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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学者讲座52 2019年6月17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全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五十二期在北京大学第二体育馆B102报告厅举行，主题为“‘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1944年‘《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程凯主讲，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评议。
讲座伊始，程凯老师对“《穷人乐》方向”做了简要介绍：1944年底晋察冀边区高街村编演以村史为素材的十四场话剧《穷人乐》，其成功经验被树立为群众创作的“方向”；此后，发动群众自编自演一度成为解放区群众文艺运动的基本模式。程凯老师指出，研究《穷人乐》这样的群众（集体）创作案例，不同于分析一般作品，需将其视为一个“事件”，把创作、编演、推广的整个过程放置在一系列历史、社会、政治、思想的语境下来思考，逐一梳理其生成的多重条件。
首先，在塑造、扭转群众文艺创作的形态上，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后来被逐渐“文论化”所造成的印象不同，《讲话》是一个实践性、行动性文本，它有着超出文艺的思想与政治指向，构成整风运动之后以“群众政治”改造革命政治的关键一环，只有在整风运动的整体构造中才能理解《讲话》的针对性。它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文艺工作者的理解、心态和工作方法——他们是在新的群众政治的整体要求和氛围下带着自我改造的意识去做群众文艺工作。
程凯老师概括，《讲话》有两个支撑性命题：一是“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二是“文艺为政治服务”。具体而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讲话》的“第一要求”。它集中且正面处理了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者如何突破现代自我惯习与革命结合的问题。在毛泽东那里，这构成衡量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首要标准。之所以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置于如此重要地位，与中国共产革命的特殊构成有关：中国共产党从性质上讲是无产阶级政党，但其核心力量来自于启蒙主义文化运动所产生的“新青年”群体。因此，共产革命一直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有效把自己的社会关注视野真切扩及工人阶级和新青年之外的广大中国社会，并在面对这些社会阶级时，不再只是一般性地宣传、灌输、启蒙，而更着眼在他们身上挖掘革命动力”。这意味着，革命者与工农之间，不能只是一种单向启蒙关系，而应是彼此双向辩证的启蒙关系。中国的先进分子、知识青年唯有先经过逆向的自我改造，才可能承担起改造中国社会的重任——“只有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为此，为了让革命者意识到有向群众学习的必要，构造“群众政治”的一个认识路径就是强调群众本身有创造力、有办法、有力量，革命者的使命在于把群众的办法和力量集中、结合起来变成自己的力量。由此形成“群众路线”的政治认识论：人民群众才是政治的主体，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
《讲话》的另一支撑命题——“文艺服从于政治”——在新时期后曾广受批评。但在其本义中，要害在于这里所说“政治”的旨义和用法。《讲话》中区分了两种“政治”：一种是“少数人的政治”，即“贵族的政治”、“政治家的政治”，它的特点是维护自身权力，是特权式的、把控式的；另一种则是“多数人的政治”，它是解放式的、赋权式的，务使更多的无权者被接纳、参与到政治过程中来，由此形成的“政治”才更有力。所谓“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命题中，文艺要服从的是这个多数人的、解放的政治。更具体地说，在整风运动的语境中，“政治”不是一个领域化的政治或政党权力，而是一种处于自我改造中的革命政治状态。文艺是要参与、结合到这一革命政治的自我改造中发挥作用。至于“文艺”的位置与作用，毛泽东也有其特殊的理解。他基本认为文艺没有本源的创造性，“生活”与“文艺”是原料与加工的关系，而“革命”具有本源的创造性，因此，文艺需要结合进革命的具体工作，作为工作的一个环节来发挥作用。相较于左翼文学在生产形态上不自觉地遵循现代文学生产体制，《讲话》则某种程度上带来文艺生产方式的颠覆，暗含着文艺创作去作品性、去作者化的倾向。所以，《讲话》后文艺实践的主流是提倡群众创作，大部分作家都搁置了作品性创作。像《人民文艺丛书》收入的解放区文艺代表作大部分是小剧本、故事、评书一类有待二次加工的宣传式作品，那些完成度较高的经典创作不仅少，且并不被鼓励。
在阐述了如何理解《讲话》的思想逻辑和展开方式之后，程凯老师回到当年群众文艺运动的历史现场，结合《穷人乐》排演中留下的一系列珍贵照片，多方位还原了《穷人乐》诞生的历史、社会条件，其编演、创作过程和对应的工作经验。
