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未名学者讲座正式开启。作为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践行“涵育学术，激活思想”理念的讲座项目，七年来已邀请近百位有潜力的青年学者走上讲座的讲台，受到了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2023年4月28日，值未名学者讲座百讲之际，文研院举办未名学者讲座第100期暨百讲纪念仪式，北京大学副校长孙庆伟，文研院院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未名学者讲座资助方代表、兴证全球基金副总经理秦杰，中山大学副校长、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谢湜，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文研院常务副院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未名学者讲座主讲人与北大各院系师生等百余位嘉宾齐聚一堂。
活动伊始，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助理教授邓振华带来“农业化与早期中国”的主题演讲，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叶炜主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张弛评议。邓振华老师指出，农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次变革，自柴尔德提出新石器革命这一理论以来，关于农业起源的研究受到众多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常常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并称为“三大起源问题”。中华文明是一个典型的农业文明，因此对农业化过程的探索和复原，更加成为中国早期社会研究中至为关键的一环。通过考察中国早期农业化的实现过程和方式，有助于理解早期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和深层基础。
一、农业起源与中国最早农业区的形成
作为新石器革命的核心要素之一，农业的出现并非一个独立的事件，因此对其起源的探索往往要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阶段着手。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新旧石器时代的过渡大致发生在距今2万至1万年。南北方地区的很多遗址从这一时期开始不同程度地制作和使用陶器与磨制石器，但是农业萌芽的线索则十分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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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旧石器过渡阶段至新石器时代早期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南方地区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稻属资源利用的明确线索，目前仅见于江西万年的吊桶环遗址，其年代大致可早到距今1.2万年。除此之外，年代最早最为明确的稻作农业证据来自浙江南部以金衢盆地为核心的上山文化诸遗址。这些遗址中发现了较为丰富的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在上山文化中晚期还出现了以义乌桥头为代表的环壕聚落，各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显示出较高的手工业生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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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遗址房屋基址（F1）
上山文化的陶器流行使用稻壳作为羼和料，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时稻属资源利用的普遍性和规模。更为直接的稻作农业证据，则来自上山、湖西、桥头等遗址浮选所得的稻米等植物遗存。近年对义乌桥头遗址的系统研究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水稻相关遗存。结合测年结果和各单位稻属小穗轴的形态观察和统计结果可以确认，当地的水稻驯化大致在距今9000年前后已经基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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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上山遗址陶片及红烧土中掺杂的稻壳
综合当前的发现，上山文化时期在金衢盆地为核心的区域出现了南方地区最早的农业聚落群，目前已知的遗址数量达21处，同时期的其他区域尚未发现类似的现象。这些遗址的延续时间大多较长，上层普遍可见跨湖桥文化时期的遗存，显示出当时的人口与社会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稻作农业和以陶器为代表的手工业技术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进步，陶器上复杂多样的符号则让我们得以管窥先民的精神世界。因此，上山文化诸遗址无疑是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农业社会形成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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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桥头遗址出土陶器
在长江下游之外，早期稻作农业的证据还见于澧阳平原的彭头山与八十垱、汉水中游的邓州八里岗、淮河流域的舞阳贾湖以及顺山集文化的几处遗址。从部分遗址出土水稻小穗轴形态所显示的落粒性来看，这些区域发现的稻作遗存应当也都属于驯化稻。因此，后续在这些区域的进一步研究，有望使稻作农业起源的问题更加清楚，特别是澧阳平原为核心的区域，很可能是金衢盆地之外另一个稻作农业的早期发展中心，稻作农业的起源更有可能是多中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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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8500年前后稻作遗存证据相关遗址分布图
