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4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79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及线上平台举行，主题为“石窟寺建筑研究的角度与问题——以龙门石窟为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彭明浩主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怡涛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郑岩评议。
围绕石窟寺建筑研究角度与问题的探讨，彭明浩老师是从梳理研究史开始的。彭老师首先指出，从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先生的《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一文开始，石窟寺建筑研究即反映出两个层面的取向，一者是通过石窟中的建筑形象丰富我们对早期建筑的认识，二者则是将石窟整体纳入建筑营造研究的视野。这样的取向一方面来源于早期学者们受西学影响而形成的艺术观，视雕塑、建筑、壁画为一体三支；另一方面也缘于上世纪学科尚未发生大的分化，或者说当时的学者们在有意削减这种分化，正如营造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先生之言：“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只是随着学科分化，对石窟寺建筑形象的研究倾向较为突显，而从营造视角出发的研究亦成为一条相伴的暗流。
当然，石窟寺建筑研究绝不是建筑史学的专述，来自其它学科的关注反而可能更多，亦更有启发性。如考古学研究者们论及石窟寺时谈到的崖面、空间、组合、外观等一系列关键词，又如美术史学者巫鸿先生提出的观看问题，都同石窟寺建筑本身及其开凿过程、时空次序、景观关系等紧密相关。特别如初师宾先生由麦积山石窟排年问题关注到的竖直壁面上的栈道走向、岩体情况、洞窟分布等要点，经日后学者们的发展和探索，已经在方法论意义上形成了诸多硕果。
龙门石窟
因此，彭老师指出，在石窟寺建筑研究中探讨学科边界的意义不大，古人围绕其发生的活动本身就具有综合性。彭老师认为，重要的是发现新的现象，开发新的角度，讨论新的问题，深化我们对石窟的认识，而这也是他此次讲座的初衷。以此为出发点，选择龙门石窟这一案例也就不是在狭义的石窟寺建筑形象方面，而是更切重于石窟寺作为一种建筑营造活动整体展开讨论。
彭老师的讲座按照营造的空间次序，分为选址环境、斩山、前廊、窟室、窟前附加建筑五个层面逐步推进，其中窟室与窟前附加建筑是本次的重点内容，且更多讨论集中在相对此前彭老师针对云冈石窟的研究，于方法上具有独特性或进步性的部分。
一、选址环境
针对龙门石窟的选址环境，彭老师谈到了两个重要特点。
首先是石窟与道路的关系。龙门所在区域从地形上看，是洛阳盆地通往南部地区的一个重要交通孔道；加之其两山夹水的地貌特征，造就了龙门石窟开凿时距离河道及道路都非常近，从而形成了非常开放的石窟空间，也继承了从云冈开始出现的“山上寺院，山下石窟、石窟直面道路”的空间部分格局。
石窟与道路的关系
另一个特点是山体岩层的分布。在龙门，造山运动塑造出的斜向岩层为开凿提供了很好的条件，而人们顺岩层攀登的习惯，就使得在这个过程中开凿的窟龛形成了顺岩层的斜向区段，如奉先寺南部区域就有这样的大段落。而在区段内部，各窟龛开凿的时间节点也是顺岩层分布，如鹿洞段就是从北魏开始开凿下方的鹿洞片和陇骧将军洞片，至唐高宗时期开始向中部进行，再到武周时期扩展到上方的极南洞相关区域，整体上形成了顺岩层的时空走向。基于这一点，彭老师提醒道，这类非水平空间关系的石窟平面画法，应当顺岩层划分后分别由更层平面向大地投影而成，方能更好地表达洞窟关系。
