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24日，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何平教授作题为“纸币（交子）的诞生及其在世界货币文明史上的地位”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黄克武、周雪光、欧珠次仁、孙卫国、王宇洁、陈利、范广欣、毛秋瑾、孙靖国、郑小威、张达志、朱晓峰、汤志波、李子捷、陈浩，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论坛伊始，何平老师指出，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人类最早纸币益州“官方交子”诞生，迄今1000年。在纪念纸币诞生1000年之际，重新思考货币的形态和本质，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是经济学者的重要使命。这不仅是文化传承发展的本来之意，而且可以通过历史方法，为今天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建设和职能边界提供有益的思想资源。
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详尽地考察四川成都民间交子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以及“民间交子”转化为“官方交子”的必然性；第二，考察传统中国纸币发展的历程及其性质；第三，考察“交子”及纸币的演进历程对于今天的货币选择及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功能边界确定的意义。
一、 成都“交子”产生的信任机制及“官方交子”发行的意义
交子产生以前的货币形态，包括黄金、绢帛和铜钱铸币，均属实体货币，其流通依托商品实体和铸币的币材价值。北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成都产生的“交子”本身没有价值，是货币形态上的哥白尼式革命。那么，第一，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形态，本身没有价值的“交子”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实现和承担原来由实体货币所承担的货币功能？第二，为何民间“交子”必然发展为官方交子？
何平：《传统中国的货币与财政》，人民出版社2019年5月
首先讨论益州民间“交子”产生的信任机制。关于“交子”在民间的产生，经历了单个交子铺到16户富商联合发行的过程。宋人关于16户富商联合发行交子的典型材料，是宋人李攸在《宋朝事实》卷15《财用》（中华书局1985年，第3册第232页）的记载：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縻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致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历史事实和货币形态演进规律表明，“交子”在北宋四川的诞生，是经济发展、技术革新、成都铁钱专区的货币条件和信任网络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方面，唐代中期以后，中国迎来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高峰，伴随经济重心的南移，北方饮茶习惯的养成，交易模式从秦汉以来的官营盐铁专卖向茶、绢、米日常用品的交易转换。分散生产茶、绢、米的小农卷入市场，铜钱使用者从坊市的城市非农人口扩展到草市、镇的广大小农。南北贸易的远隔地市场和众多分散农户参与市场，便暴露出铜钱的两个突出矛盾：供给的短缺和大额支付的不便。唐代宪宗时期的 “飞钱”汇票工具创新，便是这对矛盾催生而出。
技术条件上，造纸术在北宋时期实现了从草本植物向木本植物原料的转换，用“构树”（楮）皮木本纤维制造的纸张，消除了草竹纤维造纸易于浸染的缺陷，精湛“抄纸”技术制造出造币专用纸。同时，雕版印刷得到了根本的改进。这是让西方无从抢夺纸币发明权的技术优势。
四川铁钱专用区对交子产生的催生作用，是宋人特别是南宋士人的普遍共识。作为五代时期的消极遗产，形成北宋四川的铁钱专用区。如果说铜钱短缺催生了铁钱区，那么铁钱的使用较之铜钱，在大额支付上矛盾更加凸显。北宋名臣吕祖谦称，“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挟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推移，不可以挟持。”（《历代制度详说》卷7《钱币》）。