与南方地区类似，中国北方新旧石器过渡阶段的遗址也基本未发现明确的农业证据。目前最早的直接证据来自北京东胡林遗址，该遗址通过浮选发现了14粒粟和1粒黍，根据同单位其他植物遗存的测年，其年代大体在距今1万年前后。另一处值得关注的早期线索来自与东胡林年代大体相当的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该遗址出土的两个家犬下颌骨样品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与其他野生动物存在明显的差别，应当是食用了一定量C4植物造成的。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使用粟黍或其糠壳等加工废弃物喂养家犬的现象。
除了这两处遗址之外，值得关注的新发现来自邻近的内蒙古东部至河北北部一带。近年来，这一区域发掘了包括乃仁陶力盖、裕民、四麻沟、兴隆和四台等几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这些遗址的年代跨度略有差异，总体上能够建立起当地从距今一万年前后至距今7000年，甚至更晚阶段的文化发展序列。根据兴隆遗址已发表的较系统的植物遗存材料和其他遗址的相关报道，目前当地粟黍农业的相关证据大致可以早到距今8500年。综合这些遗址的文化面貌、居住形态等材料所显示的连续性，有望在今后发现更早阶段的证据。因此，就目前的材料来看，包括前述东胡林、南庄头在内的燕山南北地区，最有可能是粟黍农业的起源地。
距今8000年之后，除了邻近的兴隆洼文化区外，中国北方的多个区域都发现了明确的粟黍农业证据。这些区域的聚落数量和人口规模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形成了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后李文化、老官台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从已有的人骨和家养动物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来看，粟黍在各地居民食谱中所占的比重存在区域间差异，位置偏北的兴隆洼文化区比重最高，后李文化区所占比重则明显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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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距今7000年前早期农业遗存相关遗址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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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裴李岗遗址出土石磨盘与石镰
这一时期的北方地区值得注意的另一个现象是，起源于南方的水稻已经在中原和山东地区出现，郑州朱寨、新郑裴李岗和唐户、章丘西河和济南月庄等几处遗址都有明确的证据。这些稻作遗存在北方地区的出现固然可能与当时气候相对较暖的背景有关，但也应与中原和汉水流域、山东和淮河流域这两个地带的南北向交流有关。特别是中原地区自这一阶段开始，一直延续着在粟黍之外少量种植水稻的传统，很大程度上应是文化选择的结果。
对比南北方的农业起源和早期发展状态，不难看出，北方地区自距今1万年前后开始较为快速地完成了对粟黍的驯化，并在距今8000-7000年这一阶段出现了农业的大范围扩散和人口规模的明显增加，从燕山南北至关中盆地的几个文化区之间相互交流，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农业区。与之不同的是，南方地区的几个农业区则分布零散，且各个区域内部的聚落数量和对应的人口规模大多与北方地区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将这一阶段的农业区范围与20世纪初的耕地分布状况进行对比，不难发现，最早的农业区与近代耕地数据所反映的最适合耕种区域存在着较高的重合度，环境基础在早期农业发展中的影响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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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范围示意图（距今700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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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0 km×10 km尺度耕地格网化重建 (1913年）
二、早期农业区的内部发展与初步扩张
进入距今7000年之后，北方地区的农业经济和社会都进入了一个比较快速的发展阶段。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例，无论是遗址数量还是遗址规模，相比于前一阶段均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农业聚落的分布范围在新石器中期的基础之上出现了明显的扩张，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的变化尤为显著。联系到仰韶时代北方地区的文化发展和广泛的区域间联系，很多研究者提出庙底沟时期形成了文化上“最早的中国”这一观点。如果从农业经济的角度来解读这一时期的发展态势，其基础无疑是农业人口的大量增长和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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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5000cal.BP前后中国北方农业区扩张范围示意图
具体到农业经济本身，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粟黍在农业经济中所占比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前一阶段的材料虽然零星，但各地大体上都呈现出以黍为主、粟为次的组合，大致在距今6500-6000年前后，除明显受自然条件限制的个别区域外，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作物结构都变为以粟为主、黍为次，很多区域还兼有少量水稻和野大豆的种植利用，只是这一转变发生的时间在不同区域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同一时期的南方地区农业经济同样得到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但相比于北方而言，仍稍显零散。长江中游地区早期人类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受到长江和湖泊水域的限制，自澧阳平原发端的农业人群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渐向西北影响到峡江地区，促成了城背溪文化的出现，其后才逐渐向东发展进入到江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从钟祥边畈遗址的线索来看，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这一阶段，北方仰韶文化的影响就已经深入到汉水以东区域，此后本地的油子岭文化也是在南北方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之下形成的。正是得益于这一区域间交流的影响，北方地区的粟黍比较早地传入到了长江中游地区，澧阳平原的城头山遗址发现有大约距今5800年的粟，该地区油子岭文化以来的各处遗址也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对粟黍的利用，成为最早的混作农业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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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湖地区ca.8500-3000 cal. BP 遗址分布与水域变迁的关系