路洞段石窟分布图
二、斩山
关于斩山工程，彭老师则强调了对斩山侧壁的关注。斩山作为石窟常见且必要的工式，其主要目的是在坡状的山体空间开凿出洞窟正壁，然后在正壁向后开凿洞窟或龛像。在这个过程中，两侧的斩山侧壁和前方窟前平台随之形成，从而与正壁一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斩山空间，这是斩山的宏观结果。尽管斩山侧壁只是伴生产物，却十分关键，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具体的石窟工程，因为它不仅反映了该处原始山体的坡度，更卡定了一个洞窟的规模，亦即营造的工程范围。如著名的古阳洞，一般认为这是一处因凭自然溶洞开凿的洞窟，其内龛像分布较为不规则，似乎缺乏统一设计。但通过对斩山空间的探寻却可以发现，尽管有所坍塌，古阳洞具有着明确的斩山正壁；更重要的是两侧非常鲜明的錾痕标志出了明确的斩山侧壁，且古阳洞不断向下开凿的空间层次在其初始斩山侧壁上得到了反映。这些都说明古阳洞是一个有明确工程范围和目的的洞窟，同利用溶洞开凿者如莲花洞的整体窟形和外部环境都不一样；也进一步印证了对斩山的识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洞窟性质及其规模的研究内容。
斩山侧壁
此外，彭老师还通过对宾阳三洞的分析指出未完成的斩山工程同样值得关注。文献记载宾阳三洞“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可以见得斩山工程之浩大。此外，这条文献还说明斩山尺度属于设计尺度，是用于控制石窟规模的标尺。事实上，文献很少涉及石窟方面的内容，涉及者讲的则都是斩山相关，也足以说明斩山之于石窟营造的重要性。宫大中先生认为宾阳三洞上方高处的断崖正是其早期斩山遗迹，但彭老师在此提出了新的观点。他通过实地勘察发现这里并无明确的人工錾凿痕迹，而呈现出明显的自然样貌；更重要的是，在宏观视野下，距这处断崖南端不远的同一高度位置还有一持续向南延伸的断崖，二者似本应为连续的，那么这就不符合人工斩山必然通过侧壁限制开凿规模的工程逻辑，反而说明其更可能是地质原因造就的天然断崖。因此，彭老师相对认同宾阳三洞原始斩山实际上位于后来的奉先寺区域的观点。一方面，文献记载奉先寺的开凿时间非常短，推测其在早期斩山的基础上开工是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斩山壁面可以发现，其正壁上部范围是大于实际利用的，且奉先寺窟前平台下部也存在斩山侧壁的向下延续，这说明奉先寺斩山的宽度和高度都超出了它本身的开窟范围，确实存在着利用早期斩山空间二次生成如今窟前空间的历史过程。但彭老师对此仍保持谨慎的态度，认为若要将初次斩山的形成上推至北朝，仍需借助更多遗迹情况加以验证。
宾阳三洞
对宾阳三洞斩山的追寻，促进了彭老师在整个龙门区域对辍工斩山的发现，其中一处斩山的正壁及两侧壁都十分鲜明，其重要性在于清晰地保留了分层施工的痕迹，向我们再现了当时完成上层斩山后再开展下层的这样一种由上而下、由外而内的施工过程。
施工变化
另一处斩山的辨识则需要明确的斩山概念的支撑才可以实现，因为其斩山正壁上分布着诸多随意分布的小型窟龛。但与此同时还可以看到，在小型龛周边的未利用壁面却非常笔直，且分布有大量錾痕，而这些壁面并不在任一小型窟龛的开凿工程范围内。此外，该区域两端未凿干净的突出岩体则是明确的斩山侧壁遗迹，因而可以勾勒出整个辍工区间。那么，现存小型窟龛就必然以这处斩山的整体开凿为年代上限，结合二号斩山所在龙洞段的时空次序，以及龙门在唐代的大型工程都和武周施事有关，因此应不早于武周时期。而这一结论又可以同小型窟龛中的题记，和既有的相关研究形成互证关系。那么从这个层面上将，对斩山的关注就不仅能揭示洞窟性质及规模，还可以丰富相应基础史料，产生年代学判定的价值。
