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4月18日下午，文研院第十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性别研究课程副教授宋婧作主题报告，题目为“在中国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过程中观察家庭生活变迁”。第十四期邀访学者陈壁生、郜同麟、郭小雨、胡成、鞠熙、廖钦彬、林岩、王辉、谢地坤、姚治华、余辉、翟韬、张震、朱天曙、西村阳子、Isaac Bazié，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善华，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宋婧老师首先介绍了近年来城市化和人口迁移背景下自己关注的性别和家庭议题，包括家庭婚恋观念、就业模式、家庭房产结构、女性参政等等，然后以择偶个案历史意涵的解读为例引入对社会变革背景下婚姻家庭生活变迁的讨论，强调如何从个体故事观察社会变化的多面性。结合东亚社会传统的“家本位文化” 和个人本位的功利主义价值观等关键词，宋婧老师指出，社会经济转型可能伴随着私人生活领域某些自由的增加、家庭中夫妻和代际收入差别的拉大、宗族父权关系的重构，行为模式和观念变迁的不同趋势往往以复杂的形态交织在一起。

在第一部分，宋老师就婚恋观念的发展和变化，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型下对单身浪潮、低生育率、初婚年龄推迟、离婚率上升、亲密关系多样化等趋势的预期进行了对照。首先，在对珠三角地区青年同居情侣的访谈研究中发现，新兴的亲密关系实践方式不一定带来更为平等的性别关系。在拥护平等家务分工方面达成一致的伴侣当中，女性大多强调个体的人生规划和独立性，而男性则更倾向于强调他们的家庭观念，呈现出一种“关怀型”男性气质。而在许多“观念不合” 的情侣中，往往是女性拥护平权观念而男性拥护传统家庭分工，而且“传统”男性往往显得比他们的“平权”伴侣更执着于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家务安排。双方的价值观念冲突伴随着关系的波动、妥协或让步。尽管个体有更多的自由去实践多元化的亲密关系，但是由于市场竞争和收入差距带来的现实利益关系在私人生活领域的显性化，以及家庭生活与照料过程的“私密化”，家庭成为个体获取经济资源与照料支持的最主要渠道之一（包括生育、抚养、财产关系等），亲密关系的进展往往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意义并被性别化的社会期待所束缚。

其次，年轻一代对同居是否必然与婚姻相关联有着不同的看法。在广州和深圳收集的问卷调查发现，受访者在同居的可接受性方面同意程度较高，而在同居与婚姻的脱节方面，同意程度较为分化。教育程度较高和城市背景的人群更可能对这两个问题持正面（包容）态度，年龄较大的受访者则更倾向于对这两个问题持负面（质疑）态度。男性受访者更倾向于否认同居可以与婚姻分离，而女性受访者更多倾向于认为同居与婚姻不一定紧密相关。这个现象与传统认识有偏差，但是可以在访谈分析中找到解答。男性对于亲密关系进展的正面态度往往与他们在职场和家庭中面临的性别角色期待和社会压力有关，他们往往把进入婚姻等同于通过试炼迈入成熟稳重的人生阶段，有助于表明男性经济地位和道德责任感受到认可的程度。而一些女性受访者指出，同居有容错空间，而失败的婚姻给女性带来的代价和成本过于高昂，她们患得患失，觉得自己“输不起”。许多女性看到了随着亲密关系的进展越来越不加掩饰的性别不平等，往往发现承诺和期望反而会让自己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宋老师指出，这些现象是和物质主义的转型（materialistic turn）和亲密关系的转型（intimate turn）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女性的家庭角色往往同时被强化和看轻，她们倾向于慎重选择以降低生活风险，看重婚姻又极力否认同居必然会走向婚姻，这种矛盾心理也反映了她们对婚姻谨慎的态度；另一方面，男性受到传统养家糊口观念的裹挟，担心未能实现理想中的男性气质。不管他们展现出“关怀型” （caring）还是 “防御性” （defensive）态度，男性都在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重新审视。总的来说，家庭观念的变迁是一个不均质和不匀速的过程，青年男性和女性面对不同的机会结构（opportunity structures）和社会期待，对婚姻和同居的意义不断进行着新的诠释。

