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九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1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程乐松副教授主讲，中国人民大学何建明教授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杨立华教授担任主持人。

渠敬东教授代表文研院为程乐松老师颁发聘书

程乐松老师对于本次演讲主题总结为两点：一是道教的长生理想；二是道教作为一种信仰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在我们的基本认知中“日常”与“神圣”或“日常”与“超越”是分开的，我们不能想象在日常中有长生的存在，或者说我们不能想象“日常”与“长生”是可以兼容的。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对西方宗教及其理论的认知，在西方宗教传统中，他们总是将“日常”与“神圣”或“日常”与“超越”分开，这样的认知传入中国就会产生逆反性或颠覆性的状态。中国人的“超越”永远根植于“日常”，“日常”本身就是“超越”的根基与土壤。同时，我们在“日常”中看到的杂乱与整全为“长生”提供了丰富的背景。而这种丰富的杂乱的背景使得我们很难对于道教的生命图景进行划一的、一贯的表述。当我们用现代知识去审视道教的时候就会得到一个基本判断：道教非常杂乱。杂乱意味着我们从学术上很难对其进行归类，很难进行理论性的表述，很难进行框架性的诠释。在此种意义上，我们所面临的不是简单的历史事实问题，因为道教的历史事实是同神圣传说、仙传、神秘技术等混杂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自一开始理解道教便带着一种现代性的傲娇或现代性的傲慢。我们首先认为道教是杂乱的、迷信的，有了这个前提之后，然后我们再来进行论证这个东西是杂乱的。而对于我们而言，不是要说它是杂乱的，而是要解释它为什么是杂乱的，它背后的理路是什么，如何理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及这个信仰世界所承载的生活世界。道教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去理解中国人的信仰世界以及由信仰世界构成的历史现实。因此，就道教本身而言，它既是一种窗口也是一种知识系统。但是，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放下现代性的傲慢。当我们以自己的知识去理解道教的时候，我们只是获得了一种自我理解或“自解于心”，而并不是对于道教本身的理解，我们仍然处于无知状态。我们便不能对道教做辩护，也没有办法对其进行辩护。对于信仰者而言，信仰是不需要辩护的；对于非信仰者而言，为信仰辩护是徒劳的。

程老师在谈论道教的起点与界限这个问题时，以佛教为例来说明佛教本身的许多知识是不需要普及的，但就道教而言，情况并非如此。我们大多数人对于道教都是非常陌生而且缺乏理解。因此，首先解决的问题就是道教信仰传统的起点是什么，界限在哪里？我们今天所见的《道藏》不能当做历史来读，甚至不能当做经典来读，如果我们去《道藏》寻求武功，那就是缘木求鱼。这种复杂性对造成我们在社会文化上的隔膜感，因此这种隔膜感是研究道教本身首先要面临的挑战。道教是非常讲究实践与技术的宗教，对于道士而言他们所理解的神圣性是效验，即实践的有效性。而对于是否在道德上领先则是次一级的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技术，这种技术包含在信仰之中，然后便是实践，实践有效自然便赢得他者的信任。那么效验从何而来？效验来源于隐秘的长生技术修炼与实践，并且指向日常生活需求，并通过此种需求解决反过来论证长生技术的价值。因此，从某种意义而言，这是我们看到的道教。而我们所理解的道教内容既有历史性又有区域性，还有社会性、文献性，甚至包括神迹性。因此，我们对于道教的惯常认知可以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一是就内容而言是散漫不经、怪力乱神；二是就社会而言是日用不知与习焉不察；三是就生活而言是长生隐逸与慈俭为先。因此，道教由此三种面向构成便显现出杂乱性、弥散性。而在西方宗教理论笼罩之下，我们便会认为道教是一种巫术思维的盛宴，用弗雷泽的话说，它符合巫术最基本的规则的一种想象性技术，将身体想象成宇宙，有联系的东西可以互相交感。这是将道教作为一种现代性叙述的独特背景，我们将道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与信仰传统将其叙述出来，这是一种叙述需求。而对于道教修炼者而言，没有这种叙述需求。只有当道教作为一种研究对象树立起来的时候才有这种叙述要求，而我们对于它的基本认识与尊重也应该以此为界限。我们不应该认为我们有了此种叙述需求便是它本身。对于切身体验有了真实效验的信仰者本身他不需要这种需求，对于在此种习俗生活的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日用不知、习焉不察，他们也不需要宗教技术来填满他们对于宗教的理解。对于我们而言，我们清楚的知道这出于一种叙述需求，因此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保持着无知者的态度。

接下来，程老师讲到道教的“日常”，众所周知，道教是中国本土性宗教，但本土性对于道教意味着什么？道教的本土恰恰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整全性，没有一个分割的道教，或者说没有一个分割整全的日常生活的道教。如果用类型学对此进行分割，那么不禁要问如何在分割的过程中保证日常生活的整全性，因为日常是不能被分割的。对于“本土”或“土生土长”我们往往将其作为一种历史性理解：他的思想观念、信仰形态都是从汉代的土壤中出现的。而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在程老师看来，道教信仰作为一个连续的面向超越的信仰不断从任何一个历史当下的生活空间抽取出信仰资源并且以此回应当下生活中间所呈现出来的信仰需求，这才是本土。也就是说，本土并非一成不变、静态的、一次性的传递和梳理而是一个动态和鲜活的过程。接下来，对“日常的日常性”做一阐释。所谓“日常的日常性”是一种内蕴常识的、当下浸入的生活场景。只有在常识基础上，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生活世界。在任何一个鲜活的当下，而非经过信仰的颠覆、神圣的启示，这便是当下浸入的生活场景。另外，道教的叙述方式将神秘化与去神秘化结合在一起。所谓神秘化，就是在固定范围内师徒口传心授。

