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4日19：00，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主办的、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13期在北京大学二体地下报告厅B101举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作了主题为“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民族主义的一个视角”的演讲。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主持讲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担任评议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出席活动。
主持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李猛教授
昝涛老师首先定义了历史书写的广泛性，不只是文字，也包括图像、声音、建筑、艺术、纪念物、博物馆、展览等等，甚至包括抹杀、毁灭、掩盖或隐藏；随后他以三句话概括了本次演讲的主题：
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控制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
——乔治·奥威尔
伟大的革命很自然地会力图把他们之前时代的历史也革命化。
——费正清
人并未记牢历史；人总是在构造它……他没有把过去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象北冰洋冷藏住百万年之久的猛犸象似的，他从现在出发，他总是通过自己来认识和理解过去。”
——吕西安·费弗尔
昝涛老师谈到，从孔子盛赞的良史到崔浩的国史案再到近年来围绕台湾2·28事件的不同解释，甚至炮制“孙中山是韩国人”的假新闻，历史书写无一不伴随着权力之争。而当没有悠久的历史可以追溯的时候，就需要用一种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来神化自己、团结民众，美国早期史家关于美国建国史的书写（如启蒙之子的叙述）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土耳其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史观是我们本讲考察政治权力与历史书写关系的主要分析对象。在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历史教科书中，土耳其人被定义为圆头颅的种族，有近万年文明史，它自中亚某个地区向世界各地迁移，影响甚至创造了包括希腊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等在内的世界主要文明。土耳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种史观（Türk tarih tezi），除了政治权力的因素外，还需要深入到土耳其近现代历史的脉络中，梳理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史变迁问题，来考察政治权力在当时推广这个史观的目的所在，仅仅停留在了解政治权力对于历史的利用这个一般性的结论是不够的。
一个民族都不能只靠“战败失地”这一个理由来解释现在领土的现状，它需要在战后重建民族自信与自豪感。一战战败后的土耳其同样如此。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伟大的伊斯兰帝国。但自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其所面临的大问题与当时的许多其他的没落帝国类似——“在1850-1918年间，帝国的主要困境有两个方面：一、维持有着广阔领土、众多人口和权力的国家；二、通过满足民族主义的、民主的和经济进步的要求来调和上述现实的局限性。”
许多奥斯曼精英尤其是基督徒臣民成为欧洲近代启蒙思想的掮客，而随着战场上的失败，他们对本文明/帝国的自我反省和学习西方的认识逐步加深。最初学习西方都是从军事战败开始的，军事改革就会引起对政治变革的思考，随后就有文化变革，乃至全盘西化的要求。
主讲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
1904年，在埃及开罗的报纸《突厥》（Türk）上，优素夫·阿克储拉（YusufAkçura）发表了其著名的政论——《三种政策》（Uç Tarz-i Siyaset），分别指出了在帝国存在的三种政治思潮（亦是三种政策）的缘起、内容及出路，这三种思潮分别是：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他认为，“在内忧外患日益加剧的形势下，要想保住帝国原来的版图格局已属痴心妄想，追求建立统一的奥斯曼民族这种做法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因此，谁要是还在追求奥斯曼主义，那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谋求全世界的穆斯林建立统一国家的泛伊斯兰主义，尽管听上去是那么浪漫而诱人，但是，不仅伊斯兰教内部不同教派和民族之间存在无法克服的矛盾，而且这一政策也必将在世界范围内遭到强大阻力，因为在各个拥有穆斯林公民的国家中，它们绝对不会任由国内的伊斯兰分裂势力发展；基于种族特性而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是一种影响很小的“新思维”，谋求建立从土耳其到中亚的统一的突厥国家，但阿克储拉对此也不抱很大信心，这一政策的最大对手是俄罗斯，他认为，这一政策的实施同样也是利弊参半。阿克储拉作为一个泛突厥主义者，对当时形势的分析是为了引出自己的主张，他对其他另种意识形态的评论并不完全符合史实，但他的这个作品在土耳其政治思想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到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第一个国名里出现Turk这个词根的独立主权国家。国名的选定经过了激烈的争论不过，Türkiye这个国名对应了西方人长期对土耳其的称呼；也对应了语言的构造，-iye有土地的意思。共和国建立后，泛突厥主义者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想法。这个国家来之不易。在独立革命之初，甚至一度出现了寄希望于英国或美国托管的想法，可见当时大部分土耳其人对前途并没有信心。后来，苏俄的帮助对土耳其有很大意义。
