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12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二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孙卫国教授作题为“朝鲜王朝视野下的文天祥与文天祥崇拜”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黄克武、周雪光、欧珠次仁、何平、王宇洁、邱忠鸣、陈利、毛秋瑾、孙靖国、郑小威、张达志、朱晓峰、汤志波、王子奇、李子捷、陈浩，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教授，历史学系刘永华教授、王元周教授及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孙卫国教授首先谈及研究缘起，他自言并非宋元史研究者，对文天祥原本并无研究，最初只是因为出席学术会议，
关注到朝鲜对文天祥的认知问题，从而激起研究兴趣。他发现在二十世纪之前，有关文天祥最长篇幅的传记并非中国人所写，而是朝鲜王朝洪启禧编的三卷本《文山先生详传》。1991年，刘文源所编的《文天祥研究资料集》出版，但未能搜集国外有关文天祥资料。文天祥作为中国历史上忠臣的代表性人物，不仅在中国明清以来颇受尊崇，在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也同样受到尊崇——东亚各国都有关于他的丰富资料，这一现象值得重视。
文天祥的形象从宋末以来就不断被书写和建构，宋末邓光荐、王幼孙、郑思肖等撰写文天祥传，寄托着追思与崇敬，也奠定了其“忠义”形象的底色。元朝官方决定着文天祥的生死，在官修《宋史·文天祥传》中也不否认他的忠义形象。明朝既敕封文天祥为天下都城隍之神，亦追封其谥号“忠烈”。清朝道光年间，文天祥被从祀文庙，在清末民初革命中，更被视作民族英雄。朝鲜王朝对于文天祥的认知，虽然也是来自于《宋史》《文山集》等中国书籍，但因为时空不同，他们创造了一个类似于中国又略有不同的文天祥形象，同时，他们关注的问题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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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画像 中国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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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画像 朝鲜王朝版
接着，孙老师重点讨论了文天祥“黄冠故乡”之谜以及中朝学人的不同解读。所谓“黄冠故乡”之谜，即元官修《宋史·文天祥传》载：在他就义前不久，文天祥对前来劝降的王积翁说：“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也就是说，如果文天祥被释放，他希望身着道袍，头戴黄冠，归老故乡。若有将一日，元帝想咨询治国之道，他也愿意以道士身份，为其参谋顾问，指点迷津。孙老师说，文天祥是否确有此言，如何评价，对于文天祥形象的认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明人解缙、胡广、王世贞、朱国祯等对此都有过解读，大多斥之为“诬罔之词”，加以否定。今人如黄长椿、刘华民、杨正典在前人斥之为“诬罔”的基础上，用比较的眼光指出，前人邓光荐、刘岳申所撰文天祥传中并无此言，故而不实。今人也有赞同者，如李万刚、姚大力、温海清等学者，他们试图从文天祥晚年诗文中去分析他心态的变化，并从其交游、社会处境等方面去寻求这个说法的社会依据。
在介绍相关学术背景之后，孙老师试图采取“文本考古”的方式，努力探求《宋史·文天祥传》与之前各种文天祥传之间的关联性，重点讨论了邓光荐《文丞相传》对官修《宋史·文天祥传》的影响。事实上，学术界也多关注二者的关系，温海清特别强调，邓光荐是宋亡时刻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邓光荐与文天祥一同从广州被押解北上，行至建康，邓光荐因病被留置，后被释放归乡。文天祥曾有意请邓光荐为其作传。邓光荐不负所望，写了《文丞相传》，乃是留存至今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天祥传。《宋史·文天祥传》直接参考了这篇传记，但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写。
孙老师特别对比了两传对于“黄冠故乡”前后事件的叙述，指出在邓光荐《文丞相传》中，主要讨论王积翁为文天祥谋划三件事：第一件事是王积翁与十余人私下商议，请以文天祥为“黄冠师”，但最终以为文天祥断不会接受而作罢，但文天祥并不知道此事；第二件事，王积翁向忽必烈举荐文天祥，并以书信告知文天祥，文天祥复书：“数年于兹，一死自分，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加以拒绝；第三件事，王积翁上疏忽必烈，请求释放并礼待文天祥，忽必烈令“好好与茶饭”，文天祥回复曰“义不食官廪数年”。
但《宋史·文天祥传》将王积翁所做的三件事糅合一块，将文天祥两封答书和王积翁等人私下谋划的为“黄冠师”合在一起，将不同时空下发生的事情合成一个新的故事，且改成了文天祥的话：“国亡，吾分一死矣。傥缘宽假，得以黄冠归故乡，他日以方外备顾问，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举其平生而尽弃之，将焉用我？”“黄冠归故乡”原本是王积翁等人私下商量并最终否定的事情，根本未跟文天祥提及，《元史》却将之写成文天祥不仅了解并且愿意的板上钉钉之事。尽管元官修《宋史》并不否定文天祥的忠诚品质，但经此一捏造，文天祥似乎也有贪生之心，并用一种极其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无形之中消解了他忠心耿耿的形象，也为后世带来了一个令人迷惑的话题。
此话题在朝鲜王朝后期经久不绝，大体上有三种解释：第一种，以十七世纪朝鲜儒学家宋时烈为代表，并不质疑《宋史·文天祥传》说法的真伪，以为此系文天祥“拒伪官”的假托之词，且系其未来伺机为宋复仇而作的铺垫。第二种，以朴趾源等为代表，认为文天祥“黄冠故乡”“备顾问”之说，意在效仿微子、箕子，以施教化，在元朝实现“以夏变夷”的目的。第三种，以徐宗华为代表，认为文天祥的所作所为，乃安于时、顺于义，时代呼应，舍生取义，才是理解“黄冠故乡”的根本。
孙老师接着分析为何朝鲜王朝如此多的士人关注此问题。他认为有三点原因：首先，从时间上来说，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朝鲜王朝后期，尤其是在孝宗国王（1649-1659在位）以后，英祖（1724-1776在位）与正祖国王（1776-1800在位）在位期间达到高峰。作为忠臣义士代表的文天祥，恰好契合了当时朝鲜王廷所坚持的“尊周思明”的政治文化。以“孤忠大节”闻名的文天祥，至死不降“胡元”，以报宋朝“养士之恩”，非常符合朝鲜王廷的政治文化。文天祥身上那种英雄特质，有助于朝鲜君臣宣扬对明之“报恩”，也有助于强化朝鲜的“小中华思想”。
其次，朝鲜王朝对文天祥的关注，英祖年间有个标志性的事件将其推向了高潮。英祖二十六年（1750）三月，英祖国王命令将赵显命从北京带回的文天祥画像，安置于永柔县卧龙祠中，共同崇祀诸葛亮、岳飞、文天祥，使之成为朝鲜的三忠祠，加以岁时祭奠。这种祠祀供养是一种重要的“仪式记忆”。朝鲜官方给予文天祥正式的官方崇祀与供养，就是将文天祥正式纳入了朝鲜官方崇祀体系之中，从而成为朝鲜尊崇文天祥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对于朝鲜儒士们的认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再次，从洪启禧的《文山先生详传》到正祖御撰《宋史筌·文天祥传》，朝鲜君臣由阅读《宋史·文天祥传》等中国有关文天祥的传记资料，到终于刊行了朝鲜自撰的文天祥传记，这是对文天祥忠节义气的强化。建庙崇祀，树碑立传，从而强化了文天祥在朝鲜政治文化中的认同，引发朝鲜儒林对于文天祥的多方关注。
报告结束后，与会学者就相关议题展开深入讨论，本次报告会在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