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6日下午，文研院第十四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加拿大魁北克大学蒙特利尔分校文学系教授Isaac Bazié作主题报告，题目为“集体记忆的位置和纪念性社群”。第十四期邀访学者陈壁生、郜同麟、郭小雨、胡成、鞠熙、廖钦彬、林岩、宋婧、王辉、谢地坤、姚治华、余辉、翟韬、张震、朱天曙、西村阳子，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程莹，文研院院长邓小南、常务副院长渠敬东、副院长杨弘博、院长助理韩笑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报告，Isaac教授主要介绍了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址对群体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性。他以纳粹集中营、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与德兰西纪念馆为例，着重介绍了不同的纪念方式及其背后的逻辑，以此分析了如何通过文本与地理空间的交会生产集体叙事。

Isaac教授首先介绍了自己的研究着眼点。作为文学文化研究者，他不仅关注对文本的阅读和理解，而且主张超越文本，理解文本与不同主体的互动。对他来说，如何解读空间、位置，和如何解读文本都是有相似性的，他对文本和空间如何交会并成为集体记忆的承载者非常感兴趣。

本次报告的内容分为五个部分。首先，Isaac教授就记忆、文化和身份认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他引用了斯图亚特·霍尔的论述，说明了身份的问题总是与叙事相关，是用文化来叙述关于他们是谁和他们来自哪里的故事——身份的问题总是在有选择性的记忆中体现出来。

然后，他介绍了集体记忆承载和分布的地方。Isaac教授表示，记忆的真正合法性来自于产生记忆的社群的数量和力量，以及它保存记忆的能力。通过引用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观点，他强调了经历相同事件的人一同回顾历史的重要性，而在这其中，地点就成为记忆集体事件的重要一环。他批判性地分析了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中的观点，说明了将集体记忆媒介储存和传承下去，并尽可能达到深刻和久远的必要性。Isaac教授举了德国人民如何记忆纳粹集中营的历史。在柏林，许多街道上都被刻意安装上了突起的“绊脚石”，人们走过时很容易被绊倒摔跤——但这是为了提醒他们，每一块绊脚石，都代表着一个在屠杀中死去的人。这个例子也在后来引发了学者们的讨论，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悖论：如果不让人们跌倒，他们就不会记得；但在多大程度上，现在的人应该且能够承载过去伤痛记忆的重量呢？

柏林街道上的“绊脚石”

接着，Isaac教授介绍了四种将集体记忆的位置设计成纪念场所的思路。第一种思路是通过展示熟悉的物品，和重要的人工制品来部分代表过去：这是一种隐喻的方法，通过一方代表整体，两者之间有本质的联系；第二种思路是充分表现现场的死者，用现实和浮夸的方法更直接地接触直接暴力，达到一种戏剧性的强度；第三种思路是通过房间里死去的士兵的形象，展示死亡的无形存在，从而实现威慑；第四种思路是走向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抽象化，从直接暴露身体和故事的实践转向为在暴力和死亡方面表现更抽象的实践。

Isaac教授还就文学文本如何成为集体记忆的位置进行了讲解。他指出，从记忆的地形学意义上的“位置”转移到对相关文本和文学的理解能够更好地让参观者收集它所传达的记忆，并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它，以此理解暴力的故事。空间是自然的，位置是文化的、具体的、可被识别的。地点/场所需要故事才能存在，它们似乎与文学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它们使用文学模式：形象性-叙事性-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文学文本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记忆表述。因此，人们可以通过一个空间外加一种使用故事的方式，唤起人们的好奇心，追踪一个被遗忘的故事。

最后，Isaac教授还介绍了如何通过记忆的挪用使游客成为读者。在这里，他再次提到了对于暴力记忆的悖论。伊姆雷·凯尔泰斯作为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幸存者，在后续对集中营记忆的文学创作中发现暴力的记忆存在一个悖论，即伤痕文学本身是将读者暴露在暴力中，使读者共情这种疼痛；但与此同时，小说又必须取悦读者。而纪念场所也是一样的，记忆通过纪念碑等媒介成为具有交互性的东西传播和承载，在这个过程中，游客不得不将自己暴露在暴力和伤痛中。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由历史遗迹产生群体身份认同的利弊展开讨论，区分了从上到下与从下到上不同方式的身份建构及其相应的影响，并针对暴力性历史事件的纪念进行了建设性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