通过斩山辍工遗迹推测其开凿过程
三、前廊
随后，彭老师谈到了龙门石窟前廊空间的特质。龙门的许多窟室前都会设置前廊空间：在北魏时期，虽然大量洞窟是在正壁上直接开门洞营建洞窟，但也已经出现了简单的前廊空间，主要是做一个屋顶而没有下部的斗栱、柱子等，如皇甫公窟、唐字洞；至唐代时，龙门的前廊则多形成了明确的、相对更深的内凹空间，但没有任何木构元素。
龙门内凹型前部空间
值得明确的是，前廊空间无论其形式简单与否，都是在斩山基础上有意营造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空间，需要同斩山正壁或斩山空间相区分。体现在平面图绘制中，窟口线的表达便是重要的，否则斩山、前廊两者存在次第关系的空间就容易因平面上的连贯性而被混为一谈。而前廊空间不仅可以通过空间界限直接确认，还可以借助廊下力士雕凿方式加以判定。因为有前廊时，廊下力士可以伴随前廊空间的生成出坯造像，从而具有空间体量，表现出圆雕法的特征；而对于没有前廊空间的石窟，其守门力士则往往只能浮雕或向内雕凿，展示出与前者不同的生成属性。
赵客师洞、普泰洞
针对龙门石窟相较同时期周边的其他石窟所表现出的木构元素缺乏的现象，彭老师提出了他的见解，认为常见的北朝仿木构前廊与龙门北魏时便出现的内凹型前廊空间是形异实一的关系，表达了共同的空间意象。天龙山从北齐到唐石质窟檐建筑的发展可以视为二者联系的一个证据。在天龙山北齐开凿窟龛的前廊中可以看到非常完整的木构元素的表达，有柱、斗栱、阑额、屋顶等形象；但到初唐时期，其洞窟前廊空间就已完全简化，没有了立柱、屋顶，而只留下最具有木构标志性的斗栱这一层。尽管天龙山窟檐建筑展示出的仿木构前廊与无柱型前廊之间似乎是历史演变形成的历时关系，不同于龙门内凹型前廊空间与仿木构前廊的共时性关系，但至少证明了二者空间属性的一致。而我们不妨将北朝时期对木构元素表达丰富性上存在差异的两种前廊空间视作不同规格洞窟对应的等级形式。如李裕群先生先生调查的山西高平石堂会石窟，尽管其前廊空间形式十分简单，在前廊侧壁上却能看到用柱及阑额的细微痕迹，可以看到它在追求前廊建筑形象方面做出的努力，也就显示出木构元素表达可能带来的等级差异。
宋绍祖墓
李静训墓
除龙门前廊空间历代保持的简练特性外，彭老师还将前廊空间置于整个石窟谱系中进行了讨论。从各个石窟不同时期前廊空间形式或石质窟檐建筑的演变都可以看到，在石窟发展历史中，存在着一个木构元素逐渐减少的过程，而这似乎有悖于随着时代变迁，建筑技艺不断进步，建筑形式装饰性不断增强的逻辑。但彭老师认为，若将北朝仿木构前廊空间视作石窟寺建筑中国化的象征，这一现象也不一定指向一个逆向进程的发生，而有可能是随着窟前附加建筑的营建，真实的木构建筑替代了早期的石质仿木构。此外，有趣的是，各个墓葬出土石椁中的仿木构表达也呈现出类似的演变趋势——最早在北魏出现的石椁都是非常复杂的仿木构，如宋绍祖墓，其柱、额、斗栱等各个构件甚至可以拆卸；但到隋唐石椁，从李静训墓就已经开始简化这些表达；至于唐代，大量石椁都采取了只有柱子和屋顶而省去了其他一切仿木构构件的形式，丰富的石面雕刻也使得石椁的空间意象同木构建筑渐行渐远。而宏观的跨地域比较也同样具有启发性，即仿木构形式在中原地带的逐渐式微同大量复杂仿木构集中出现在民族政权地区相映成趣。这些都启示我们思考对木构建筑意向态度的变化和差异是否与文化心理有一定关系。
四、窟室
在谈到窟室时，彭老师首先强调了研究视角的问题。一方面，从北朝后期至唐以后，石窟窟形本身并不复杂，因此当从建筑视角研究窟室时，对窟内空间整体生成过程的讨论或许值得更多重视。另一方面，由于石作空间营造本质是一种“减法”逻辑，在开凿窟室空间的同时还兼需预留主要像设的粗坯，因此这是一个集合了空间生成和造像生成的完整过程，也是石窟营造工程的特别之处。
宾阳中洞