与之不同的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人类活动则受到海平面变化的影响。全新世之后，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迅速上升，东部沿海的很多区域被淹没在海水之下。直到距今7000年前后，随着海平面上升速率逐渐变慢，河口区才得以逐渐沉积和发育，后来成为本地文化重心的环太湖地区，自此开始才逐渐出现人类活动。此后，随着沉积陆地面积的逐步增加和以太湖为中心的现代蝶形洼地地貌的最终形成，当地的遗址数量和人口规模最终在崧泽至良渚文化阶段出现了迅速的发展，并促成了良渚文明的形成。根据植物考古的研究成果，该地区的早期农业呈现出明显的对湿地资源利用管理的特点，在水稻种植之外，对菱角、芡实等湿地植物的利用十分普遍，但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粟黍的种植。这一地区农业生产的另一特色是发现了包括石镰、耘田器、石犁和破土器在内，类型丰富的农业工具，这也是其他地区所未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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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昆山绰墩遗址水田（ca. 6000 cal.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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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湖地区崧泽、良渚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
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和环太湖之间的江淮走廊也逐渐出现了一定数量的遗址分布，而且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不同程度受到东、西两侧的影响。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大致在这一阶段才大体上形成了一个相对连续的农业区。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是农业经济主体地位建立和农业区大发展的一个时段。北方农业区的扩张范围更大，南方农业区的扩张则相对有限。截至距今5000年前后，随着南北方农业区的各自发展和彼此间交流的密切，一个连续的中国早期农业核心区已经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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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000年前后的早期农业区范围示意图
三、农业区的大幅扩张与农业化的初步完成
距今5000年之后，农业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周边地区传播，促成了更大范围内的农业化。西北地区的农业发展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向西进入河西走廊，进而影响到新疆地区。不过这一区域的早期农业除了源自北方地区的粟黍外，在欧亚大陆东西向交流的背景下，还较早出现了西亚起源的麦类作物。
河西走廊目前最早的麦类遗存大致出现在距今4000年前后，至距今3600年之后，大麦、小麦在本地作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出现了明显的上升。新疆地区的早期材料相对有限，但吉木乃通天洞遗址的发现提供了距今5000-4500年这一阶段东西方农作物在此汇聚的关键证据。起源于北方地区的黍自此沿“内亚廊道”继续向西，传播到中亚、西亚乃至欧洲的大部分区域。这一时期西北地区农业人群扩张的另一个重要区域是青藏高原东北部，特别是在距今3600年之后，随着大麦的传入，人类开始逐渐在更高海拔的区域生存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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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木乃通天洞遗址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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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洞遗址出土农作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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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黍稻跨欧亚大陆的东西向传播示意图
当然，谷物种植只是西北地区这一时期生业经济变化的一部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牛羊等食草类动物的传入，以及畜牧业在此基础上的出现和农牧混合经济的形成。从现有的人骨稳定同位素数据来看，肉食和奶等动物资源在新疆早期人类食谱中的比重远高于甘青地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种经济成分所占比重的区域间差异。
