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日下午，“北大文研论坛”第一百零三期以直播形式在线上举行，主题为“‘为物的社会生命立传’：从头饰看政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吕博作引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仇鹿鸣、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孙正军、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耿朔、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凌鹏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论坛主要围绕吕博老师所著《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一书展开研讨。吕博老师首先简要介绍了写作本书的体会。在研究与写作过程中，他一方面参考了政治学等学科的概念和思路，如政治学说中处于最核心部分的“权力”概念，一方面受到新旧《唐书》中《舆服志》、《车服志》相关记载的启发，认为服饰也是切入政治的微观角度，因而将这类材料放在政治史的角度下解读，以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随后，吕博老师简要介绍了西方服饰史研究的不同观点。一些博物学家认为，研究服饰的历史需要克制从社会史中寻找动因，更多地从服装自身的发展演变探寻变化的趋势；罗兰·巴特则批评了服饰本位的研究，主张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不能仅仅研究品味、潮流和方便性。他们应该厘清、协调并且解释那些（出现在服装史中的）整合、运作、限制、禁止以及抵触的规律。他们要研究的不是图像，或者风俗的特征，而是关系和价值。吕博老师指出，早期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同样更注重技术、工艺、类型等方面，而忽略了服装的社会意义。他列举部分从服饰切入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成果，表示阎步克、叶炜、孙正军等老师的书曾给他带来很大启发。

《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书影

根据《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一书的阐述，除等级之外，服饰还透露着丰富的社会史信息。吕博老师以《与外孙崔氏二孩书》、《东城老父传》等文本为例进行分析，引用文中“向有帷帽、羃䍠，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吾子视首饰靴服之制，不与向同，得非物妖乎？”等语，结合城市地图和文物展现的男女服饰形态，揭示了唐代与服饰相关的社会风俗。

根据当时的诗歌、随笔等文学作品，不难发现，人们可以通过服色迅速判断官员的等级。吕博老师强调，穿戴某种服饰究竟意味着什么，需要我们将服饰还原到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去认识。追溯以爵位命名头饰、用服饰标示身份的做法，可以举出隋文帝杨坚“常着乌纱帽”、关陇贵族改用象征武力的“折上巾子”、宇文述的“许公帊势”、李建成佩戴“花搭耳帽子”等典型案例。此外，还有“赵公浑脱帽”与“魏王踣样”等用爵位命名的头饰，均反映了服饰对政治人物有独特的标识意义。

对于天授年间“平头小样”到“武家诸王样”的转变，吕博老师具体分析了政治事件与服饰之间的关系。在讨论“武家诸王样”的特别形态时，他引用服饰时尚学的观点：较高的帽子和发型能在视觉上使得身高增加，高耸的幞头也成了塑造武家诸王“高大的政治形象”的措施之一。除头饰外，武则天还使用了借紫、龟符，以三位一体地“包装”武家诸王。吕博老师认为，人的群体性认同和组织身份会通过相同的服饰得以呈现，特定的象征意义也通过头饰发挥作用，使得个体与组织的关系被“客化”。

仪仗队列 · 隋 （潼关税村隋墓）·壁画人物所戴幞头为典型的平头小样

幞头头顶较平，脚软而长。这说明唐初的平头幞头是沿袭隋代的形制而来

随后，吕博老师援引《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分析了唐代政治人物的服饰倾向，如安乐公主服饰体现的类似武家诸王的风尚，武则天之孙武延秀响应谶书所语身着黑衣，韦皇后衣笥裙上出现五色云等，《新唐书·五行志》涉及“服妖”的部分还曾用幞头向前倒的形态诠释中宗之死的预兆。

吕博老师特别介绍了玄宗对宰相张说的着装限制。他指出，服饰上的规定只是玄宗对于宰相种种限制的一个缩影。如果张说的特殊头饰在于塑造一种“文化身份”，玄宗推行的长脚罗幞头或可视作对奇装异服的“反制”：一方面以统一的装扮压制立异者，使之丧失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以统治者的威权干预“品位”，以争夺服饰文化的“表现权”，服饰的改造被赋予树立权威的意义。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行为也反映了权力运作的类似机制。

简而言之，服饰可以视作唐代政治史变动的“晴雨表”。唐朝灭亡前夜，幞头再次被改造，开始流行“以珠一颗盘幞头脚，贯以银线而簪之”的装饰，朱温政权建立后则出现了“珠居人上”的说法。而在五代时期，“僭位之主”多曾对幞头进行改造，与唐代的形态已有明显区别。如马希范戴有二角左右长丈余”、名为“龙角”的幞头，恰与地方政权意图问鼎中原的政治风潮有关。

红衣男装仕女图 ·唐 （武惠妃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图中人物戴长脚罗幞头

吕博老师认为，服饰作为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符号”，其实也是政治表达的凭依，是微观权力运作的舞台，服饰的变迁亦隐含着政治力量的消长，研究者因此可以通过这一视角观察权力运作的微观层面。他指出，要认识服饰更深刻的意义，需透过属于文化表象与符号的部分，发现背后的权力配置或意图表达。

处于政治权力顶端的统治者拥有更丰富的资源，也更愿意投入大量精力，通过服装达到自我表现、引领文化品位的目的。这正可以解释为何王朝的兴衰浮沉会在服饰层面留下痕迹，政治力量也常通过颠覆原有服饰以建立新的视觉“景观”。在古人眼中，服饰改革确实属于颠覆秩序的政治事件，是政治变革、宣扬教化的直观表现。就这一层面而言，《头饰背后的政治史》观察的并非物本身，而是使物带有某种“性格”的人。

