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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研论坛102】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第三场)

发布时间:2020-11-04

2020年7月4日,“从历史到现今: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系列工作坊第三场在线上平台以直播形式推出。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教授魏希德,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孟天广做主题报告,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所教授平田茂树,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景跃进,文研院邀访学者、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教授黄宽重参与会谈。


首先,魏希德老师以“建构国家理论——18世纪欧洲对中国治理形态的阐释”为题进行演讲。唐太宗生前撰述或后人编纂《金镜》《帝范》《贞观政要》等帝鉴,以为太子与皇帝读物。而这三个文本构成了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法国——研究中国治理的重要文本。此前,史书、耶稣会的记载等等都构成了欧洲学者研究中国的材料,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帝鉴这一类政治劝告文学对于欧洲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帝鉴与欧洲的王鉴存在相似之处,因而帝鉴构成了政治思想与行政管理理念进行跨文化交流的载体。国王的自我节制、宪法对国体永久性的重要性等被启蒙思想家视为可以从人类历史中获得的通则,启蒙思想家不仅仅将之介绍给读者,还将之改造为可以实施的政策推荐给国王。


魏希德老师认为唐太宗帝鉴的影响,需要在全球史的视野中加以理解,需要超过19世纪民族国家的分界。她指出西亚、南亚、北亚与中国都存在王鉴的传统,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很多共同点,这些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乃至今天。此外,明清到现在最流行的《贞观政要》的版本是由元代的吴澄支持出版的,这并非因为元代学界对《贞观政要》评价很高,而是因为蒙古人十分喜欢太宗的政术,甚至出版了蒙文版本颁布给官僚。此后当《贞观政要》流传到欧洲后,其全球性就更为显著。


《古文渊鉴》(故宫博物院藏武英殿刻本)


接下来,魏希德老师介绍了16-18世纪上述帝鉴是如何流传到欧洲的以及欧洲人特别是耶稣会士据此形成的对中国君主制度的看法。1735年徐乾学《御选古文渊鉴》的部分选文被法国传教士赫苍璧编入中华帝国通史介绍到欧洲,其中包括唐太宗《金镜》《帝范》的选文,魏征的谏书,而这些文章可能都来自《贞观政要》。赫苍璧的法语著作成为了18世纪欧洲的畅销书。该书发表后不久,就有了德语、英语的译本。其他法国传教士在他们的历史性著作中也提及了帝鉴,向欧洲读者介绍了《帝范》《金镜》等文本。总而言之,18世纪初,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唐太宗的法语、英语、德语资料。那么,这些作者是如何解释中国的政治,而这些解释又如何进入18世纪的政治治理实践呢?


耶稣会士和明清的士人一样,都认为学术和为政是密不可分的。耶稣会士积极参与政治,在欧洲各国的朝廷担任国王的导师、参政、顾问,国家理论依赖于传教士进行阐发。这些耶稣会士认为,国家是一个伦理性的实体,其目标是公共福利,公共福利可以按照生活质量、和平等加以衡量,公民与国王之间相关的契约应来源于自然法,如家庭关系可以当做政治模式的一个模范。耶稣会士认为,中国明清时期儒家国家的治理形态非常符合上述理念。欧洲人将他们对中国的新知识应用到当时欧洲的国家治理中。


其中,尤斯蒂(Johann Heinrich Gottlob von Justi)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在奥地利、德国、丹麦做过官员,游历经验丰富,发表了60多种书,其书被翻译为至少5种语言。他被看作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人之一,中东北欧的官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官房学派的目标是为增加国王国库、促进国内经济建立一套理论与相应的政策。除此之外,公民生活也是官房学派的关注点。尤斯蒂将中国的信息整合到全球性的政治制度的比较,著有《欧洲与亚洲所谓野蛮人政府的比较》。他所讲的其他国家包括非洲、秘鲁、泰国、波斯,但主要是中国。通过综合性的比较,他认为这些国家的治理一点都不野蛮,相较而言,欧洲政府才比较野蛮。尤斯蒂的观点有很强的对欧洲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评。