程老师接着谈到道教长生的三种面相，第一种是长生的技能，比如特定时间存想日精进入体内以此获得神通；第二种是长生的叙事，即道教中关于长生的故事，至于为何如此不是道教关注的问题；第三种是长生的信仰，长生的叙事支撑着长生的信仰，而且指向长生的实践。长生不会在现实中出现，但这种信仰确是一种持续的可能，它是神人之际的桥梁，因此可以实现神人之间的转换。但是道教的长生必须置身于浸入性的日常之中才能使得长生得以展开，换言之，道教长生对于内部人员来说是一种自信的修炼，对于外部人员来说是一种需要被叙述的对象。那么生命技术何以导向长生？生命如何趋向不死？道教认为人的身体同天地运行规律是一致的，通过调节自身运行节奏与宇宙实现同步，以此实现生命的不朽，这是道教长生信仰的宇宙论。

主讲人程乐松老师

以上所论可以归纳于“长生”与“日常”，那么如何理解二者关系？我们中国人对于超越的理解是“趋吉避凶”“长命富贵”，中国人功利的生活方式恰恰是证明其与天道是相合的。一个人获得很多福气，恰恰是顺应天道的结果。日常对长生的需求，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日常必须依赖长生技术所带来的生命力量；第二是道德生活的范例，其指向恰好是长生的效验；第三是日常需求需要长生技术，例如求子、健康长寿等。如果长生对于日常是有需求的，那么是在何种意义上谈论日常？对于长生的理解从何而来，我认为是靠常识与共识而非知识。我们现在对于常识与共识的理解是从知识来的，而在传统生活中有常识与共识就够了。常识会形成一种共识，然后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常识与共识一起构成与长生有关的日常。在此基础上便可以解释道教的现代困境：日常的转换。我们今天的日常不是传统意义的日常，原有的传统常识退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常识来源于知识，而很多知识往往是反常识的。我们今天的常识是由知识构成的，并将不符合我们知识的常识逐渐剥离出去，并以此定义日常，日常转换之后，生命技术自然隐退，我们不需要用中国化的方式来理解生命。因此，伴随生命技术的退场便也逐渐丧失了神秘性。现代知识规范后的日常使得道教没有合理性的日常基础，其生命技术本身必然受到挑战。当然，道教的长生是浸入性的实践，只要进入此种状态之中，对于道教的任何反击也便没有意义。因为只有发生在身体之内的效验才是最真实的。

今天的讲演并不是要说明道教的合理性或合法性，而是探讨道教为什么会形成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文化形象，而其背后的逻辑是道教本身的问题吗？当下知识体系是被科学思维支配的，所有的知识都是可公开、可验证的。所有知识被创造出来的时候不是等着被验证而是等待下一次的被驳斥，产生新的知识或新的假说。道教恰恰是一种神秘、隐秘的，与现代知识体系相悖而行。现代中国人接受可被验证的知识体系从而产生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傲慢似乎也变得不难理解了。

主持人杨立华教授

程乐松老师讲演结束之后，杨立华老师回顾了早年学习道教、研读《道藏》的岁月，自我调侃没有足够的理论修养去系统化研究。杨立华老师一直认为道教是技术型宗教，我们的日常生活到处充斥着道教徒似的生活方式，随后从中西对比的角度认为中国文化对于天地万物保持着一种弱势态度，然后以《庄子》之《齐物论》、《大宗师》关于“知”与“无知”理论表达中国人与西方对待自然强力改造截然相反的顺应态度。杨老师总结道，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建立中国文化的自信。

评议人何建明教授（右）发言

担任评议的何建明老师以自身与道教界的交往经历指出教内人员对于此种道教诠释化的模式是非常反感的，今天讲演是在相对否定意义上来讲长生，如果从日常中来追求长生那是不可能的。一再强调现代性的傲慢恰恰是现代社会对于道教以及中国本土固有文化的不重视。何建明老师同意程老师道教长生是一种叙事的方式，并将道教历代天师寿命做了一个数据统计，并得出结论：天师的平均寿命为49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长生的理解只是一种信仰。道教的神仙信仰很多是死后的事情而非生前的事情，也就是死后成仙。神仙的理念并不仅仅是飞升，并以《钟吕传道集》中的地仙、人仙、天仙来论证不同类型的仙人其实有不同的神仙属性。何老师又以《养性延命录》中关于长生的理解以及道教内部存在的八段锦、太极拳等内功、静功解释道教长生的多种面相。最后，何老师总结说我们应当以同情的心态理解宗教及其信徒的信仰需求，而不应当仅仅站在学者的角度叙述我们想说的、而不是他们需要的那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