对于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如何从意识形态上确立对新领土的主权很重要。早期历史教科书中的那种土耳其史观便应运而生——它不满足于1071年突厥人来到小亚细亚这个史实，而是想要诉诸于更加久远的历史来论证自己的历史性主权。这是土耳其版本的“自古以来”说。反映了当时土耳其人面对欧洲史观对自身合法性的忧虑。在政治领导人亲自挂帅推出新史观下，赫梯人成了土耳其人，当时在西方学者主持下的紧张进行的赫梯考古，因应了政治需要，至今土耳其还可以看见当时树立于公共场所的赫梯文物巨型复制品。
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不同时期业已发生的“族史重构”，虽然外在地表现为对自身民族历史的重新书写或研究，但它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这一貌似学术研究的行为进行考察，也就不能简单地将之归类为一个单纯意义上的学术史问题。实际上，在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中，族史重构更多地是被置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框架中进行分析，而且已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解释模式或理论模型。霍布斯鲍姆与安德森等学者都极关注民族主义强调“过去之神圣性”并把这种神圣性与未来相联系的特征。对于文化-族裔民族主义而言，共同语言和共同文化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共同起源亦非常重要，这实际上会顺势提出一个所谓共同过去的问题，亦即要求有共同的英雄、史诗和祖先，这最终导致要求有共同的历史。人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是一种历史的存在。历史由是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据，亦成为民族国家存续“合法性”（legitimacy）之重要来源。历史给人一种确定感，一种永恒性，甚至是一种不朽感，使人在茫茫宇宙、大千世界中不致迷失自我。小至一个人，大至一个民族，都需要历史来提供这样一种确定性的支撑。正如阿塔图尔克所说：“我们的共和国就像1岁一样年轻且充满了活力，我们的共和国也像1千岁一样源远流长、充满力量。”
阿克储拉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成为历史协会的主席。他在重要的、政治挂帅的史学大会上，是通过界定历史学与民族的关系来理解土耳其史观的：“历史不是一门抽象的科学。历史是为了生活，为了民族和部落的生活、过去的保存，以及为了发展其力量。”阿克储拉说，欧洲列强经常使用历史来使其对所谓“低等民族”的控制合理化，并证明其优越性，但是，阿克储拉对欧洲的这种帝国主义史观表示坚决的拒斥，他指出，土耳其历史大会上提出和阐发的观点中带有明显的种族因素，但这种对历史的解释最早就是由欧洲人提出来的，它服务于欧洲的霸权主义，没有任何科学的价值；对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来说，为了反对欧洲人的偏见，也只能采取这样的历史观，但土耳其史观不是服务于殖民主义的，而是为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尤其是要实现与欧洲人之间的平等。因此，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对与土耳其史观相似的诸种个案报以同情之理解。每一个历史观的提出，都有它的不得已之处。“土耳其史观”不只是为了增强自信而想象和创造“伟大的”土耳其民族神话，还整体上服务于凯末尔在国内所领导进行的现代化变革。赫梯人不只是土耳其人，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很长时期就创造了伟大的文明，对当世的土耳其人来说，那是世俗的文明。在1930年代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奥斯曼帝国被看作是土耳其人所创建的诸多国家之一，而土耳其共和国则是一个全新的国家，1919-1922年的“民族斗争”（millî mücadele）时期被当作共和国的“准备期”。这样的民族历史叙述，一方面把土耳其共和国置于某种伟大历史性文明的谱系之中，也为当代土耳其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包括向欧洲学习）提供了看似坚实的历史依据。
最后，昝涛老师还指出，政治权力对历史书写的影响不止是如何建构历史，也包括如何毁灭历史（毁灭也是一种变相的建构），新闻中多次出现所谓“伊斯兰国”疯狂破坏占领区的文明遗产，除了经济利益驱动外，也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因素。
主讲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昝涛副教授（左）与评议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右）
在随后的对谈中，李强教授就Nation和State做出了梳理和区分，并指出帝国的继承者一般都有宏大的梦想，所有人都会从历史中找出令人想往的过去，来激发新一代人追求美好伟大的动力。那么埃尔多安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他的大目标是什么，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恢复他的梦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作为回应，昝涛老师详细介绍了当代土耳其官方出的所谓“土耳其梦”的详细内容，他对此曾做过话语分析（昝涛：《历史视野下的“土耳其梦”》，《西亚非洲》201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