尤斯蒂主张君主制度是最好的制度,而最核心的主张是,为了避免君主无限权力的滥用,需要君主自我节制。这一自我节制体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唐太宗。他认为唐太宗应为世界上所有君主的模范。他从中国历史得出三个君主自我节制的来源:皇帝的荣誉——皇帝有父亲的权威,一旦皇帝不再像父亲也就失去了他的权威;官员谏书的节制;历史教育的节制。尤斯蒂针对孟德斯鸠1748年发表的《论法的精神》的。《论法的精神》一般被认为是欧洲从喜爱中国到排斥中国的转折点,其中认为中国皇帝的治理依靠的是恐惧。而尤斯蒂利用公文证明中国早就有合理的法制,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延续性依赖于历代中国君主与参政们的教养——他们尽管把法律放在第二位,但是追求道德。总而言之,尤斯蒂在一个系统性的比较中将唐太宗视为一个模范,他也把这个模范推荐给欧洲国王与国民。魏希德老师在此基础上总结道,首先,我们可以利用全球史观来理解帝鉴的意义,其次通过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唐代的帝鉴在中西行政知识与技术中扮演的角色。


接下来,周飞舟老师以“政府行为中的信息沟通问题——以脱贫攻坚战为例”为题进行演讲。周飞舟老师从政府行为的角度谈在脱贫攻坚的政府行动中形成的对中国政府治理方式的新理解。周飞舟老师引用邓小南教授的观点指出存在广义和狭义两种言路。狭义的言路指奏折、上书等,广义的言路指政府之间的沟通行为。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和传达,既包括了看上去很明显的信息沟通制度,如公文、会议、调研等传达的信息,也包括政府官员主动感知到的行为中有意无意传达的信息。对于下级政府来说,他们需要知道的特别重要的信息是上级政府对于某件事、某项政策、或者某项要推行制度的态度,而这些是从公文和会议系统中没有办法完全看出来的。很多会议是学习、领会上级的文件和会议的精神,各部门和各地区还有横向交流和表达,这些都是为了讨论上述信息。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说,它们最关心的问题是下级政府是否真正领会精神,下级政府是否真抓实干。而这个最关键的信息,并非都能够从下级政府提供的工作总结中看出来。


周飞舟老师引用周黎安教授关于行政发包制的概念切入信息问题的讨论。所谓行政发包就是政府把一些任务打包发包,地方政府对此展开横向竞争。但是这一横向竞争有一个问题,即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区域合作、安全监督等领域,行政发包制指导下的横向竞争效果很差。横向竞争低效率的原因在于很难设立非常好的单一明确,可以直接比较的考核指标体系,缺乏严格的规则、程序和精细化管理,无法进行有效的跨地区合作。周飞舟老师认为根本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上级政府无法知道下级政府把事情做成什么样。脱贫攻坚也属于这一低效率领域,但是“脱贫攻坚战”以非常规的方式完成民生任务,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在脱贫攻坚的问题上,政府是如何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呢?


周飞舟老师从两个大方面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首先,上级政府要用非常规的方式引起下级政府的重视,让下级政府了解脱贫攻坚的动机、意义。第一,相关的文件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打赢……战”的表述很少出现在国务院级别的文件中,到了下级,其态度就变成了立军令状、成立总指挥部。第二,现在中国公文文件有15种类别,最高级别就是冠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七个字。第三,从文件引领的文件体系——中央文件能够引领下级发众多的文件去执行它——上看,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引发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规模的文件体系。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发了200多了文件,形成了配合该决定的文件体系。第四,从文件引领的部门分工来看,一般来说有牵头部门、配合部门,但是脱贫攻坚中所有的中央部门都是牵头部门,互相配合。企事业单位,只要是在国家体系中的单位,包括高校、央企、武警等,都进入了一个牵头部门引领的责任体系。


其次,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用了一些新的办法,如“责任到人”与“反向激励”。“责任到人”的意思是,任务是落实到人上,而非落实到某岗位上,与之相配合的就是全国贫困县的县级正职领导包括贫困乡镇的正职领导“不脱贫,不换人”,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自秦汉以来都是流官制,通过流动来实现晋升。而与不流动配合的是“就地提拔”,如从正处级提拔到副厅级,但是仍然是县委书记的岗,提级别不换岗。此外还有很多监督检查和反向激励。反向激励是以检查问题、加以惩罚为主,而非以锦标赛、项目制的比赛为主。事后追究强调决策的后果需要长期为施政官员承担。这些机制综合起来看,针对的就是信息不对称问题。


周飞舟老师指出,上述政策是在四五年的时间中逐渐调整形成的。脱贫攻坚刚刚开始的时候,以项目制的方式推行,出现了层层加码的问题,导致贫困户的地方享有上等人待遇,这很快被中央制止了。由此可见,我们不能用项目制的逻辑来做脱贫的治理。最终中央采取了以人为中心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落实主体责任与约谈制度。这并非常规治理、科层化治理的局面,而是以人为核心的非常规治理,通过营造一个政治氛围,让官员在某种政治氛围中开展工作。