最后，吕博老师总结并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体悟。他强调，研究者在考察政治史时，固然要以人为核心讨论集团所属、权力升降等问题，同时也需注意：政治及其权力可以外化成多种形式，服饰即是一种表达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权力在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时，也存在被消解的可能。他认为历史学的发展和其他学科不可分离，研究者应当扩大政治史的考察范畴。

接下来，各与会学者先后就吕博老师所讲内容分享自己的观点。

刘未老师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了点评。他指出考古学领域通常将此类研究视作物质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将文物考古、图像资料和文献相结合，考定物的名称、功能、形态的流变，由此反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文化面貌。他肯定了吕博老师对服装社会意义的讨论，认为《头饰背后的政治史》呼应了考古学认同的“透物见人”的理念，为考古学者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随后，他就书中的具体内容提出疑问。据宋人编纂的《新唐书》等文献记载，唐中宗曾采用韦氏族人陆颂设计的幞头样式，并将新样赐给权臣。刘未老师副教授认为，研究者需重新考虑文献所反映的对服饰新样的态度，区分哪些代表了倡导者本身的政治意图，哪些属于后人基于当时政治变动展开的借题发挥。各类文献对头饰的样式种类记载繁杂，也需反思这些物件是否都具备一定的政治意涵，能否适用于权力表达的框架。

仇鹿鸣老师认为，以往的历史研究很大程度上以事件和人物为中心，依靠文献复原历史，但文字以外还存在着更丰富和深刻的历史细节。中古史材料相对有限，这要求研究者寻找巧妙精细的切入点，在大的时代背景中组织材料，呈现其中隐含的特别意义。研究涉及的材料通常包括文献、物以及反映物的图像。如何在这三种材料间跳跃，也反映了作者组织和理解材料的能力。

仇鹿鸣老师同时提到，西方学界对“物”的研究风潮与近二十年来全球史的兴起有关。本书把幞头视作政治符号，则偏向于新文化史下新政治史的脉络。在新政治史的语境下，研究者希望解构和摆脱以威权政治人物为中心的话题，更多地展示政治符号如何渗透到普罗大众当中。

仇鹿鸣老师也对《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一书的改进提出了建议。书中所引文献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为历代正史《舆服志》，通常有较强的剪裁痕迹；一类为《演繁露》、《封氏闻见记》等笔记。仇鹿鸣老师指出，前一种材料高度依附于政治史，后者则属于广义的社会史及对流行风尚的观察。服装的改变自然包括政治信号的作用，但二者不一定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他认为，受材料本身影响，作者的一些解读存在简单化和过于合理化的地方，仍有斟酌的空间。

散乐浮雕·持棒者与吹笙者·五代（王处直墓出土，现藏河北省博物馆），右边所戴幞头二脚上翘

耿朔老师指出，历史学者对视觉文化及其材料的关注和研究已进入新的阶段，本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的发展轨迹。他认为，物质文化的研究可以采用不同的角度。除了政治和风尚因素，技术变化背后也包含着理念的变化——物和历史之间有相向而行的空间。而在“透物见人”的过程中，应当给予物本身更多的关注，着眼于其中的视觉性和物质性。同时，耿朔老师揭示了同一课题下继续思考的可能性，如在服饰变迁的过程中，不愿接纳这套政治表达的“东城老父”们又采取了怎样的“抵抗”。对于如何处理材料与文本的联系，耿朔老师以丧葬图像为例，强调不能将个体性表达完全消解在政治语境当中。

孙正军老师简要说明了古代服饰研究的两种取径：一种为服饰学或博物馆学，关注工艺、形制、审美；另一种为历史学取径，更侧重于服饰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和内涵。他在肯定历史学取径的服饰史研究具有较大空间和魅力的同时，同样强调“将服饰变化与政治事件关联”可能存在一定风险。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史书描述的服饰变化与特定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联系未必真实存在，他以唐以前胡服引入多归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例，指出带有一定倾向性的将幞头形制变化归因于政治人物的叙述，其实存在质疑空间。其二，即便确认服饰变化与特定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相关，应当考虑到政治人物倡导某种服饰的行为未必总和政治动机有关，应区分其中的个人喜好与政治意图。其三，退一步言之，即便舆服使用背后存在特定的政治意图，未必也都与彰显权力相关，可能还有别的解释可能，譬如拉近君臣关系等，应当注意到舆服背后的政治意图可能存在多个面向。

凌鹏老师表示，服饰发生演变的同时，人们对美的认识也在变化，背后的心理结构实则与社会深层因素有关。《头饰背后的政治史》一书主要从政治层面探讨物的社会生命，但并未局限于狭义的政治史，还涉及了民间的社会风俗。幞头的流行具有普遍性，没有被特定人群垄断，而是影响了不同阶层和人群乃至整个社会风尚。这启发研究者们不能局限于“区分”视角，还要考虑服饰流行过程中的“关联”作用。

在研究中所涉“政治”的含义时，凌鹏老师就吕博所引的路易十四的案例进行延伸，指出西方君主专制国家所依托的另一套理论基础，强调讨论服饰时要结合具体的政治背景。对于唐玄宗对张说着装的限制，他认为服饰和政治的关联不仅是狭义的政治关联，还要回到政治的合法性问题上，探索政治权力和民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