在宋人特别是南宋人看来，四川铁钱区的特殊货币环境是成都产生纸币交子的唯一原因。南宋人杨冠卿称，“愚闻蜀之父老曰：铁之为质，易于盐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客亭类稿》卷9《重楮币说》）就币材的性质来看，铁钱易于腐蚀锈坏，不宜持久均质保存，难以实现铜钱所具有的储藏价值功能。铁钱只能承担流通手段职能的特性，更易于符号化。
北宋交子发行量及流通量（左）
南宋会子发行量及流通量（右）
“交子”的产生亦非直接导源于信用（借贷活动）的发展。事实上，四川成都茶商集团的信任机制，才是支付牵引“交子”诞生的制度条件。
四川民间交子的最初登场，与茶商为中心的四川地域的信任网络密切关联。时任右司谏的苏辙元祐元年（1086）二月在讨论四川交子的价值问题时称，“蜀中旧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原注：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此省课之害，三也。”（[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6。第15册，第8805页）北宋四川交子的使用，主要集中在茶商的大额交易。四川茶商集团活动的大环境，是地理上相对封闭的四川地区，在这个可以确定边界的范围内，信任网络的特定活动易于达成目标。正是茶商团体内部的信任网络支撑了交子的发行和流通。在大额交易和铁钱轻贱不便的情况下，是他们创新推出纸币“交子”这种“一交一缗”及其以上的大额货币。
撇开其他因素，“交子”唯独产生于中国的成都地区，除了铁钱专用的压力起到的推生作用之外，四川相对封闭地域之内茶商集团的信任网络，是交子替代铁钱行使流通手段职能的关键制度条件。充当流通手段的“交子”纸币的产生，与其说是市场规范的产物，不如说是四川专用铁钱的特殊货币环境下，当地社会规范作用的结果。
第二个问题，是官方交子发行的必然性及其意义。四川交子是民间经济主体适应交易需要的自律创造。交子铺不是单纯的独立机构，而是从事商业活动商人的兼营事业，它完全不满足于这种些微的利益。它们“收买蓄积，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挪用收纳的铁钱从事其他营业行当，是其发行交子的更大动机。更有甚者，由于交子发行和兑现具有时间差，一些不法分子“亦有诈伪者，兴行词讼不少。或人户众来要钱，聚头取索印，关闭门户不出，以至聚众争闹。官为差官拦约，每一贯多只得七八百，侵欺贫民”。
风险是恒常的。由于发行者的挪用以及交子的伪造，交子使用者与发行者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聚众争闹”演变成社会治安问题。钱粮和刑名是古代中国地方行政的基本内容，四川民间交子使用的扩大，发行和流通中出现愈发多样的矛盾和纠纷，必然引致政府的渗透和参与。交子的大量使用和由此形成的风险，已经突破原有信任网络的功能边界，而这个原来催生“交子”诞生的信任网络不得不整合到公共政治之中。民间交子为官方交子所替代，民间信任网络向官方治理转变， [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戊午，诏从其请，始置益州交子务”（ [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第4册，第2342页）。
益州交子务设置后，官方交子的发行显示出官方治理规则化的突出特征。固定的发行数额（每一界125万6340贯）、面额的标准化、发行分界（控制发行数量和防范伪钞）和发行准备（备有“本钱”36万缗，准备率28.65%）。交子的价值保证在认识上也发生转变，从完全可兑现发展为“官司收受无难”的国家权威。诚如南宋士人杨冠卿所说，“夫蜀之立法，则曰租税之输，茶盐酒酤之输，关市泽梁之输，皆许折纳，以惟民之便，此一法也。”（[宋]杨冠卿《客亭类稿》卷9《重楮币说》）官方交子的税收缴纳功能，如同现代货币理论的“税收驱动货币”说，使得交子成为“公私普适”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二、传统中国纸币的发展历程及其性质
北宋四川益州“交子”是限于四川铁钱区使用的纸币。自它发行开始，不久便从四川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突破原有的规制发展为国家纸币。内部用于弥补地方灾荒支出，境外用于北方陕西、山西沿边军费支出，形成“无本之钞”。
