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3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七十四期在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整风运动后的中共华北根据地干部”。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赵诺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姜涛担任主持，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黄道炫作评议。
赵诺老师表示，在他看来，既往对于整风之“效用”“影响”“意义”的论述几乎都是宏观的、长程的。从总体上理解整风运动的意义，自然需要沉淀后略带距离感的省思；只是这种意义积累的起点恐怕还是整风最初告一段落时的实际效用。他认为延安与其他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没有明确的“收束”节点，而是采用相对模糊的处理方式，呈现出“未结而结”的状态。而在整风结束后，仍有一部分人以不同形式留在整风班继续接受甄别复查，如冀南地区的“后方干部梯队”与“干部三大队”。赵诺老师同时指出，整风运动后期所涉人群的范围已大为收缩，主导甄别复查的具体负责人也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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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的“关于在延安谈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的报道
1942年4月3日
随后，赵诺老师以吕某、李某等人在整风运动中的经历为例，借助当事人的日记等材料，就干部个人层面的运动机制作了简要回顾。如吕某曾在日记中提到，周围一起参与整风的学员（干部）也会互相阅读个人历史自传等有关材料，形成“互相帮助、互相爱护”的局面；而在遭到有意识的冷处理时，一般个体会陷入惶恐的状态，组织对其进行的突然谈话则顺其自然地成为转变的“台阶”。赵诺老师指出，由于人们在高度重复的运动中感到无所事事，整风后期出现了“大厌风”与对该风气的批判，但也正是在这一甄别复查的阶段，很多人“认真学了一点东西”，并实现了心灵的突破和思想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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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大礼堂旧址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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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而在介绍李某、王某的案例时，赵诺老师提到，组织对历史自传等材料的审查更看重其中思想的过程性的考量，使之嵌套于符合某种逻辑的历史。工作人员也抱有高度责任感，对受审查者表现出压力与爱护关怀并重的姿态，整体而言“是一个认真对待的过程”。亲历者在运动的不同阶段就特定问题撰写材料，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种“生存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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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的报告
赵诺老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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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王某的发言记录
赵诺老师提供
在介绍干部调配与个人进退的问题时，赵诺老师对北方局在整风运动期间的人事变化、处理“牺盟会”（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问题的方式等进行了说明。他分析了56名县级干部中相关信息较完整的41人，表示其中只有13人的职级出现明显下降，大多数系平级调动。赵诺老师由此作出估计，整风运动对干部的升降沉浮并未造成大的冲击，其格局在四十年代初已经大致确定下来。党组织也对此类人事变动（如交流任职、转岗）有所考量，学校、调研室、财经系统成为干部的主要去向。赵诺老师同时指出，“整风矛头主要指向外地知识分子”的传统观点似乎不能完全成立——由于本地干部所占基数较大，相比之下，外地知识分子所受的冲击并不突出。
接下来，赵诺老师将视线转向整风运动中的干部政策与内部关系。他认为这场运动总的来讲力求将团结作为主调，整风结束后进行的甄别复查工作则以“消灭伤痕”为核心。对具体的干部而言，抽象的党具有高度权威，组织中的个人需要服从其基本原则。整风运动实际调整和塑造了“抽象的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最终把个体史、群体史这一层层环节嵌套在总体史之中，再将根据地的历史嵌套在党史的叙述里。
此外，整风运动对人际关系造成的裂痕与隔阂也有一个弥合的过程。如运动期间被大量揭示的男女关系问题，其后也发生了相应的政策松动。至于如何任用、提拔曾受较大冲击的干部，如何用有意识的谈话解释和淡化问题，如何将工农和知识分子干部搭配使用并处理人员之间的关系，都是在组织层面有所考量的重要问题。赵诺老师简要讨论了提拔工农干部与干部政策的“再平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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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战士们在整风运动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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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员给战士们讲课
