看，在中国传统里，新的西学翻译能否继续在保留这种异质性效果的同时也成为思想的一部分？这是比较大的挑战。“西学如浮萍”，浮萍应与扎根相对比，而真正能够扎根的西学应当能激发新儒学本身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