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吴敏超老师

2020年12月8日下午，文研院第九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11次）在北大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这也是第九期邀访学者的最后一场内部报告会。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吴敏超研究员作了题为“华东抗战：地方光谱与生命之歌”的主题报告。第九期邀访学者陈志平、丁得天、韩琦、李丹婕、陆蓓容、孟庆延、邱靖嘉、李鸣飞、姚泽麟、周伟驰，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共同参与讨论。

吴敏超说，这次报告的题目《华东抗战：地方光谱与生命之歌》，本是2020年5月出版的专著《抗战变局中的华东》的初拟书名。后来考虑到初拟书名比较“文艺”，遂放弃。不过，“地方光谱”和“生命之歌”确实是吴敏超进入华东地区抗战研究的两个切入点。

1938年春上海郊区罗店镇的蔬菜市场

吴敏超首先给大家呈现了一张旧照片——1938年春上海郊区罗店镇的蔬菜市场。从照片中可以看到罗店镇经历1937年8-11月淞沪会战战争硝烟后的残墙断壁，其中一座房屋的屋顶被炸了一个大窟窿，尚未修复。不过，河里小船上满载的蔬菜和岸上正在交易的人们，提醒我们战时的日常生活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这张照片给吴敏超留下很深印象，近年来进行研究工作时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战时华东社会经历的关键性变动和日常性面貌有机结合，如何展现芸芸众生在严酷的战火中应对苦难、努力生存的生命历程。

接着，吴敏超讲述了战时华东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浦东悲歌：抗战变局中的侨商黄氏家族”。1935年，印度尼西亚华侨、糖王黄仲涵之子黄宗孝在上海浦东创办中国酒精厂，这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酒精厂，其厂房和技术人员宿舍至今仍屹立在黄浦江畔世博园附近。黄氏家族在中国的商业代理人黄江泉具体负责其事。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中国酒精厂改名为大陆酒精厂，名义上由黄氏建源公司大阪分公司的大桥龟次郎经营。1942-1943年，黄江泉在上海参加了一些日伪掌控下的民间商业组织，并与日本和汪伪当局周旋、谈判，计划由中日合办大陆酒精厂，后日方强占酒精厂，机器被运往日本。黄江泉对日本的最终企图与汪伪政府的无能为力估计不足。1944年，他在给国民政府政要朱家骅的信中表现了万分颓唐和痛苦的心境，并希望前往重庆。1945年，黄江泉生病，之后很快在美国去世。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尼也被日本占领，黄宗孝对日本人说：“我既不站在蒋介石方面，也不站在汪精卫方面，如果您到我的办公室来，将看到一幅孙逸仙的照片。”黄宗孝的弟弟黄宗诒因从事反日运动而被判死刑，黄宗孝为救出黄宗诒，向日本海军捐献了一张150万荷盾的支票。黄氏家族主营国际贸易，其商业帝国在旷日持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走向衰弱。

华侨商业精英由于掌握丰富的社会资源、拥有较强的实力和号召力，在祖国投资建厂，在抗战爆发前后向国民政府捐飞机、捐款，成为广为传颂的爱国者。但是，也因为他们颇有“利用价值”而在战争爆发后被日方紧盯，可能被迫与日本人合作。对印尼华侨而言，所爱之国，是祖国中国，还是侨居国印尼，有着更为复杂的含义。这一故事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是，商人与企业家在时代大变动时期如何协调自身事业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其中的彷徨、选择、得失和命运，应怎样去呈现和分析。

吴敏超讲的第二个故事是“变中观常：浙南乡村社会的水利”。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浙江温州永嘉县发生了一起水利诉讼案件，这一案件一直持续到1940年。前江浦下游的下岸村在清朝遗址上修建水闸，遭到上游山下村村民的反对。建与拆之争体现了上下游的不同利益，也反映了水利工程修建中的一种常态。流亡中的浙江省政府和西迁重庆的国民政府经济部基本不作为，永嘉县政府不派专人下乡调查，又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处于变动中的战争年代。

一般而言，乡村村民之间的分歧会通过中间人协调解决，上升到诉讼案件的应为少数。不过，正是诉讼案件留下的详细公文记录，让我们有可能去探寻逝去历史的多重面相。若能有意识地从变中观常、在常中观变，体会诉讼活动针锋相对过程中的常理常情，不失为走近与思考历史的一种方式。总之，观察战时地方军政剧烈变动中社会经济层面的一些事务，发现恒常与变动之间的交互关系，亦能丰富抗战史研究的既有视角。

文研院常务副院长渠敬东为吴敏超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