基于此，彭老师从另一个面向上再举宾阳三洞之例进行了分析。三洞中仅宾阳中洞于北魏时期完工，其正壁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主尊结痂趺坐，两侧壁两立佛，左右各胁侍菩萨，总体形成三佛题材。
南洞
南北两洞则于北魏时辍工，至唐初补凿完成，正壁一铺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两侧壁为直壁，补凿了许多隋唐各时期的窟龛。按文献记载三者为组合关系，那么其原始设计就都应如中洞是三壁三佛样式。但若细推其空间生成过程却会发现，南北两洞的侧壁上并未预留立佛坯体，似乎没有造侧壁佛像的计划，这就使将宾阳三洞视为形式统一、一体设计的组合关系的认知出现了被颠覆的可能。但通过对中洞的细致观察和反复体会，彭老师发现中洞两侧壁立佛有内陷之感，其后壁面也呈现出后缩趋势，说明这些佛像很可能是在直壁基础上向内开凿形成的，如此一来南北两洞辍工留下的直立侧壁也解释得通了。而经过照片建模和切片，这一假设也得到了验证，从不同水平高度位置做出的剖面可以看到，中洞侧壁的两座立佛整体都相对壁面内凹。从而宾阳三洞的营造过程，至少就两侧壁而言，其空间生成与造像生成就不是完全共时的。而这一点还可以带来对宾阳洞佛像题材的新认识。彭老师认为，从设计逻辑上讲，宾阳洞先完整雕凿主尊，后内推生成两侧佛，表现出了三佛语境下对主尊地位的强调，这与云冈的三佛题材存在取向上的一致性；而从营造结果来看，宾阳洞三佛体型均等，呈对等关系，又与北魏晚期以后的三壁三佛样式相同。以故宾阳洞三佛的营造实际上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性。
宾阳中洞侧壁立像与壁面关系图
再进一步复原宾阳三洞营造工程时，彭老师还发现了另一个较重要的时空节点。他注意到南洞两侧壁都呈现出上方壁直、下方突起的特征，这暗示着下方空间层次的存在。而在对龛像关系的分析中，该层次的存在则更加明显。一方面，唐代补凿的立像及各个大龛下边沿都去地有一段距离，尤其如理应位于低坛的胁侍菩萨亦是如此，很可能就是受到了下部工作层的约束。另一方面，通过对侧壁龛像纪年及时代特征进行排布可以明确看到，这些随意分布的小型窟龛最先利用的是中部壁面，随后转而向上；而下层距地一米以内壁面上的窟龛都时代较晚，距离最早开龛已相隔二十余年。不仅如此，底部工作层遗迹不仅存在于窟内，在斩山侧壁下方也同样存在突出的岩体，其中后期还利用北壁的突出岩体做成了台阶。因此可以推断，南洞的开凿具有纵向空间层次，并非一步到底，且北魏辍工时尚未进行到底部工作平台。而这从施工逻辑上说也是合理的，因为在石作施工过程中，无论取石、雕凿、运料，都很容易对地面造成破坏，只有当窟室主体营造完成后再开出底部空间，才能确保地面及整个下层壁面雕凿内容的完好。顺着开凿空间层次的视角，彭老师还找到了洞窟中部又被分为上下两个空间层次的证据，并最终完整复原出了南洞的营造过程。即先斩山，然后定位上部空间并向内开凿，同时雕凿窟顶，随后将下层空间凿出，再整体搭架雕凿窟室。
南洞
鉴于南洞并非一个独立工程，而属宾阳三洞整体营造工程之一部。因此，结合对中洞及北洞的分析，这项总体工程的历史进展也是可复原的。彭老师指出，由于北洞窟顶并未雕凿，且补凿龛像集中于高宗时期及以后，南洞的大量民间补凿龛却在初唐就已完成，因此北洞在北魏辍工时所停留的工作平面应较高，很可能窟室空间尚未成型。也就是说从三洞北朝时期的开凿进度来看，中洞最快，南洞居中，北洞几乎动工不久便停滞了。
宾阳三洞开凿过程推测示意图
结合这项创新性研究，彭老师提出了洞窟平面绘制的第三个要点，即不仅要关注如一般建筑在半米或一米标高形成的平面，石窟寺建筑不同高度的平面都可能具有时代意义和研究价值。正如宾阳三洞由于底层平面受后期干预大，故在一般平面图中，三洞的关联性很难得到有效表达；但当切割面渐次上抬，就能愈来愈接近早期的平面生成状态，三洞在规模、布局、层次上强烈的一体性会被揭示出来，三洞间距的控制模数也更易观察和讨论。除此之外，彭老师也提醒大家善用技术手段，记录与处理数据的技术工作同样可以成为助推研究、发掘问题的有利工具。
