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7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十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副教授主讲，题目为《早期中国的融合与变革——考古学的观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历史系韩建业教授担任本次讲座的评议人，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孙庆伟教授担任主持人。
主持人孙庆伟教授
早期中国一直都是考古圈内非常热门的话题，在西方一些关于中国的研究中就经常提到“China before China”的概念，亦即文字出现之前的中国新石器时代。张海老师将通过这个时期的考古材料来描述早期中国的形成过程，他的讲述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回顾考古界对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历史，接着介绍中国考古学历构建的史前时空框架，最后重点关注陶器、玉器、铜器三类物质文化遗存的区域互动以及背后体现的时代变革。
主讲人张海老师
一、历史回顾——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
学界对于早期中国的研究历史与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过程相一致，张海老师即认为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强烈关注正体现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历史责任感与爱国情怀。
在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前，学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主要基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如文献中不乏有三皇五帝、尧舜禹等传说祖先的记载。张海老师以嘉祥武梁祠汉代画像石为例，指出画像石上所绘之伏羲女娲、祝融、神农等传说人物实际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狩猎采集、用火、农业生产等要素密切相关，虽然它所记录的历史人物未必真实，但是背后反映的古人如何看待中国文明起源的观念却值得我们深思。接着，张海老师以南宋时期绘制的《禹贡九州图》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为例，指出古代文献除了包含对中国文明演进诸要素的记录，也不乏对地理空间的描述。《禹贡九州图》内含划分天下、山川景观、交通网络、国家控制等诸多观念，而何尊上的铭文“余其宅兹中国”已将“中国”作为一个地理的方位记录下来。
何尊与“宅兹中国”
自20世纪20年代，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相关学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史辨运动，他们大胆质疑古代文献记载的中国先秦史，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推翻了所谓“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等概念构成的中国上古史系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重建上古史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使命。新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傅斯年先生早年曾提出上古史的研究者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即通过考古学的方法寻找中国早期历史的直接证据，既包括物质文化遗存，也包括更早的、未经后人“积累”的历史文献。
从最早在中国西北地区从事考古工作的外国人安特生，到由李济先生主持的我国第一次自主发掘的殷墟遗址；从起初以寻找甲骨为目的相对原始和落后的发掘方式，到梁思永先生和苏秉琦先生分别构建起中国考古学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理论基础……中国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推动着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体系臻于完善，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讨论愈加深入，尤以苏秉琦、严文明、张光直等先生的相关理论为代表，体现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研究的巨大进步。是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展开了多学科合作研究，不同学科的研究成果得以整合，帮助我们获得更多信息与更新认识。
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示意图
二、时空背景——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考古学文化与年代
通过物质文化史研究建立起的考古学时空框架是学界进一步开展古代社会研究的基础。中国考古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努力终于建立起史前中国的时空框架，近年来探源工程等相关工作又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了新的调整，以上都是学界深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前提条件。
