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学者讲座37

2018年10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三十七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范晔作题为“《堂吉诃德》中的伊拉斯谟‘幽灵’”的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辉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赵振江评议。

范晔副教授

范晔老师首先借助法国学者马塞尔·巴塔永的《伊拉斯谟与西班牙》（Érasme et l'Espagne, 1937）中的生动例子介绍伊拉斯谟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受到的热切欢迎。当时，这位鹿特丹的人文主义者不仅影响了少数上层精英的小圈子，“甚至在驿道通衢的小客栈里，几乎人手一本伊拉斯谟的《基督骑士手册》。”与欢呼的热潮相对应，由于伊拉斯谟在《愚人颂》及其他著作中对修士等特权人群进行辛辣讽刺，这些人对他的憎恶之声也从未停止。范晔老师接着指出，一部伊拉斯谟主义的接受史，几乎就是西班牙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的思想史及社会史。而在“血统纯正论”（Limpueza de sangre）兴盛的社会背景下，西班牙的“新基督徒”阅读到伊拉斯谟，并在这位欧洲文化权威的身上寻求护身符。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塞万提斯无疑能从伊拉斯谟的思想中看到更宽容的普世精神、新的宗教形式和社会理想。二者之间的微妙关联引发了范晔老师的思考：我们或许都读过《堂吉诃德》，也知道伊拉斯谟是谁，但鹿特丹的人文主义者与拉曼却的骑士究竟有何关联？有无可能从伊拉斯谟出发，寻求不同的方式“打开”《堂吉诃德》，发掘不同的问题脉络和历史纵深？

《堂吉诃德》初版封面

随后，范晔老师从自由观、血统论、疯狂观及和平理念等方面探究伊拉斯谟对塞万提斯的可能影响。

在自由观方面，堂吉诃德曾感叹“自由，桑丘啊，那是上天赐予人类最宝贵的福祉；大地与沧海中埋藏的一切财宝都无法与之相比；自由就像荣誉，值得也应该为之献上生命；相反，被剥夺自由是人类所能遭受的最大不幸……只接受天赐的面包，只需感谢上帝而不亏欠他人，那才是有福之人！”范晔老师认为，这段常常被征引的“自由颂”以及《堂吉诃德》中的许多其他情节都折射出当时流行的自由意志，都应被放在伊拉斯谟入西的历史语境中考量。引用西班牙学者阿梅里科·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的话，自由“并非指一个人拥有和试图行使的权利，而是指出自神恩、与功德无关的福祉；免于那些暴虐领主或教会经济霸权的辖制，或晚些时候，指免于缺乏灵性的外在崇拜仪式的辖制。由此可以理解，为何从欧洲引入的伊拉斯谟主义会在无数西班牙人中间激起热切的渴望。”

随后，范晔老师提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到了塞万提斯写作的年代，伊拉斯谟在西班牙的保护人和支持者流失，西班牙的文化政策也日趋保守，当伊拉斯谟的著作被列入宗教裁判所的禁书名录，年仅12岁的塞万提斯有可能读到过伊拉斯谟的著作吗？对于这个疑问，范晔老师援引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权威亨利·卡门的话及阿梅里科·卡斯特罗在《塞万提斯的思想》中表达的观点，认为禁书目录的作用其实远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无远弗届，塞万提斯完全有机会接触到伊拉斯谟的思想。这个看法也在《堂吉诃德》第二部第62章堂吉诃德游历印刷所的情节中得到肯定。

继续之前的讨论，在血统论方面，伊拉斯谟《对话录》（Colloquia）中的《没有马的骑士，或假贵族》（“Ιππευσ ανιπποσ，sive Ementita nobilitas”）也让人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乡下小士绅阿隆索·吉哈诺自命名为堂吉诃德的桥段。范晔老师认为，那篇对话未必是塞万提斯为堂吉诃德命名的直接灵感来源，但塞万提斯这种讽刺中所暗含的对唯出身论的颠覆，以及与之一体两面、不重血统重美德、不重外在重内心的诉求，在西班牙思想史的语境中确实一向被视为“伊拉斯谟式的”（erasmista）。

伊拉斯谟

范晔老师接着讲到《堂吉诃德》第一部第4章中堂吉诃德拦住一群商人的去路，要求他们承认自己的心上人杜尔西内娅是天下第一美人的情节，并将其关联到宗教经验的维度。应否信任可见之物？可见的现实与不可见的真理之间如何建立关联？同样是对感官的罢黜、对可见之物的摒弃，伊拉斯谟在《基督骑士手册》中提出了宗教伦理生活的版本：他劝诫读者要“离开可见之物……追求不可见之物”，呼吁重寻淹没在可见仪文之后的不可见的原初精神。故而伊拉斯谟所代表的“基督哲学”（philosophia Christi）作为转向内心的宗教实践范式会在十六世纪的西班牙风靡一时，虽几经查禁仍余脉不绝。

范晔老师还指出，塞万提斯或许还继承了伊拉斯谟对“万物的歧义性”的敬畏，这位“手腕高明的伪君子”（hábil hipócrita）对于风车与巨人、疯狂与理性的混淆恰恰暗合了《愚人颂》中“世间人事十分复杂，模糊不清，难以确切知晓”的观点。《堂吉诃德》中的真理的二重性、表象的幻觉、“对疯狂的颂赞”（elogio de la locura）以及贯穿全书的喜剧色彩和讽刺笔调也可视为对《愚人颂》的传承。堂吉诃德身上充满悖论的人物特质令读者很自然地联想到《愚人颂》结尾意味深长的忠告：“愚人常说出及时的忠言。”

最后，范晔老师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卡洛斯五世在教皇保禄三世及众红衣主教、外交使节面前的慷慨陈词讲起。他认为，卡洛斯所承袭的伊拉斯谟的和平观已经超越了帝王统治术的层面，隐隐与“奥秘之体”的图像呼应：既然同属由爱连接的基督身体，彼此之间的争战便成了违背福音精神的手足相残。而作为一名在莱潘多之役中受伤致残的帝国老兵，塞万提斯也借堂吉诃德之口阐发“武人的终极目标是和平，那是人类在今生所能渴求的最大幸福”，来彰显伊拉斯谟的印记。

以上讨论让我们重新回到巴塔永的观点。“如果西班牙没有经受伊拉斯谟主义的洗礼，就不会有《堂吉诃德》出现。”在几组关联中，范晔老师帮助我们整合了头脑中的知识碎片，为《堂吉诃德》这部文学经典还原历史现场，也为汉语语境中的外国文学经典阅读和文学史研究及教学展开了新的面向。

评议阶段，赵振江教授赞赏了范晔老师的问题意识，叮嘱同学们“处处留心皆学问”，并表示今天的讲座为如何读书以及如何提炼出进一步开展研究的题目和思路提供了很大的启发。接着，他指出，相对于我国国内的众多外国文学译著与研究，西语世界对于中国文学的了解极为稀缺，中西文化交流中存在的不对等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随后，现场听众就《堂吉诃德》、西语文学的翻译、西班牙的人文主义、宗教裁判所、如何打造适合大众的阅读材料等方面积极提问，并与两位老师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