五、窟前附加建筑
在窟前附加建筑部分，彭老师借助万佛洞和奉先寺两例，从更具有方法论指引意义的层面讨论了他对石窟寺建筑研究角度与问题的思考。
万佛洞
万佛洞位于龙门西山中部，平面布局为前廊后室，正壁造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洞窟两侧壁为千佛题材，壁面中部均为优填王造像，窟顶莲花中有纪年题记：
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卅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运禅师，一万五千尊像龛。
万佛洞窟顶题记
首先，在万佛洞前廊空间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窟前建筑的遗迹。前廊南壁上有脊枋、檐椽和檐枋痕迹，顺檐枋向下还有设墙或设柱的痕迹，至底部则有地栿方孔，紧邻的窟前地面上则保留有方形础坑，另外在脊槫缝对应的两侧力士旁也有明确的内柱础坑。前廊北壁因前部坍塌严重，遗迹保存状况相对较差，但脊枋、檐椽、柱础等痕迹亦清晰可见。辨识出窟前建筑后可以发现，前廊小型窟龛的分布与附加建筑空间紧密相关。绝大多数补凿龛都位于柱缝线以内、檐椽槽以下，而分布于侧壁前端、建筑外部的零散小龛也都与檐柱间存在一定距离，有意为设墙留出空余。这些都说明窟前建筑之存不晚于前廊诸唐龛。
万佛洞前廊建筑遗迹及其与壁面龛像的关系
王凤歌 侯祎琳 测绘制图
而若要进一步将建筑断代精细化，就需要先明确补凿龛的年代问题。通过对万佛洞各龛像题记统计排布可以发现，万佛洞的窟室营造、龛像补凿及窟前建筑营建三者都是大体同期的，前殿后窟一体设计，营造出一个封闭的窟室空间，而这又同万佛洞石窟的空间意象及功能联系了起来。
万佛洞在当时的洞窟景观中占据了一个明确的中心位置。但有趣的是，周边其他主要洞窟都有类似前廊空间，却无一者设置了窟前殿堂建筑，万佛洞的特殊性由此可窥见一斑。彭老师认为万佛洞的以上诸多特殊性都与其主题息息相关。曾布川宽先生和罗炤先生曾经就万佛洞的主题进行过讨论，认为其与《佛说佛名经》相关，念诵佛名可以消灾灭罪，万佛洞是一个行法、礼忏的功能场所，而龙门东山擂鼓台中洞及南洞也都是一万五千佛题材，考古发掘报告发现两洞皆存窟前建筑遗址，且认为是与洞窟一体营造的。而除“一万五千佛”题材外，万佛洞的整个前廊还出现了大量行香礼佛的龛像场景，这在龙门的其他洞窟都是非常少见的，一定程度展现了万佛洞内曾经的法会场景。
一万五千佛题材
王凤歌 侯祎琳 测绘制图
考虑到洞窟的功能，有助于发掘万佛洞内可能的使用遗迹，如前廊地面的圆槽，过去往往被视为后代干扰，并不为大家所重视。但彭老师认为，这种遗迹现象值得重新考虑，如极为偏僻的万佛沟第七窟窟内佛像前，就存在一个类似的圆槽；而在同样偏僻的擂鼓台一、二窟前廊下，伴随着窟前建筑遗迹，亦有圆槽的出现，其很可能与洞窟行香礼佛相关。除此之外，万佛洞老照片还显示，在后室两侧壁的主尊下方各分布有三枚圆孔，至今仍存，且经测绘发现其位置呈对称关系；而窟顶莲花中央同样发现了大小相近的圆孔，考虑到万佛洞窟前殿堂的封闭，窟内光线较暗，推测这些圆孔或为燃灯的挂孔，白居易《吹笙内人出家》中“道场夜半香花冷，犹在灯前礼佛名”一句，或许能为我们今天想象唐代万佛洞的行法景观提供最直观的帮助。
奉先寺
第二个例子——奉先寺，与万佛洞具有相似之处，其窟前附加建筑与补凿龛也是同期的；但不同之处则在于奉先寺补凿龛像与主体造像并非同期，而这与龙门的整体政治景观及其历史背景都有着深远而密切的关系。