自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逐渐形成了粟作和稻作两大作物区。从地理空间的角度来看，两大作物区基本分布于黄河、长江流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开始出现交集，从而产生了稻粟混作农业区，而青铜时代的文明恰恰产生于这一混作地带。不同作物区内另有不同文化区，它们与当地生态系统紧密相关。这些文化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尤为明显，并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文化格局，直至青铜时代依旧保留，但是范围进一步扩大。考古学家正是依托这个格局中各个文化区的区域互动与时代变革来观察早期文明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尤以龙山时代最为关键。
三、区域互动
这一部分，张海老师以陶器、玉器为例，勾勒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区域互动情况。这里的“区域”概念既有地理方位的本义，亦包括考古学文化传统的内涵。
1、以陶器为例
陶器的制作原料是陶泥，实则随处可见的泥土，故新石器时代的日用器主要由陶器构成。正是由于常见性与易碎性等特征，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传播方式具有一定的特色：并非实物的直接传输，而是装饰、器形以及器用理念等方面的传播、融合与变革
新石器时代晚期（a5000-4500BC），黄河流域与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三大陶器文化圈，分别是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所对应的“彩陶文化圈”、黄河中下游大汶口文化所对应的“鼎文化圈”与东北地区赵宝沟-红山文化所对应的“筒形罐文化圈”。我们发现，彼时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纹样在不同的陶器文化圈内均有分布。一方面，庙底沟类型的文化辐射范围甚广；另一方面，庙底沟类型最典型的植物彩陶纹样在其所处的文化圈中常见于卷沿曲腹盆及敛口钵等器类，但是在其他文化圈中却广泛施绘于瓮、筒形罐、豆等本地特色器类。换言之，庙底沟彩陶的传播并非源自陶器实物的远距离传输，而是纹样主题与装饰观念的大范围流传，如此，则有效规避了陶器易碎性的传播掣肘。
仰韶文化彩陶分布示意图
至于器物形制乃至器用理念的传播与互动过程，规律亦与彩陶相近。
器物形制方面，比如：龙山文化新出现的鬶与盉，至龙山时代已广泛传播至中原地区、黄河上游及长江中下游，后成为二里头文化最典型的陶器类型。但是，各区域只是接受鬶、盉这类器形而非全然获取来自龙山文化的实物，所以不同地区的鬶、盉具有鲜明的特色，如龙山文化的鬶宽胖而石家河文化的鬶瘦长等。
器用理念方面，比如：作为炊煮器的空三足器（鬲、斝、甗等）最早出现于北方河套地区，向南传播的过程中对当地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原及南方的用鼎传统逐渐被用鬲传统取代，鬲成为商代最重要的炊煮日用器。但是，自二里头文化始，中原地区开始出现大量的仿陶青铜器，这些空三足器便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器形。换言之，中原地区的先民们开始赋予这些空三足器更多的文化内涵——作为象征意义的礼器。空三足器固然源自北方地区，但是它们的器用理念在向后（时）及向南（空）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改变，这一现象与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不无关系，张海老师在后文有关青铜器的讲述中还将再次提及。
要之，陶器具有原料易得、实物易损等自身特点，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区域互动方式即与这些特点相关。
2、以玉器为例
玉器与陶器相比，制作起来可谓费料、费时、费力，故其在史前文化中并非作为日用器的存在，而往往为社会上层所控制并且具有相当丰富的精神内涵。
由于对原材料的依赖程度高，相关区域玉文化兴盛的前提是周边存在丰富的玉矿资源，反之，玉文化走向衰落的原因也往往与玉矿资源逐渐匮乏有关。
新石器时代晚期（a4000-2500BC），东北与长江下游地区逐渐形成了两大用玉中心，即：红山文化与凌家滩文化，它们兴起的基础便是周边地区存在丰富玉矿资源。至龙山时代（a2500-1800BC），各地开始相继发生“用玉变革”：齐家、海岱与石家河形成新的用玉文化圈，以齐家风格为代表的华西系玉器走向兴盛的同时却伴随着红山、良渚等旧有用玉中心的迅速衰落，用玉重心逐渐从华东转向华西，个中原因恐怕正在于新矿源的发现（昆仑玉矿）以及老矿源的衰竭。
龙山时代的玉文化圈示意图
在以上提到的用玉中心或用玉文化圈中，玉器是最具代表性的权力表征物，几乎被贵族阶层垄断。以玉文化最为发达的良渚为例：良渚玉文化早期的纹样十分丰富，至中晚期之后则基本只出现一种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彼时，各种良渚玉器都在衬托这一形象，宗教意味愈加浓厚，似乎暗示了良渚社会上层阶级内部思想的统一。良渚文化盛极一时，社会内部精神世界高度统一的同时，却反映出整个文化的封闭性——从玉器区域互动的角度看，神人兽面纹样仅在贵族之间流传且施纹风格愈加隐秘，可见，良渚社会的上层阶级希望独享玉器尤其是玉器包含的精神层面内涵，并不希望与其他社会分享，这样的社会实际是“封闭”的。所以，良渚文明向外传播的内容只是器形器类等“皮毛”，真正发达的思想与文化从未向外流传，如齐家风格的玉器即以琮璧组合作为典型，虽有良渚用玉传统的背景却无良渚用玉文化的内涵。
对于玉矿资源匮乏的中原地区，虽然在新石器时代并未产生发达的用玉传统，但是这里的上层阶级从未排斥外来玉器作为本地社会贵族阶层的权力表征物，比如陶寺大墓出土了极为丰富的随葬品，其中就包括从海岱或北方地区交换而来的玉器。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陶寺大墓的随葬品来源很广，反映了龙山时代中原与周边地区进行着开放的广域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中原社会的贵族阶层在社会复杂化的发展趋势下需要更多的权力表征物，囿于本地并没有丰富的矿料及发达的用玉文化，他们只得从他处交换得到玉器。后者也为中原地区的贵族阶层不断开拓和发展出本土能够创造的新权力表征物——铜器——提供现实动力。
四、时代变革
1、新的礼器载体——铜器
