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4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五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十二次）在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作题为“中国农村现代史的意义和挑战”的报告，同期邀访学者周雪光、欧珠次仁、何平、孙卫国、王宇洁、邱忠鸣、陈利、范广欣、毛秋瑾、郑小威、张达志、朱晓峰、汤志波、王子奇、李子捷、陈浩，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第六期邀访学者赵妍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孙明，文研院院长杨立华，副院长段德敏，院长助理韩笑等参加了报告会。

论坛伊始，宋怡明老师颇具幽默地自嘲研究视域横跨、穿梭于明清史和中国现当代史的跳跃与分散，并回顾研究缘起——博士阶段在福建省螺洲镇农村的调研经历——自白一生学术志业的主轴。从彼时与福建农民几个月的同吃同住，到之后三十余年各地奔走调研，都希望探索不同时空的中国普通农民如何与巨大的历史周旋。而从过往研究到本次新著的课题，宋怡明老师承认其方向也有明显变化。从学术自我反思与转向的角度，宋老师希望将过去为明清史、历史人类学研究而采访的众多中国农民群体作为研究的对象。从更宏大的社会政治意义角度，宋老师自述，自己在卸任哈佛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后，获得前所未有的学术空间和研究自由，在如此优越的条件下，只考虑本专业未免太过自私；同时受傅高义（Ezra Feivel Vogel）老师劝告，宋老师希望面向美国非专业读者写作，希望他们能够进一步理解中国普通农民的历史，从而推动中美关系的良性发展。于是，宋怡明老师从中国现当代农村研究的学术背景、新著的核心论点和研究面临的问题挑战三方面，对研究计划展开具体阐述。

中国农村研究涉及众多有趣的学术争论，而相关的中英文成果硕果累累，但其中大多是个案或针对单独议题的研究，综合性研究相对匮乏，质量也不甚完备。将全球近六分之一的人口汇集成一本书，极具挑战。而中国现当代史研究的版图，相当程度上类似于三幅分散的画：20世纪初、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时期。过去人文社科学者大多将视角集中于三者之一，这种分期的视角与学术发展有关，但如此理解中国现当代史会有很多问题。其一，从历史学角度来讲，这种分期，内在地蕴含政治的视域，而宋老师作为社会史学者，会相当天然地感到不满。其二，按照政治事件划分并理解历史，并非人类经历历史的经验。贺萧（Gail Hershatter）《记忆的性别》最大贡献就在于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对生命记忆片段重要性的判定，很大程度上并不由所谓的历史大事决定。中国现当代百余年历史确实波澜壮阔，变革重重，但如此宏观的叙述，并不能完全概括老百姓的历史。其三，如此分期忽略了历史中的社会延续性。知识分子理解的“农民”“农村”概念追溯到清代末年早期的改革运动及五四时期，我们至今对农村的理解根本无法和当时知识分子话语分开。其四，如此相对孤立的视角难以把中国农村及其历史放在世界史视角下加以考察。

于是，宋老师提出三个核心论点。首先，家庭结构在中国农村文化中的重要性一直是延续的，与20世纪主流政治经济变革都有密切关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某些历史演变时刻，家庭结构对个人发展空间、生活具体境遇都有重要的影响。比如，许多党史学者承认，土地革命时期阶级划分有一定偶然性。家庭所有土地面积和雇佣劳动力数量，在土地革命时期是划分地主富农时的重要指标，但事实上农村家庭是否雇佣劳动力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状况，还受到家庭结构的影响。因此，很多寡妇由于需要雇佣劳动力被划分为地主，她们自己和孩子甚至子孙的生活都受到巨大影响。其二，中国农村政治并不是“韦伯式”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亲密关系主导。比如，建党、土改、抗日时期谁能入党，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是谁有亲戚朋友入了党；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是生是死，“文革”期间是否受到攻击，也与亲戚、朋友有很大关系；至今，村委会还是半体制内半体制外，跟村领导的个人关系如何还是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体在农村社会的处境。其三，用长期眼光讨论不平等问题。必须承认，古代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很不平等的社会，在农村内部、农村与城市之间、不同地区之间都存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但是清代和民国经济史中，记录了普通老百姓各种各样应对贫穷的策略（如农闲时外出做其他工作等）——这些策略同样也是应对不平等问题的策略，即便个体的努力无法改变当时中国整体的贫困。集体经济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压制了部分中国老百姓经过几百年历史发展出的面对贫穷的个体策略，而改革开放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取消了这些限制。同时，经济学学者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多启发，今天的中国很多不平等因素都是历史创造的。也就是说，今天贫穷的地方，一定程度上可以推测，解放前也是贫穷的。从上述两个不同角度去看，对不平等的讨论，要跨越过去划分的三个历史阶段来进行。美国学者罗斯高（Scott Douglas Rozelle）指出，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是三农问题：除非中国能解决三农问题，才有可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这又回到本研究的意义：至少可以深入地、长时段地研究不平等问题。

最后，宋怡明老师在理论、叙述、政治三方面阐述其著述或将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而这些问题与挑战，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文社科学者共同面对的问题。其一，在理论或立论的角度，中国地域太广，中国农民人口太多，任何一种论点、数据都可以找到反例。因此，概括式的论述难度极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寻找背后共同的逻辑。除了这种现实性与代表性的矛盾，在理论上还必须处理历史能动性的问题。过去几十年史学的关键便是历史能动性从国家领导、社会精英扩大到更加普遍的群体。贺萧老师的贡献，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发掘妇女的历史能动性。人民创造历史，但同时中国农民并非不受限制地创造历史，由历史能动性又引出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体性问题，这其中又涉及历史本身的复杂性，而如何处置其间张力，也构成立论的难题。其二，在叙述的角度，面对非专业美国读者，如何处理知识性与可读性的关系，将必要的政治史背景知识有机地融入社会史叙述脉络。同时，如何兼顾史学争论的各方观点与突出农民视角的论点，避免普通读者理解的偏颇。另外，中国近现代史三个主要时段的历史资料分布不平衡，也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最终行文的贯通。其三，研究中国现当代历史必须处理政治敏感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处理农村农民的历史主体性和中国革命的正统性。

报告结束之后，与会学者针对上述观点提出热烈的讨论。有的问题所涉较广，例如有学者提到，如何在研究中面对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研究者本身的知识分子视角是否会压制农民的主体性？如何将农民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在具体的史料和最终的理论阐述中落实？就中国农村的不同侧面而言，宗教在中国现当代农民的生活中占据什么地位？家庭观念的变迁，尤其近年来年轻人的低生育意愿，是否会对农村社会有更深入的影响？在更为宏观的学科视野上，有的学者提出，如何将中国农村置于世界农村问题的普遍状况中加以思考？而在叙述的框架上，也有学者对比乡土、农村题材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提到如何搭建叙述的架构？对比口述史等既有文体，使用怎样的体裁？不同地域农村问题背后的共同逻辑，是否又会成为一个用以弥合差异的先行观念？是否能在既定议题的基础上，像《万历十五年》等不失通俗的史学经典一样，提出更加深刻有趣的历史意见？宋怡明老师针对这些问题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和与会学者作深度交流。大家都同意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农村研究潜力非凡，意义重大，并对宋老师未来的高作持有万分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