据文献记载，大卢舍那像完工于上元二年，开元年间在像龛壁面补凿了大量窟龛。壁面建筑遗迹包括正壁上的六缝梁孔，两侧壁上的三椽架槫孔，檐槫下的枋孔和斗栱遗迹，以及两侧壁中部的三缝梁孔，挑承悬山屋顶的脊槫槽和山面设墙的构造痕迹；完整表现出了一座七开间正殿与两侧各三开间配殿的窟前寺院布局。奉先寺补凿龛同龛前建筑的共时关系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两斩山侧壁前部的补凿龛虽杂乱分布，却顺配殿山面排列。其二，以建筑山面为界限，其两侧补凿龛的形式截然不同，位于建筑内的龛像均为浅龛立像形式，而建筑外的龛像则都是深龛或者深窟的形式，明显是有防风避雨的考虑。其三，龙门石窟在高出开凿的窟龛普遍是先在下方凿出錾孔、铺设木板，以搭建工作平台，然后再进行开凿。但奉先寺造像间的补凿龛下方却并不见这类痕迹，加之这些龛均为浅龛，不可能以窟室地面为工作面，因此它们只可能是在营建窟前建筑时因凭室内脚手架同期开凿的。相应地，位于室外高处的补凿龛周边则可以看到錾孔的分布。这些都说明，奉先寺玄宗时期的补凿龛与其窟前建筑是一体营造的，二者可以视为一项系统工程。
大卢舍那像龛前建筑与壁面补凿窟龛的空间关系
李若水 制图
这意味着大卢舍那像龛在景观上的巨大转变，其始建时，即高宗、武则天时期，这是一个开放空间，人们在河道行船或在对岸时都可以遥望或礼拜大像。但到玄宗时期，窟前寺院建成，大像被屋檐遮覆，人们只有进入寺院空间内才能实现礼拜，大卢舍那像龛的影响范围因而也被缩小、限制在奉先寺内部。这一变化可能与唐玄宗时期诸多意在消除武则天政治影响的政策相关，如在诏敕中隐去武周时期，又如变谥号、改明堂、毁天枢等。因此，在宏观历史语境中，以大卢舍那像龛营建窟前寺院为代表的整个龙门景观在玄宗时期的变化，或许同时是一种政治景观的转变。而立足于卢舍那大佛已成为龙门之象征的今天再回望这段历史，其社会文化内涵随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化的故事或许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持续思考的话题。
结语
彭明浩老师
最后，彭老师对本次讲座总结道：
我们从建筑的角度来考虑石窟寺，我觉得更好的一个词可能是营造。
他指出，从营造视角考察石窟寺，在形而下层面包含对洞窟形式的判定，和通过现存遗迹现象和空间关系对开凿过程展开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建筑空间结构关系，可以对洞窟内景及外部观感进行一定程度的复原，而这些又同洞窟功能紧密相关，能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石窟寺建筑与社会群体互动关系的演变历程，并揭示出石窟群整体景观的历时性变化。
唐代诗人杜甫曾来过龙门，留下了“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的诗句，韦应物也曾为龙门写下：“精舍绕层阿，千龛邻峭壁”。营造视角下的石窟寺建筑研究应当能帮助我们去推想和复原这样的诗文场景，让我们得以不断靠近中古时期人们眼中的龙门气象。
评议环节
讲座现场
郑岩老师首先以“体大思精”概括了此次讲座带给他的感受，他认为彭老师的研究既具备宏观视野，在技术层面上的处理也很精妙，而这些内容未来在各个学科都有可发展之处。郑老师谈到了本次讲座中许多极具启发性的闪光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彭老师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提醒了我们一件几乎被现代学者们遗忘的事，其实不仅是营造学社各位前辈，如上世纪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也在中国史学的宏观语境下关注着中国美术史、建筑史，可以说整体观和系统构想是那一代学者研究视角的共性，也是值得学科分化体系下的我们努力的方向。从考古学的角度看，郑老师认为彭老师从环境、技术、营造过程等诸方面再谈年代学问题，能极大地丰富我们对年代关系的认识，使之不仅是地层学意义上的叠压打破关系，而且揭示出可能存在的共时或共存关系，从而在分期问题的有关讨论中引入了更立体丰富的历史过程。