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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学者讲座88】孟涓涓:用捐赠对冲风险——精神保险和宗教捐赠

发布时间:2022-06-30

2022年5月3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赞助的“未名学者讲座”第88期在线举行,主题为“用捐赠对冲风险——精神保险和宗教捐赠”。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孟涓涓主讲,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周黎安主持,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四龙评议。



讲座伊始,孟涓涓老师首先介绍了研究的背景缘起。该研究的合作学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刘玉珍、孟涓涓、张宇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盛大林。就理论层面而言,孟老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与传统经济学不同,行为经济学更多关注个体的非理性决策及其机制,慈善捐赠就是该领域的主流研究话题。就现实层面而言,慈善捐赠是调节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社会经济现象。在美国,慈善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3%;在中国,慈善捐赠同样是三次分配的主要参与力量。


宗教捐赠则是慈善捐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有28%和40%的慈善捐款流向了宗教机构,在所有慈善捐款流向中占比最大;而在孟涓涓老师此项研究所用的样本中,有超过50%的捐赠者向宗教机构捐款。尽管宗教捐赠在现实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并未充分发掘其特殊动机。行为经济学一般将捐赠的动机归结为减税等自利动机,或是利他主义、社会压力、互惠需求等社会偏好,并根据这些动机设计鼓励捐赠的相应机制。但是宗教捐赠的动机是否与其他捐赠不同?如何理解这种动机的运行过程及其对社会公平和福利带来的影响?上述问题构成了本研究在前沿文献上的突破和贡献。


孟涓涓老师和她的合作者试图运用“精神保险”这一概念解释宗教捐赠的特殊动机。具体而言,人们怀有一种“有动机的信仰”(motivated belief)或是“一厢情愿的想法”(wishful thinking),认为捐赠能够获得神灵的祝福,善举能够得到超自然力量的回报,从而在精神上对冲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这种心理广泛存在于各种宗教信仰中。例如,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水手在出海前会分别向海神和妈祖致敬;佛教谚语有言:“善恶有报”。从本项研究所用的样本数据来看,捐赠者向不同慈善团体的捐赠动机也确有不同:其中,向社会服务及慈善团体捐赠的捐赠者更多出于“行有余力、回馈社会”的动机;而向宗教团体捐赠的捐赠者则更多出于“积功德、求福报”的动机,这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有关精神保险的猜测。



天津天后宫行会图


接着,孟涓涓老师简要介绍了本项研究的数理模型和数据情况。她和合作者们沿用了经济学中关于个体风险厌恶的常见假设,据此建立目标效用函数,并求解最优的捐赠数额。结果表明,在没有精神保险动机的情况下,最优捐赠额随着期望收入的增加而增加,随着个体风险的增加而下降,即“收入效应”,这一规律也符合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但在引入精神保险动机之后,最优捐赠额仍然与期望收入正相关,却与个体风险也呈正相关,即“祈福效应”,且在满足一定的参数假设前提下,祈福效应比收入效应的影响更大。由于不论是否引入精神保险动机,收入的绝对水平与最优捐赠额之间始终为正相关关系,故本研究只关注收入的波动性而非绝对水平。而在样本构建方面,孟涓涓老师和她的合作者使用了亚洲某高收入经济体的一家主要商业银行的专有数据库,其中包括所有客户的人口统计信息、详细交易记录和每月余额,最终的可用样本包括170万余个观测值。


随后,孟涓涓老师着重介绍了实证研究的结果。她首先剔除了客户收入中能够预测的趋势性成分,保留无法预期到的收入波动,进而估计收入不确定性与捐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收入不确定性与未来捐赠金额之间显著正相关,收入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标准差,会导致未来捐赠金额平均增加1.22美元。简言之,收入不确定性较高的个体反而会增加未来的捐赠支出,这与人们在传统上认识的“收入效应”完全相反。这种结果是如何产生的?孟涓涓老师与其合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机制检验。第一,检验宗教捐赠与世俗捐赠的异质性。如果将全部捐赠分为宗教捐赠和世俗捐赠两类,那么收入不确定性的上升虽然会导致这两类捐赠额均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分别为52%和34%,显然宗教捐赠对收入不确定性的反应更为敏锐。