西南地区的农业化与西北特别是甘肃南部等地仰韶晚期以来的人群流动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从现有考古发现来看，包括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在内的区域内，旧石器传统和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延续时间很长，其年代下限或许能晚到距今六七千年。到了距今六千年之后，在甘肃南部地区的影响乃至人群迁徙背景下，西南地区才出现了成套的新石器技术体系，农业也是从这一阶段开始才逐渐在当地传播开来。这一过程大体上是从四川西北部开始的，茂县营盘山等遗址出土的与马家窑文化相似度很高的彩陶等遗物，生动直观地反映了当时区域间的联系和交流状态。开始于川西北地区的这一南北向人群流动和技术体系的传播，最终促成了川西至云南一线及其东西两侧的成都平原、青藏高原南部等地农业化和新石器化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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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窑文化代表性彩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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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营盘山遗址出土彩陶
这一阶段农业扩张的另一个主要区域是江西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华南和东南地区。江西地区在新石器早中期就有一些人类活动的线索，近年的针对性研究也在一些距今七八千年的遗址发现了明确的稻作农业证据。但是总体而言，当地目前已知的距今5000年之前的遗址数量极少，似乎长期保持着很低的聚落密度和人口规模。到了距今5000年之后，本地聚落数量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抚河流域近年较为系统的区域调查发现的大量遗址，为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人口规模的增长程度。根据宜黄锅底山等遗址的植物考古研究结果，当地的农业结构是以水稻为主，同时少量利用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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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河流域先秦时期环壕遗址
以江西地区为媒介，这种稻粟混作的农业模式向南影响到了岭南地区，以石峡文化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当是当地最早的农业人群的遗留。与之类似，福建和台湾地区大体上也在距今5000年前后逐渐开始了农业化进程，并广泛存在着稻旱混作的农业模式。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无论岭南还是东南地区，在农业出现之前，当地都曾出现甚至长期生活着掌握了陶器和磨制石器制作技术的新石器人群，只是他们大都维持着渔猎采集的生业模式。农业人群的输入和生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两个人群和生业传统之间或许出现过一定程度的拉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是广西邕江流域，这里不仅自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就出现了相对定居的渔猎采集人群，而且遗址密度较高。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本地社群基础，这一地区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并未被农业化，直到青铜时代新一波外来影响的输入，才逐渐促成了其生业模式的最终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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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甘草岭遗址出土的主要农作物及其他植物遗存
（a.稻米 b.驯化型穗轴 c.不成熟型穗轴 d.粟）
从更大的区域范围来看，华南与东南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农业传播继续向南还分别促成了岛屿东南亚和大陆东南亚地区的农业化，这一过程因为与南岛语族和南亚语族等人群的形成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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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期农业化进程示意图
纵观中国早期农业化的整个过程，不同区域的农业化大体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主要包括长江和黄河的中下游地区，以及华北至西辽河一带，在承袭已有的制陶和磨制石器技术基础之上，农作物和家养动物的驯化在距今1万年之后逐步完成，并与定居的生活方式同步在新石器早中期得到扩张。这些区域是最早完成新石器化进程的地区，奠定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区范围。第二种以华南、东南和东北等地为代表，距今1万年之前或稍晚制陶和磨制石器技术已经在这些地区出现，但是渔猎采集的生业模式长期得到延续，农业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得以传入。第三种包括长江和黄河中下游的外围延伸区域，但更为典型的是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定居的生活方式在内的几乎所有新石器时代的技术创新，都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作为一个整体传入的，新石器化与农业化同步发生。
此外，从南北方的对比中不难看出，北方地区从农业形成之初就显示出“一统化”的特点，农业区呈较为连续的分布状态，小区域之间联系也较为紧密。南方地区则相对零散，甚至在新石器晚期大部分区域完成农业化进程后，如果对这些区域做更为细致的观察就会发现，囿于地形等条件的限制，农业区的分布仍然是非常零碎的，这种自然条件的影响在此后的诸如华夏化等历史进程中仍然可以看到。
评议环节，张弛老师指出，中国农业起源及其扩散过程的研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并修正柴尔德关于“农业革命”的理论。无论是北方的粟作农业还是南方的稻作农业，起源地都不是大河流域，而是在相对边缘的地区，农业向黄土高原的扩散也是一个相对晚近的发展，这些都改写了我们以前对中国农业起源的很多传统认识。此外，本讲涉及了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对概念：“南方”与“北方”。新石器时代的“北方”与“南方”对应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的区分；而现代意义上的“北方”与“南方”，则更接近于距今约4000年以后，大麦、小麦、牛、羊、马这一类欧亚大陆西侧的物种传入并镶嵌到农业经济之中以后，所形成的“北方”的历史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