从艺术史角度出发，郑老师还指出彭老师的空间生成视角对美术史研究极具借鉴价值，对一件美术作品而言，其形成也应当有起始、中辍、完成、使用、改造等若干时间点，而彭老师通过对奉先寺窟前建筑研究复原出的大卢舍那像龛历史景观变化实际上也是对龙门石窟这一整体景观作品的生成在进行讨论，那么不止是龙门，历史上其实有许多经长时段完成的作品，如乐山大佛，如科隆大教堂，在政权更迭之间它们的面貌都在持续发生着变化，而这些都是值得各学科领域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此外，郑老师谈到，彭老师对万佛洞的研究揭示出的皇家工程允许平民适度参与的历史事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社会似乎通过石窟营造活动将各个社会阶层凝聚了起来，而这在社会史视角下将是一个极具价值的线索。
接下来，郑老师则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方面，可以再对营造视角下的石窟寺建筑研究方法论进行提炼，概括出其中的“小过程和大过程”，前者如一尊造像、一座洞窟、一个时代内的时空关系，后者则可以放眼整个龙门石窟探讨其大的发展段落，乃至中国石窟寺建筑谱系的演变脉络，如从龙门到云冈、从北魏到唐的继承关系等。另一方面，针对彭老师提到的石窟寺仿木构窟檐建筑减退及木构窟檐建筑增益的历史趋势，郑老师认为这个发展似乎既不是进化的，也不是退化的，而是一种概念的转变，是一个起起伏伏的复杂过程；而这种建筑语言的增减问题及其背后建筑空间意向的变化或许还应与材料、技术、观念、仪式、宗教义理等的关系一并考虑，以更好地解决长时段、大过程的研究问题，而这也将带来方法论的重要进步。
而围绕此次讲座，郑老师还提出了卢舍那大像的观看问题？彭老师对此的回答是，卢舍那大像龛的本质其实就是一个大龛，其窟龛形式已经昭示了要使大像佛光普照，使人们可以遥拜的设计意图。而这种观看意图其实是与云冈一期洞窟一脉相承的，尽管这些窟室都有前壁，但从明窗、窟门的开凿来看，当时保留前壁主要是出于结构的考虑，否则大窟上部崖面极易坍塌；从视点的角度来看也可以发现，云冈早期洞窟窟内其实除大像外并没有空间设计，近距离的观感反而并不协调，这就说明其真正的视觉功能主要是通过在云冈河道上礼拜实现的。因此，这种“为帝王立佛”的概念从北魏开始再到奉先寺，有一定的相关性，奉先寺的露天观看更可能是一种概念上的延伸。
徐怡涛老师认为，彭老师对石窟寺的研究非常深入全面，从建筑营造入手，结合历史、宗教等各方面信息及考古学研究方法，很好地综合了文物建筑与佛教考古两个学科——一方面将对建筑外观的认识和关注发展为整体建筑观，从工程视角转变为历史视角，另一方面也将佛教考古中的断代问题做得更加精细深入，因此能够形成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
徐老师也围绕本次讲座谈到了一些他的观点。首先，唐高宗和武则天对大卢舍那像的选址可能不仅是出于利用早期斩山减少工程量的考虑，从建筑方位来看，祭天建筑往往位于城市南侧，因此将大像置于龙门南端或许也具有这方面的象征意义。而唐玄宗时期对奉先寺的改造也值得寻味。如是用技术和新的营造，而不是用暴力灭佛手段来实现意图转变的目的，是一种遮掩却不毁掉的委婉做法，其实非常符合当时在处理武则天的问题上都较为谨慎的政治氛围。其次，徐老师也谈到了“石窟寺仿木构元素逆向化”的问题，他认为龙门本身仿木构元素少于同时代石窟寺建筑有可能也是因为，石窟寺与地面寺院的关系在龙门有了一种新的呈现，它的地面寺院多于云冈，从雕凿规模和技艺来看则又似乎逊于云冈的皇家寺院，那么就存在一种可能是当时更多的人、财、物力被投入到地面寺院中，石作工程整体也就因之变得更为简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