梵蒂冈


第二,检验收入正向和负向冲击的异质性。从直觉来看,负向的收入冲击更可能激励人们参与捐赠活动。在实证研究中,孟涓涓老师采取了两种方法验证了上述直觉。第一种方法是分开计算正向、负向的收入冲击的标准差并引入模型。结果表明,无论对于宗教捐赠还是世俗捐赠而言,负向的收入冲击对捐赠金额的影响都更大。第二种方法是考虑健康冲击。疾病是与宗教捐赠关系最为密切的收入负向冲击之一。如果捐赠者不存在精神保险动机,那么在受到健康冲击后,应减少捐赠数额,但结果与之恰恰相反——相比而言,受到健康冲击的个体捐赠金额上升了140%,且全部集中于宗教捐赠。


第三,检验宗教信仰与保险之间的替代性。孟涓涓老师发现,捐赠行为会显著降低人们的保险购买意愿,即精神保险与市场保险之间的确存在替代性;且收入不确定性越大、宗教捐赠数额越大,这种替代效应就越强。那么,这种替代效应是否来自于人们的收入约束呢?实证结果表明并非如此。当个体增加其他高消费支出时,并未随之减少对市场保险的购买。这进一步说明,捐赠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支出行为。


孟涓涓老师还讨论了所观察到现象的其他解释。其一是变化的利他主义。如果个体自身经历过收入波动或健康冲击,那么他会更加同情需要帮助的他人,进而更愿意捐赠。但是在本研究中,宗教捐赠对收入波动的反应更加敏感,且捐赠与保险购买之间存在可替代性,而保险购买与个体经历并无关系,故排除利他主义的动机。其二是相互保险。对于社区、教会等地方性慈善机构而言,捐赠有助于获得当地居民的相互支持和帮助。但是本研究所用的样本中,捐赠款项并不流向区域性慈善机构,因而消除了相互保险的可能性。此外,孟涓涓老师还进行了直接检验。如果相互保险动机存在,那么捐赠行为将显著降低个体消费额与收入之间的强相关关系,但是实证结果同样否认了上述猜想。


华盛顿国家大教堂


最后,孟涓涓老师还从本研究中延伸出一个有趣的讨论:捐赠行为真的可以降低收入不确定性吗?这个问题并不是为了讨论神灵是否存在,而是希望检验是否存在安慰剂效应。当人们相信神灵存在并捐助时,就会产生安全感和积极的心理暗示,从而形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但实证结果表明,捐赠行为并没有显著影响收入不确定性,不存在从精神安慰转化为实质影响的渠道,故那些相信祈福效应的人所怀有的信念是一厢情愿的。不过,孟涓涓老师认为,不应该完全否认捐赠行为带来的福利提升效果,宗教捐赠带来的精神安慰同样能直接转化为捐赠者的效用。



评议环节


评议环节,李四龙老师高度肯定了此项研究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他指出,不同人群对捐赠行为与收入不确定性的关系的认识是完全不同的。在马克思看来,宗教具有民众应对现实苦难的安慰剂功能。在宗教徒中间,由宗教捐赠带来的信心增加有时能显著改变人的精神状态,进而调整其人际关系和工作状态;且对神灵的信仰越坚定,这种影响就越大,正如俗语所言:“信则灵”。孟涓涓老师的研究依据大数据进行分析,揭示了看似非理性的捐赠行为的内在规律性。同时,他还建议关注宗教的地方性特征,特别是要留意不同地域的文明传统、社会结构对宗教捐赠的影响。在中国社会,佛教、基督教、道教等虽然在教义上有较大的差异,但老百姓的信仰方式都有很大相似性,都有善恶报应的观念。而且,对神灵的信仰相对功利,一方面相信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只信那些被认为“灵”的神,也就是“灵则信”。在中国,特别是古代,大部分宗教捐赠是出于治病救人的初衷,在上古的“巫医”时代,巫的主要职能是治病。在医疗保障还没有足够发达的中国社会,健康冲击很可能是宗教捐赠的重要诱因。如果一个神不灵,那就求另一个神,中国民间通常是在信与不信之间,以捐赠、放生、法会等方式乞求奇迹的出现。而在欧美发达国家,医疗水平更高、医学观念更强、保险体系更完善,健康冲击对宗教捐赠的影响可能未必如此显著。李四龙老师还与孟涓涓老师及其合作者就精英与民众的宗教信仰、亚洲宗教信仰的独特性、宗教捐赠的组织性或规范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最后,周黎安老师对本场讲座进行了总结。他指出,宗教信仰历来是经济学研究所青睐的话题,但是要找到切入点并不容易。孟涓涓老师的研究开辟了从精神保险的角度理解宗教捐赠的研究进路。在未来的研究中,还可以就精神保险与市场保险的替代性、精神保险的实际经济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