《讲话》之后群众文艺的兴起是与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式紧密配合。这时期，群众路线的一个首要方法是挖掘普通劳动者中的先进人物，树立典型，总结经验，带动中心工作。“《穷人乐》方向”的主角陈福全，就是晋察冀边区一个办合作社的英雄模范。其所在的高街村紧邻阜平县，地处根据地核心地带。长工出身的陈福全于1944年接手高街村合作社，通过向区社借款，救济灾户，帮助村子渡过春荒，为合作社赢得了声望。其在办社过程中有一系列工作经验与创造。《穷人乐》编排的初衷即是推广其办社经验（第一版即名为《高街合作社》）。
1942-1943年晋察冀开展的新合作社运动，目标是在抗战最艰苦的状况下发展生产、救助民生，并在实践中发展出灵活机动的组织生产方式。合作社发展起来后，不单是生产经营机构，且能承担起多方面的公共服务功能。之前，战争对基层的压榨、汲取使许多村政权沦为支应、派差、征粮、纳税的工具，原有乡村“会”“社”调节生产、救济贫困、公共服务等功能付之阙如，导致乡村自我修复功能的破坏。新合作社的兴起，在村政权之外打开一个空间，接续了“会”“社”传统，不仅能发挥经济功能，更能助力文化复兴，使乡村逐渐恢复活气。这一复兴，不依赖传统乡绅，而依靠出身贫苦的群众带头人。陈福全堪称其中代表。
程凯老师认为，《穷人乐》虽然被宣传为群众集体创作，但实际上起到核心作用的是抗敌剧社的几位编导（汪洋、林韦、张非等）。由于长期活跃在根据地，抗敌剧社有着丰富的、面向乡村群众创作的经验。1943年文艺整风后，其创作方式更调整为配合劳模宣传的编演真人真事，摸索出一套专业编导与英模、群众三结合的“集体创作”形式。像《李殿冰》、《戎冠秀》、《李国瑞》等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而《穷人乐》则标志着他们在“向群众学习”的方向上再迈进一步，由“演真人真事”变成“真人演真事”，借由陈福全自己登台演自己的契机，创造出一种新的排演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编导能够耐心而高效地引导、帮助老百姓克服心理障碍，自编台词、设计动作，学会“在舞台上生活”。其过程中，尤其重视随时要抓住群众自己的创造、表现，不能轻易用编导的套路去约束群众。如果说这些从未演过戏的老百姓能够完成编演并有所创造、发明，其体现的恰好是编导们在排演实践中对“群众”的创造性理解和创造性调动。
从《穷人乐》的编排过程出发，程凯老师引申出两个问题。一是这部戏的“内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故事情节”而是如何做群众工作。《穷人乐》不单纯是合作社工作的图解，由于它将工作还原到人的关系性中来表现，带出的是蕴含在工作方法、措施中人的关系的转换与再组织。剧中对陈福全工作的表现，着重突出其如何与带着形形色色要求的群众互动，体现着照顾各方、相互扶助的乡里传统。
二是群众演戏的“实验性”。《穷人乐》中没有现代戏剧意义上的“人物”或“角色”。剧中的人们其实无法从群体关系中抽象出来，具备所谓“性格”，进而形成“矛盾”、“冲突”，发展出一般戏剧必要的“情节”。戏台上人的关系就是生活中人的关系，其言行、其“事”也是现实劳动、工作中“事”的再现。这种看上去未经充分加工的搬演，恰好保留下乡村生活原有的关系性，诸种与老百姓生计息息相关的工作正依托于这样的关系性发挥作用。同时，“表演”的演员与“观看”的观众也未真正区分开，其一致性正是此种“演”与“看”得以成立的基础。这种不像“戏”的戏不自觉地构成了对已领域化的“戏剧”与“戏剧性”的挑战，将现代戏剧拉回某种戏剧发生的原初状态，重现那种“戏”和“事”、“角色”和“人”、“演员”和“观众”尚未完全分离状况下的“演戏”。
在《穷人乐》首次演出引起轰动后，面对如何“提高”，产生了争议。最终，为了遵循《讲话》“沿着群众前进的方向提高”的原则，编导们决定坚持群众自演的方式，同时检讨了第一版时否定群众提议、删去新旧对比戏份的“错误”。重排后的《穷人乐》，不仅补上了表现抗战前村民被“喇嘛逼租”的场次，并且将抗战后根据地政府历年工作——减租、军民合作拉荒滩、民主选举和反扫荡等——等都表现出来，使得《穷人乐》成为一部通过村史反映根据地发展全貌的农民史诗。其呈现的新政权带动下旧村庄一步步变化的过程特别体现出根据地民众的“翻身”不是一次运动的后果，老百姓的命运是随着根据地历史的起伏、斗争而逐渐与新政权交织在一起。此过程也正是“新的人民”生成的过程。
最后，程凯老师谈到，《穷人乐》是当年群众创作的一个理想样板，如果客观分析群众创作的实际，还需要结合一般状态的考察，并分析了造成后来乡村戏剧运动遭遇瓶颈的几重因素，尤其是群众政治从以群众路线为主到以群众运动为主所带来的变化。
讲座结束后，姜涛老师发表了精彩的评议。他认为，程凯老师回归《讲话》原点的梳理具有导论性质，为理解《穷人乐》，以及程凯老师近年来集中关注的赵树理、柳青等人的创作提供了更大的历史结构。讲座中处理的一系列问题，如树立英雄模范的工作方法、高街村内部的变化、合作社的作用、戏剧的编排和演出等，既不是背景式的，又并非平行的，而有高度相关性，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内在结构，即如何理解“群众路线”的问题。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年的群众路线非常强调上下内外的高度配合，诸如英雄模范、合作社等线索涉及的是，从社会内部生发出来的力量如何与革命相配合的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遗产。另外，关于《穷人乐》戏剧“内部”问题的讨论也非常精彩，程凯老师配合图片，讲解了《穷人乐》排演过程中关于戏剧改编、人的状态变化等特具活力的经验。从中可以看到，革命文艺不断修正关于戏剧、关于文学、关于文艺的边界，为它们提供新方向的过程。
在互动环节，现场师生就群众创作的问题与困境、群众政治、群众运动与社会活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讲座在现场听众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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