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19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作主题报告，题目为：“素质教育改革新认识”。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包伟民、包慧怡、陈文龙、杜华、谷继明、姜守诚、焦南峰、梁云、刘清华、刘文飞、罗鸿、欧树军、王明珂、赵丙祥，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孔子弟子像》长卷（局部）

绢本，纵32.3厘米，横870厘米 ，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实践是长期萦绕中国教育改革的难题。素质教育改革已正式推行了二十多年，我们至今仍旧难以断言素质教育现状是否比过去更接近了它的目标。对于素质教育落实困难，一部分归咎于严格选拔的考试制度对教育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部分归因于教育的内容不恰当、负担过重和教学方法落后。然而，相应的高考改革、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改革并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教育理念、教育政策和社会反应、家长意愿之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在这些改革过程中显露无遗。探讨素质教育问题不能仅限于教育学科的范围，需要把素质教育议题置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和发展阶段之中来作通盘考量。如果以更广阔的比较视野来看，上世纪90年代左右兴起的素质教育观念甚至可以被联系到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迁的背景下来认识。

在我国，国家层级的素质教育政策体现出全局性和平衡性的特征，而具体的教育改革措施则落实在课程教学改革、考试和评价改革之中。由于实际举措的影响，素质教育的含义在一般人的认识中变得狭义化，即提倡素质教育就被理解为提倡无关考试竞争的教育。对此，陆一老师特别指出，考试体制有力支持着才智教育普及和强化，而狭义的素质教育是涵养性的教育，不能成为考试竞争的依据。才智教育主导下的学习具有绝对价值，它对错分明，能够客观地比较出水平高下。素质教育主导下的学习具有相对价值，它无关对错，对于其境界水平的高下只能给出主观的、不唯一的评价。才智教育可以通过考试竞争取得优胜，素质教育却没有公平合理的竞争途径。全面的教育中可考与不可考交织，有用与无用并存。两者的不平衡问题根源在于趋利的天性，若能达成某种平衡则是社会文明化的作用。由此可以提出“才智-素质”的框架来分析教育改革路线。

随后，陆一老师介绍了从日本198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学力观”教育改革中得到的几点启示。首先，要提升素质教育水平，不应该采取“学科知识退让”的“弱才智”路径。排除传统模式而仅注重“新学力观”模式的教学被证明存在很大问题——学业水平整体下降，高水平学生减少，且校外补习依赖度的升高使得家庭负担加重。这种模式下，低收入、低文化资本家庭学生不只缺乏校外补习机会，连学习意愿、学习兴趣也降低了。结果既不公平，且教育质量降低。

陆一《教养与文明：日本通识教育小史》（增补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1月

尽管“强才智-弱素质”有可能导致应试教育的发生，但“弱才智-强素质”的改革路线却根本实现不了，知识掌握得少一些、粗一些就不会妨碍学习兴趣的预期并不成立。真正求知欲强、自学能力也强的人往往是博学之士，更不会畏惧知识。“弱才智”路线不只是削弱了对某一种才能的要求，而是破坏了整体上基于知识学习而形成的秩序。学术性秩序崩解之后，仅凭其他素质再难建立秩序。这是“弱才智”路线导致学校教育失败的主因。对现代学校教育而言，才智在人的全部才能和各种素质中具有优先性和基础性。

日本同时注重新旧教学方法的学校表现不俗，应该对“强才智-强素质”的目标抱有更大的信心。教育改革不宜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两种有张力的教育理念在实践中不仅可以并存，甚至越积极地去兼顾两者，教育效果越好。其实在中国，有见识的家长们最希望孩子上的好学校往往也都采取这种“两手抓”的教学模式。

在中日社会比较的视野下还可知，“素质教育”改革也好、“新学力观”改革也好，其背后还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因素。无论收效是否符合预期，日本能落实“新学力观”改革，依靠的是1970年代达成的经济成就。日本在“新学力观”改革开始前已经实现了全国范围办学条件的富足均衡，普遍配备了音乐、体育、艺术等素质类教育资源，教师工资普遍高于同年资公务员等。如果没有这一前提，超前推行新自由主义取向的教育改革将带来学校教育溃败、社会不平等加剧等更加严峻的局面。

渠敬东教授为陆一老师颁发聘书

最后，陆一老师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增加选拔制度供给；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提高教与学的适配效率；充实校内教育、尊重家庭教育；为才智与素质兼强者创造现实条件。关于本次报告更多细节内容可以参考《强才智与强素质：素质教育改革新认识》《从家庭教育期望入手认识教育治理问题》两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