孟天广老师以“信息与治理——数字时代的国家-社会关系转型”为题进行演讲。孟天广老师指出,信息对国家能力、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数字技术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强,这或许会塑造新的国家治理样态,乃至可能如一些国际学者所说,使得国家治理导向数字列宁主义。当前,围绕信息治理的理论问题,也出现了很多信息政治学的研究成果。


政治学关心的信息问题主要有两个: 委托代理和经典官僚制带来的信息问题,和信息碎片化问题。前者主要指国家内部的信息问题,包括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广泛存在于古代现代国家中。后者主要存在于现代国家中,即每一个行政部门都有垂直的管理体系,但是不同的行政部门的信息都是非共享的。国家内部的信息问题的解决,是要建立一个反馈控制的机制,即巡警式的信息督查或信息控制机制。除此之外,还需要觉接政治制度的包容性问题,将社会多元化提供的讯息进行加总,吸纳到认同整合的过程中。近十多年世界各国的政治系统改革的方向就是提升包容性,以解决国家和社会之中信息流通的问题。社会机制会自动进行信息的加总和筛选,但是如果国家不能够处理这些信息,就会面对信息过载的问题。比如“吹哨人”是社会的信息的处理,如果在一个理想的状态下,国家治理应该能够把“吹哨人”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孟天广老师指出,在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渗透在改造着国家和社会,这会改变国家和社会互动的机制。2000年之后,中国社会快速信息化,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网络社会,有9亿多网民,有一个比较发达又普惠的网络机制——这保证了信息流动的平等——以及丰富的互联网内容。到了数字时代,互联网变成了非常重要的信息机制。孟天广老师引用彭波教授,将互联网的联通作用归纳为四点:第一,政府理解社会的舆论场;第二,社会处理与分享信息的平;第三,信息筛选的工具——网民表达负向情绪的下水道,快速告诉国家哪些方面治理失灵;第四,治理失灵的指示器。随着数字技术的扩张,政府将信息引入政府决策,国家掌握的信息资源变多,国家能力也逐渐变大。中国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网络治理和监管的体系,包括中央建立的网信办,地方政府建立的数字政府等等。在政府看来,这能够最大化强化国家能力,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能力。比如北京从2018年开始做改革,能够让市级政府能够直接把信息触手伸到社区层面,及时督导职能部门解决社会问题。


孟天广老师指出,在技术赋能国家上,中国正在形成数字列宁主义的现象。数字列宁主义在苏联有非常长的传统,通过信息汇总和计算进行动态规划。随着在数字时代技术条件的成熟,计划思维开始复兴,国家建立了有控制的政治包容——社交媒体空间,政府的管理很严格,但是政府会设置一些听取社会问题的平台——并采用技术手段解决治理问题。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维度上,技术在赋权社会。通过数字空间、虚拟空间,信息变得越来越丰富;虚拟空间给人们提供政治参与和意见表达的渠道;在虚拟空间中,流动的信息是公众可见的,这会形成自下而上的压力影响政府的行政。简言之就是建立舆论场,通过社会讨论形成信息加总的功能,最后让公民学会更有策略地表达自己的偏好。


孟天广老师介绍欧洲学者提出了国家信息能力,并在全球做跨国比较研究。学者们用三个指标衡量国家信息能力:第一次做人口普查的时间;第一次出版统计年鉴的时间;第一次建立国家信息采集部门的时间。欧洲学者用国家信息能力解释国家治理绩效,认为国家信息能力这对经济繁荣有正向效应,对于国家内部冲突与认同危机有负向影响。这凸显了国家信息能力的独立性。但是到了数字时代,国家能力还应该包括信息筛选能力,信息作为政策干预发挥作用的程度。


孟天广老师提出“数字化国家能力”这一概念,以解释当前国家能力的演进形态。学界普遍承认,国家能力和技术高度相关。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就开始利用计算机的处理能力来做信息的采集、处理、政策干预能力。这一机构一直到苏联解体都在发挥作用。中国建国以来受到苏联国家治理的很大影响,但是因为技术不达标而未能实现,直到当下,中国开始有能力实践这一治理理念。如说证监会使用卫星遥感数据来检测上市公司,来衡量财务年报是不是有隐瞒的行为等等。国家内部正在形成一种信息汲取的能力,数据治理能力,数据决策能力,包容和回应的能力,柔化的能力。


