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7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张达志作题为“唐代摩崖石刻翻刻与传拓中的新议题”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周雪光、欧珠次仁、何平、孙卫国、王宇洁、邱忠鸣、陈利、范广欣、毛秋瑾、孙靖国、郑小威、朱晓峰、汤志波、王子奇、李子捷、陈浩，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参加了报告会。

杨立华院长为张达志老师颁发邀访学者聘书

论坛伊始，张达志老师从颜真卿书“逍遥楼”的诸多翻刻引入对不可移动的摩崖石刻是否存在翻刻之可能性的思考。进而从“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藏《大唐中兴颂》拓片与湖南永州浯溪摩崖原石及其传世拓片在整体观感上的差异展开讨论。由此提出疑问：笔画最细、漫漶最轻的拓片年代更早、更接近原石吗？史语所拓片真的出自湖南浯溪吗？别具一格的是，张达志老师将浯溪原石清拓本的原大高清复制件带到现场，让大家结合拓片的实际尺幅、漫漶裂纹、单字大小、笔画粗细、间架结构等视觉感受共同思考上述疑问。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文物陈列馆藏中兴颂拓片

从浯溪原石的传拓入手，张达志老师整理出十分详尽的由宋拓、明拓到清拓、近代拓的流传脉络，并通过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单字比对，辅以漫漶裂纹的多寡、粗细、走向等因素，证明浯溪原石的各年代拓片均与史语所拓片存在显著差别。跳出拓片同源的固有思维，张达志老师从王献之《舆地纪胜》《蜀碑记补》中发现新的线索，即浯溪原石至少在四川资中东岩、北岩、剑阁鹤鸣山、江西庐山秀峰山有四处翻刻，并带领学生进行全方位的田野调查，还原由翻刻导致的多源头拓片的复杂面貌，最终将史语所拓片的来源锁定在剑阁鹤鸣山的南宋翻刻。

《湖湘碑刻》所录浯溪原石近代拓片

张达志老师的思考并未止步于此，既有研究关注的书法、真伪、时局等之外，摩崖石刻还能带给历史研究哪些新的刺激？通过系统识读浯溪原石的周边题刻，可以发现唐人题刻的共同主题实为隐逸，数量更多的北宋士人赋咏也明显偏离“中兴”之义。如此，史籍与传统观念中常被提及的“肃宗中兴”与《大唐中兴颂》摩崖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就成为新的问题。肃宗本朝对“中兴”高度标举，其后代、德二朝予以认可并延续。但从顺宗朝直至唐末，史料中再难见到肃宗中兴的相关表述。与之相对，“元和中兴”的提法却愈加密集，并重新界定着中兴和中兴之君的标准。肃宗中兴的线索被迫中断，至北宋末年一直未能接续。

学者于报告会现场研读《大唐中兴颂》浯溪原石原大高清复制件

与南宋翻刻《大唐中兴颂》摩崖之举相呼应，浯溪原石周边的南宋题刻，开始回归“中兴”主题。而且，两宋之际，肃宗重新被纳入中兴之君序列，至南宋更为常见，甚至不断得到朝廷乃至皇帝的最高认可。南宋君臣在继统、治绩的基础之上，更明确地将光复中原加入“中兴”标准之中。张达志老师提炼出从王观国《学林》至元修《宋史》的六种中兴序列，唐肃宗均稳居其中，其历史纵深意义十分显著。通过《大唐中兴颂》这一案例，张达志老师充分论证了摩崖石刻翻刻和传拓对于开拓历史研究新的可能性的重要意义，并举出《纪泰山铭》《石淙组诗》《平蛮颂》《韦君靖碑》《三游洞》等更多极具研究价值的新案例。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纷纷表达对摩崖石刻和田野调查的浓厚兴趣，并结合各自的研究体验展开热烈讨论。例如长线的问题意识、持续追问的能力、史料考辨的自觉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互文在认定因果关系中的特殊价值，中兴观念研究中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平衡取舍，石刻与拓本在中兴颂上形成的交集及其再展开，纸本拓片鉴别中宋拓、明拓的描补，摩崖左行书写与吐蕃时期敦煌文书的类比，书法、书风变化与古文复古运功的关系，南宋着力构建中兴序列与道统、治统说的联结，挖掘摩崖石刻景观意义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等。张达志老师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和与会学者展开深度交流。相互的论辩不断激发新的启示和更进一步的思考，其乐融融，意犹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