新石器晚期以来，中国境内开始陆续出现铜器，且早期铜器基本都是武器或者工具。然而，铜器在之后的社会进程中几乎没有发生延续性演变，而是直接发展到二里头文化的青铜礼器传统，至二里头二期，青铜器制作技术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水平。虽然这样的突变过程似乎暗示了一整套成熟的冶金技术由外部直接带入中原，但是中原地区能够成熟使用这套冶金技术并最终发展出一套发达的青铜利器传统并非完全没有基础——
资源方面，铜矿的主要原料是孔雀石，先民们在逐玉的过程中对矿石的认识愈加深刻，如二里头文化大量使用绿松石一类的次生产品即可能与早期铜矿的开发有关；技术方面，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在探索制陶技术的过程中对高温控制技术的掌握也愈加成熟；需求方面，中原地区缺少用玉文化和用玉传统，但是贵族阶层切实需要新的礼器载体与权力表征物，贵重而可得的铜器便成为新的追逐对象。
要之，铜器能够成为中原地区新的礼器载体有其资源技术的基础以及社会需求的背景。铜器对于夏商周三代文明的政治意义重大，比如张光直先生便提出过商代都城屡迁的原因可能正与追逐铜矿有关。
三代时期的青铜利器传统示意图
2、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
依赵辉先生所言，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贯彻了几千年，这一持续而有力的历史趋势便肇始于公元前3000-2500年。张海老师进一步发展了上述认识，认为当中原的贵族阶层主动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权利表征系统（即：青铜礼器传统）之后，结合本地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一贯秉持的“开放性”区域互动特征，中原地区的社会开始形成“中心”和“边缘”的概念——位处中心的统治者控制着边缘的资源，通过各种形式将这些资源带入中心——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社会由古国发展至早期国家，控制范围远胜于前。
早期中国的“中心”与“边缘”
五、小结
正如张海老师在讲座中不断强调的，区域文化互动与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存在着密切联系，龙山时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来自于更大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尤其是北方与中原地区及其背后来自欧亚草原的新因素。由于缺少玉料资源，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始终未能发展出成熟的用玉文化，但是开放的中原社会除向周边社会广泛获取玉器、铜器等作为权力表征物之外，主动将原本作为工具或装饰品的铜器发展成一套全新的贵族表达，即：青铜礼器系统。新的礼器载体促成了新的资源控制模式，以上便是早期中国形成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变革。
中原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的独特道路即体现为从地理中心逐步走向文化中心、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而这样的中心或许正是早期中国。
评议环节，韩建业老师首先肯定了张海老师能够从更为宏观的角度描述早期中国形成过程所作出的努力，随后对本场讲座的内容进行了简单梳理和点评。从讲座的题目《融合与变革》出发，韩建业老师认为中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内部交流相对容易，所以地理环境是中国史前文化间发生互动融合的基础。对于玉器，韩建业老师认为玉文化与中华文明存在相互塑造的关系，意义重大。至于史前中原地区的玉文化为何不发达，中间确有多种可能性，而张海老师在讲座中给出的解释——中原地区玉料资源匮乏——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接着，韩建业老师着重对早期中国的概念进行了更多阐述，他认为早期中国实则一个文化圈，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韩建业老师有关早期中国的系统论述可见于氏著《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
讲座的主持人孙庆伟老师进一步向两位老师追问“中国”尤其是“中”字的内涵。依孙庆伟老师所言，“中”字有一种突出自己的理念，对“中”的认同是理解早期中国的关键。既然如此，中心的概念是何时出现的？
张海老师认为“中国”概念的确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中原地区的史前社会在龙山时代经历了剧烈变革后，发展成为特点鲜明的复杂社会，他今天的讲述即旨在体现这一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不同的学科背景决定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因此不同学者对于同一批物质文化遗存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在张海老师看来，“中”就是中原，而中原地区的王国形态直到青铜时代方才出现。
韩建业老师则认为“中国”的概念一直在发展。何尊“宅兹中国”的“中”指的是洛阳成周，后来慢慢发展到中原地区。直到清雍正年间乃至再以后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彼时的“中国”概念才与如今的广阔概念相近。当然，周代已经存在“天下”的广阔中国概念，比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等记载，但是，理解“中原”的内涵对于理解早期中国的概念更为重要——洛阳成周作为“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所处的郑洛地区处于中国地理、气候、文化的中心，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整合时期都发生在中原地区的强盛时期。换言之，绝非处处能够称 “中” ，中原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区域范围内对“中”字的认可形成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