从总的结构上看，整风运动后知识分子干部的比例略有提高。赵诺老师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之一是组织对中学生的任用，且该群体的基数可能较大。研究者不难注意到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关系的调整，而事实上，“老的知识分子”是整风的主导者，核心的主席团成员多数不是工农干部。赵诺老师认为，这两类干部的相互排斥未必出自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反而可能源于差异的缩小——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的群众化、无产阶级化，会导致老干部“天然优势”的下行。这一时期，很多知识分子干部在党内、在政治上的独立性有所削弱，转而向重要的老干部靠拢。赵诺老师据此认为，虽然整风运动要求破除“山头”和“圈圈”，但这类关系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
讨论整风运动的思想意识与行为取向时，赵诺老师表示，他认为整风运动真正将群众运动引入了党内，堪称“大鸣大放”。土改整党汲取了整风运动的教训，该时期的群众运动主要落在了基层而非党内，中上层则受到高度控制，但整风运动的制度资源和精神资源还是被继承了下来。对于“群众观念”这一问题，赵诺老师指出，整风运动之中和之后，群众对于土改的需求与中共的愿望并不完全一致。而中共确实对群众极为关心，并将大量干部下沉到群众当中进行工作。
赵诺老师从亲历者留下的材料中发现，一部分人力图说明整风的指导方针犯了严重错误，这体现了个体对整风的某些态度。他认为在运动结束一段时间后，人们对于过往会出现一些新的理解，也会淡忘其中的某些事实。整风同时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焦虑感与挫折感。赵诺老师认为，这个时期政治安全感的下降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现象。虽然一些当事人对整风有着敏锐、犀利、恰当的观察，但当他们将整风和个体生存状况以及命运结合到一起时，又掺杂了大量自圆其说的成分。很多时候人们的反省、悔过、排拒、放任都不过在一线之间，“革命的因果报应观”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影响。“罪人”在整风中过关，说明“思想是可以被转化的”，且负面的情绪、思想必须时时被“转化”和“超越”，而这种“转化”过程或革命的“功过相抵”过程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态——人们的心理往往有一个自我开释的过程，如此才能消灭“伤痕”、放下“包袱”去工作。整风之后，党内“清教徒式”的某些文化逐渐不再被人们反复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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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解放日报》关于开展整风学习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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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延安作整风报告》
罗工柳 绘
1951年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最后，赵诺老师对讲座内容作了大致总结。他指出，中共的一大优势在于使本来高扬的异态的东西回归到某种常态，理解中共需要在动态的过程中理解其制度优势。“好干部”的识别标准在整风之后开始发生总体的模糊化。此外，整风运动对实事求是的追求与虚假、谎言间存在矛盾性，虚虚实实的过程中又渗透着一种求实的冲动，二者形成了对冲；当整风收束、降调开始，求实的倾向也更多地表现了出来。赵诺老师表示，追寻“高调”是其先锋队意识的体现，而中共总是要在先锋队和群众路线之间寻找交集和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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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诺老师讲座现场
黄道炫老师随即对讲座进行了评议。他表示，整风是研究抗战时期中共历史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研究者需要思考整风到底对中共干部产生了什么影响，其发动目的是什么，又改变了什么。赵诺老师认为“团结”是整风的主基调，并援引大量材料进行说明，黄道炫老师也对这一观点表示赞成。对中低层干部以及普通干部而言，整风并非有意制造彼此的敌对局面，而是追求一种友善团结的关系。尽管如此，整风还是给许多干部带来了命运的波折。
黄道炫老师认为，应当基于两个逻辑理解中共的行动：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逻辑，二是把中共放在新文化——即与世界接轨——的语境中讨论。对中共而言，不可割断的传统文化是常态化的，而外部世界往往是能够形塑它的动态的东西。黄道炫老师还提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变化也影响了中共的决策，后者以塑造敌人、寻找敌人的方式追求思想改造的目标。姜涛老师则从文学研究的视角出发，分享了自己对讲座的理解与收获，如受到延安文化影响的国统区作家如何以另一种方式和主体状态回应历史的变动，从而与其他亲历整风的作家形成区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