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1日晚，由文研院主办、兴证全球基金支持的“未名学者讲座”第110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历史学、人类学与古典学：论尼可·罗茹的贡献”。清华大学新雅书院助理教授颜荻主讲，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主持，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评议。
讲座伊始，颜荻老师介绍了本研究的缘起与愿望。罗茹（Nicole Loraux）是法国巴黎学派的主要成员，在人类学、历史学及古典学等领域著述颇丰，影响遍及欧美学界。颜荻老师在撰写本科论文时直接受惠于罗茹，而在博士阶段则延续了对她的关注，重新思考古希腊“地生人”神话的问题，并尝试反思与修正她的理论。在罗茹逝世20周年的时间节点上，颜荻老师着手系统回顾并引介罗茹的作品和思想，希望增进中文学界对罗茹的了解，以资学术交流与发展。
一、罗茹的生平与作品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颜荻老师介绍了罗茹的生平与作品。罗茹（1943-2003）曾供职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HESS），其时与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皮埃尔·维达尔-纳凯（Pierre Vidal-Naquet）和马塞尔·德蒂安（Marcel Detienne）等人共事。罗茹处在巴黎学派第一代学者和第二代学者之间的位置，因此她既延续了结构人类学对深层心智结构的关切，又能够反思老一辈学者的理论，进而作出前所未有的超越与推进。她在古典学领域出版了许多重要作品，却在50岁左右时不幸中风，遂就此搁笔。但是，她恰恰是在学术生涯的最后阶段提出了“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历史学”双重理论这一创见。颜荻老师认为，若非天不假年，罗茹应该可以在她的创作高峰期为学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学术生涯的关注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雅典“地生人”神话与雅典葬礼演说、古希腊悲剧与女性研究和雅典大赦历史事件与双重理论。
第一阶段，罗茹的作品包括《雅典的创造：古典城邦中的葬礼演说》（1981）、《雅典娜之子：关于公民身份与性别划分的雅典思想》（1981）和《生于大地：雅典的神话与政治》（1996）。颜荻老师认为，前两本著作可以说是姊妹篇，主要讨论“地生人”神话的思想如何与民主政治思想或者说政治意识形态相勾连，进而如何影响了雅典城邦的公共葬礼的演说和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三本书则是一部论文集，收录了罗茹关于“地生人”神话研究的重要文章。
▴
（法）罗茹著：Tragic Ways of Killing a Women
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年
第二阶段的作品包括《悲剧中杀死一个女人的诸种方式》（1985）、《忒瑞希阿斯的经历：女性与希腊男人》（1989）、《哀悼中的母亲》（1990）和《哀悼的声音：古希腊悲剧研究文集》（1999）。颜荻老师指出，这些作品虽然在内容上转向了希腊悲剧和女性（feminine）研究，但实际上延续着罗茹对雅典人心智结构与民主政治制度之间关系的关注，尤其是男性在政治建构中的作用。
在第三阶段，罗茹只出版了一部著作，即《分裂的城邦：关于古代雅典在记忆中的遗忘》（1997）。这本著作讨论的是雅典民主派在推翻了“三十僭主”统治之后，为何以法令的形式明确不再追究“三十僭主”的罪过，他们选择宽恕与遗忘的动机是什么，这一政治事件背后是否有深厚的思想渊源。
二、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历史学的双重理论
在介绍了罗茹的主要作品之后，讲座转入了罗茹的理论进路部分。颜荻老师指出，罗茹最突出的贡献在于其提出了“历史人类学与人类历史学”双重理论，从而有力地回应了结构人类学自1960年代起便受到的尖锐批评。罗茹在古希腊罗马研究这一古典学领域中，实践并最终提出了将人类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的主张，即结合人类学的“意识表征”研究与历史学的“政治事件”研究，以对历史社会作出整体理解。