中科宇图公司利用遥感影像监测双河镇受灾区葵花损毁状况


目前信息处理机制依据两个阶段分成两种信息处理基础,一个是信息提取阶段,这是为了解决信息不足问题,另一个是信息处理阶段,处理信息过载问题。现代社会有两个机制,一个是专业化行政机制,但是专业化行政部门特别依赖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信息处理的思路是中心化,特别强调信息加总,去个性化,去噪,另一个是社群机制,通过社会自己来处理过载信息,再把信息传递给政府,这必须是去中心化的,个性化的,这有助于政府进行信息筛选。通过社会的交叉验证能够帮助政府筛选出重要信息,在这个思路下,中国开始形成了包容性的制度,孟天广老师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六种包容性制度模式,包括政治权威高但不专业的组织、政治权威低专业性也低的组织、信访部门、纪检督察部门、专业部门等。


孟天广老师总结,在数字时代,国家的信息机制的建设是很重要的问题。为了提高制度的包容性,在制度安排上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性是建立制度化的信息反馈机制,以解决委托代理的信息难题,第二种是正式的代表制度,建立国家和社会之间制度化的信息协作制度。第三种,是中国相对欠缺的,就是社会信息机制,将社会产生的信息有效转化为政府能够汲取的信号。这三种信息机制应该协作解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信息传输问题。



接下来,论坛进入评议环节。平田茂树老师针对魏希德的报告进行评议。平田茂树老师认为,中国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坐而论道,而这与《贞观政要》中的叙述大体符合,而这到宋朝时就发生了变化,直到明清群臣甚至跪受笔录。与唐代前半期与正殿为中心进行朝政,皇帝用个人的力量驾驭官僚相比,在唐代的后半期,以延英殿为中心,官僚直接与皇帝面对面陈述意见的政治体系发展起来。总之,唐代前半期和后半期存在变动,唐代与后来的宋明清也有很大差别。


工作坊直播现场


景跃进老师指出,周飞舟和孟天广的报告有一个共同点,都跟政府或国家有关。周飞舟主要关注政府官僚制内部上下级之间的信息交流;孟天广注重国家和社会、政府和老百姓之间的信息沟通。两个报告放在一起讲,形成了一个互补的结构。景跃进老师指出,一般以为,官场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沟通,无论是经由文件的正式途径,还是通过各种非正式的方式,所表达的意思应该是明确的,否则下面的人没法做事,而且通常也假定官僚制是充满理性精神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上下级之间相互揣摩的现象?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是否可以从中概括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针对孟天广的演讲,景跃进老师指出,所谓数字化治理是否对于传统的组织原理的基本假定提出挑战。从组织管理上有两个基本假定:第一,人性是不完美的;第二,信息是不对称的。所有的管理、组织设计都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第一点似乎无法改变,但是技术的发展似乎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突破传统的组织理论、关于制度学的思考。此外,景跃进老师认为,信息赋能政府与赋权社会的进程是高度不均衡的。中国既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可以用“强国家弱社会”来形容,社会组织的发育和作用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而新技术非常有可能加重这种不平衡状态,使最近这些年来基层治理的行政化趋势得以加强。


黄宽重老师回顾了三次主题论坛的内容,对于论坛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期许。他认为信息传递或者是信息沟通渠道,不仅从传统走向当代,甚至迈向全球史,也跨出历史领域,与社会政治学者进行对话,来延伸与深化研究议题,是深具学术意义的。作为宋史的研究者,他认为宋代研究者在信息传递方面已有基础,值得进一步扩展与深化。宋代在研究信息传递沟通的优势,除了史料多元丰富之外,宋朝的大环境跟往昔有别也是重点。在宋代和战频仍、政治开放与政局变动、士人考试、任官的移动,以及商业贸易活动,人与信息都较以往社会有更高的流动性,信息对国家与社会,乃至形成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性充分体现。加上印刷的发展,士人的意见容易藉由交流、对话,建构系统性知识。从信息传递的角度,来观察多样性发展的宋朝,乃至近代中国政治、社会,都会有新的斩获。


接下来,诸位发言人对上述评议进行回应。魏希德老师指出,当时的欧洲哲学更多地将《贞观政要》理解为一种治理实践,而非完全视之为历史。欧洲的人更多地认为其中存在政治理念的延续性。他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中国能够长久地延续下去,能够保持合理的政治制度。周飞舟老师认为,脱贫攻坚是发生在十八大以后的事情,但是带有政治化色彩的处理方式并非是全新的,把政府事务政治化处理是中国的历史传统。孟天广老师认为,技术进步对于信息不对称的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国家内部,信息赋能的是上位政府,中央政府,而基层政府的信息优势弱化了,大量的治理资源上升到中央,这可能让基层的治理单位变成信息治理的一个用户。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力量的不对称会造成问题。之后的发展趋势可能会变成越来越原子化的国家,直接和公民进行沟通,而不再依赖社会组织化的体系。政府可能越来越和碎片化的人或小群体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