南宋与北部的金朝政权，在同一个大的历史时段发行和流通纸币。南宋政府从来没有设定过完备的准备制度和兑换安排。它利用铜钱的库存和持有，黄金与白银的发放，以及度牒售卖等物资和证券并用的综合价值担保措置，设计出一套在西方近代货币调控之前最为完备的货币数量调控机制，亦即“称提之政”。然而，从服务于战争无根据发行的取向来看，南宋的纸币只能称为国家纸币。而且，为了保证纸币的购买力责任及对金朝的货币战争，实行割据性的纸币政策，在临安及东南地区流通会子的同时，“淮交”、“湖会”和“川引”并行流通。北部的金朝，在纸币制度的建设上，借助南宋的经验，有突破性发展，一是消除了界别的限制，二是首次将纸币的价值建立在白银使用的基础上，展开“银钞相权”的实验。
元朝是在马可波罗看来彻底地实施全国统一纸币的时代。它在纸币制度上的主要贡献，一是价值基准的转换，由于元朝的纸币以白银定值，中国货币的价值基准在13世纪实现了从铜钱到白银的转换。二是发布了完备的纸币发行法律文件《叶李十四条划》，这是世界最早的纸币条例。尽管有学者主张元朝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本位货币，然而，元朝纸币的表现仍没有逃出弥补货币短缺一途进而超额发行的厄运。元朝纸币发行体现出自身的鲜明特征，第一，按行省发行，这可以从其交钞行用库的设立看出，表明它仍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第二，由于发行面额和纸币供给的不足，经常有竹牌、传世铜钱等民间自律货币的自发使用。第三，元朝纸币的全国统一广泛使用，并非市场发展的结果，恰恰是政府强制使用从而体现出国家纸币性质的典型表现。它的统治形式可以为此提供佐证。正是在后面这一点上，交钞的泛滥和贬值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
明朝朱元璋发行的“大明宝钞”，是“无准备、无兑换安排和无数量控制”的彻底的国家纸币。学者认为，它不关注纸币的价值维持机构源于其实施的“洪武型实物财政”，没有像今天的现代货币理论那样，发挥“税收驱动货币”的功效。在铜钱不足私铸盛行、中西实质性交流的背景下，白银从东南沿海的私人贸易到地方税收载体，最后成为全国财政工具型货币，走上货币舞台的中央。英宗正统元年“金花银”的财政解送，迎来中国500年的“白银时代”，也就是“有货币无制度”的时代。清朝对于纸币的使用，在鸦片战争之前始终视为畏途，而1840年之后则受更加复杂的社会情势所左右。
大明宝钞退出货币舞台
总而言之，传统中国的纸币发展，走的是一条承担货币流通手段职能的道路。它不是市场内生的需求，而是政府外部供给和强制使用的流通手段，不可能发展为信用货币，与西方的纸币表达的信用货币形成分野。纸币的贬值和退场，成为各个王朝周期性败亡的突出表征。中国纸币使用的历史实践表明，它是“早熟而不成熟”。本身没有价值的纸币，其性质和功能，取决于制度的设定和技术的支持，而居于首位的是制度。传统中国纸币使用的良莠，是各时期制度建设的显示器。
三、纸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对于法定数字货币选择的启示
交子是在四川民间不满于政府的铁钱政策，利用茶商集团和地域共同体的信任网络自律地创造出来的新型货币形态，具有浓烈的社区货币和行业票据特性。民间交子在使用时空上的扩展，突破了民间信任网络的能力边界。在民间交子存废争议可能导致交子退场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从四川地方的货币环境和客观需要出发，以政府权威代替民间信任网络发行官方交子。官民交互作用的结果是，在官交子发行的新的条件下，当地民众又增强了对政府的信任。天圣元年益州交子务的设立及官交子的发行，开启了纸币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一种货币形态的新纪元。这为今天私人数字货币和法定数字货币的选择提供了有益的启示。私人数字货币只能是社区货币性质的东西，与发行者的具体业务范围相联系而且其公信力受发行者的“生存约束”制约。只有具有公法色彩并用公共权力维持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
传统中国的纸币使用实践，为近现代世界主权信用货币中纸币形态的发行和流通，提供了丰厚的思想资源。而就其符号货币特征和官方发行的走向而言，其产生演进和价值维持机制，就是对于今天数字货币的认识和央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制度设计，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北宋官方交子的发行，在世界货币文明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