在报告会第二部分，宋老师着眼于两个女性群体——单身女性创业者和跨境保险业女性代理人，讨论了就业模式和家庭关系之间的互动。随着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流动性的增加，网络技术平台的发展，许多年轻女性也加入了创业者的队伍，促使学者们对过去创业/自雇职业研究中把男性创业与企业家精神、机会驱动（opportunity-driven）、勇于冒险等气质相关联，把女性自雇职业与职场受阻等结构性困难、生存驱动（necessity-driven）、以灵活工作来适应“顾家”需要等动机相关联的二分法进行反思。对内陆地区青年女性创业者的访谈发现，以“非传统”方式进入创业领域的女性被社会认为她们“不合适”从事这些事业，而她们在事业上的成功，经常被潜在婚姻对象视为一种“威胁”或者带来婚姻市场上的“贬值”。该研究探讨了女性如何协调和规划自己非传统的职业选择和家庭角色，把单身女性创业者分为三类。第一类女性采用“兼容型” 策略，通过协调她们的职业和成家计划，寻找与家人的共同话题，强调创业对于家庭生活的助力和给婚姻关系带来的“底气”和“后路”。第二类女性采取“自信型”态度，坚决反对传统婚姻观，用创业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来应对家庭的施压和工作场合的歧视。第三类女性采取“弥补型”策略，通过其他方式尤其是孝顺父母、照顾家庭等，来履行和代替自己对家庭的责任（结婚的义务），并选择一种“非暴力不合作”态度或者善意的谎言来抵消家人的疑虑。因此女性在非传统职业中，并未对传统性别观念进行彻底拒绝和否认，而是与职场和家庭中的他人进行了持续的协调与谈判过程，以不同方式使自己的非传统职业得以与家庭角色共存。

除了创业机会，年轻女性还通过教育流动等途径，不断发现新的就业空间。许多从内地来到香港求学的女性，在毕业后成为带有很强自雇性质的保险业从业人员。宋老师从招募机制和就业动机两个方面，探讨了这一自雇行业是否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女性带来了新的人生规划自由，或者依然受制于服务业和女性移工群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从招募机制角度来看，保险公司强调“唯才是用”和跨境的自雇性工作方式以吸引专业人才，通过构建独立、具有专业精神又不乏人文关怀的服务业形象，吸引到的女性往往多于男性。先行者也倾向于营造一种“柔软”的工作氛围，将校友、同乡关系转化为一种亲密的上下级关系，既是工作中的“小伙伴”，也是生活中的“好姐妹”，减轻和弱化劳资之间和职场内部的紧张关系。同时，被招募者的优势往往被归因于细心、耐心、有同理心等特质，及能够与客户共同完成“家庭再生产”劳动这一“私密性”的过程。从就业动机角度看，女性求职者往往通过跨境就业实现对原生家庭的脱离或者做出新的贡献。同时，弹性的工作时间和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工作模式，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女性的家庭生活权益，使得她们能够自愿或被迫承担起更多的家庭责任。另外，跨境保险业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帮助女性应对和减轻就业市场中的性别歧视和外地人边缘化困境的行业之一，为她们的教育素质和跨境资源重新估值创造了条件。总的来说，独立迁移女性能够利用教育流动带来的跨境视野和资源把握新的市场机会，但是她们的就业模式依然受到劳动力市场和家庭领域的结构性不平等和性别角色期待的影响。市场经济下新的社会流动机会和资源分配模式，往往带来人们对个人经济成就的向往，但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却尚未经历大的变化。正是这种公私领域的不对称性，带来了家庭生活中新的挑战和张力，推动了就业模式在不同性别间的多元化发展。

第三部分，宋老师指出性别关系和代际关系是如何互相交织，并且反映在城市化过程中家庭拆迁安置房产的分配模式上。在从农村自建房转移到城市拆迁安置小区的过程中，财产关系也被重新定位和界定，而父权传统的不同要素，呈现出不同的延续或断裂的趋势。

在最后的总结部分，宋老师回顾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包括照料体系、房产资源、劳务关系）对于家庭生活的重塑，使得个体福祉和家庭利益，经济独立与代际传承往往共生互依。不同于西方人口转型理论的预测，单身、晚婚、同居等新现象的兴起并未能撼动家庭和婚姻制度在财产关系、生育关系等方面的重要性。个体和家庭观念之间的张力，还受到性别、阶层、城乡、地区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性别和社会群体对父权传统和平权观念可能有着不同的观感和诠释。一方面，家庭成为社会变革的“减震器”和“解压阀”，基于家庭资源和照料体系的相互交织，为弱势群体提供资源和依靠，并成为新的“家庭竞赛”的基础；另一方面，物质主义和情感关系的转型( “materialistic” and “intimate” turn)，给性别和代际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张力，催生出新的资源分配不均衡的权利和权力关系。家庭既提供保护，也造就束缚。

讨论阶段，与会学者就宋老师所讲的田野调查内容和田野调查方法，家庭变迁趋势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家庭与传统文化观念的不同要素，家庭、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和多方位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