罗茹这一理论的提出基于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主义的问题。结构主义隐含着结构与历史的对立：如果将社会现象抽象为深层的文化与语法结构，那么结构人类学到底在什么程度上还能说它是对历史中的某个具象社会的研究？在历史学看来，在抽象化和结构化的做法下，历史就将消弭于不可证实的建构的体系之中，结构人类学就将难以解释真实的社会。对于这一质疑，从列维-斯特劳斯到韦尔南一代都做出了回应。前者表示，结构人类学在做任何结构分析时都会考虑材料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此便构建了历史现实与结构思维的关联，“一切都是历史”。后者认为，可以将结构思维放回到某个具象的历史社会当中去，以此调和历史社会和结构的冲突。但是，这些回应无论如何都会被批评为一种人类学本位主义，毕竟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去呈现抽象出来的思维逻辑结构，并未根本解决结构与历史的对立。
▴
尼可·罗茹
1943-2003
面对这一难题，罗茹的思路是放弃人类学本位，她希望将历史学与人类学“对等地”融入研究中，不以一方迁就另一方，这就是她的双重理论。罗茹认为，之所以这两门学科的融合存在困难，是因为这两门学科最核心的部分，即历史学的政治史研究和人类学的意识表征与心智结构研究从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交融。彼此既无法涉足对方的核心领域，那么现实“事件”与抽象“结构”就必定难以做到真正的结合。历史学研究关心的是政治性的、中心化的事实，包括战争、联盟、统治、冲突等能够标注历史进程的事件及其主体，而人类学研究关心的是非政治性的、非中心化的现象，是习俗、信仰、神话和仪式等不断重复的永恒事件所反映出来的意义，这些恰恰是共时性的或者说去历史化的。
关注点的差异最终导致二者呈现出来的可能是没有共通点甚至是少有相似点的“两个世界”。就古希腊研究而言，历史学家眼中的事实可能是“男性记录的由公民主导的政治体之间发生的战争”，希腊是无关女性、奴隶和外邦人的政治社会。而在人类学家的笔下，女人、奴隶和外邦人都会在宗教、习俗、信仰的体系里有自己的位置，希腊社会是一个人类社会。罗茹指出，从只存在唯一一个社会事实的观点出发，区分出两个社会实无必要。对希腊人来说，参加婚丧仪式和参加对外战争是他们都要做的事，“那个婚庆之音萦绕的和平之城与那个军队安扎在城门之外的战争之城是并列存在的”。
▴
（比利时）保罗·德尔沃《卫城》
1966年
基于只存在“同一个社会”和“同一个城邦”的认识，罗茹认为，要真正关联起人类学与历史学，就应当将一个完整的经验世界纳入同一研究范畴，这一经验世界既是政治的也是非政治的，既是有意识的也是无意识的，既是事件的也是结构的。既然聆听神话、崇拜神明的人和参加政治、参与战争的人是同一群人，那么分析被仪式和神话所塑造的思想着的人如何做出历史行动就成为可能，意识表征与政治事件之间的关联就以“人”为纽带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一方面，要对历史社会中的意识表征及其深层次的心智思维作出结构性的理解；另一方面，又要回到历史之中，考察社会历史事件如何在思维的影响之下发生。如此，人类学就进入政治历史，而历史学也向思维形式延伸，从而形成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双重进路。
三、对罗茹的三阶段研究的评介
那么，罗茹是怎样如其双重理论所言，“历史地思考人类学家的城市，同时更人类学地思考历史学家的城市”的呢？颜荻老师紧接着评介了罗茹三阶段的研究，并认为双重理论贯穿了罗茹的整个学术生涯，它或间接或直接地反映在她各阶段的研究与著作里。
在第一阶段的研究中，罗茹虽尚未提出双重理论，但已在思考“地生人”神话的思想与葬礼演说这一政治活动之间的关联，政治事件研究与意识表征研究相结合的倾向已经十分清晰。在“地生人”神话的故事中，雅典第一个城邦的建成者是从大地里生出来的，因此该神话实际上也是雅典政治城邦的起源神话，具备“宪法性”。罗茹强调，这个神话排除了女性、母亲的角色，男人的起源和母亲没有关系，因此也就贬低和排除了女性在政治（城邦建构）中的位置，而增强了男性的优越性和独立性，这其实正是雅典民主政治的性别结构特征。城邦葬礼演说是为了纪念和表彰为城邦战死的公民而举行的仪式，“地生人”神话在演说中被反复提及：战死的公民是为大地、为城邦牺牲的，而非为了家庭、为了母亲。城邦的男人由此重新表达团结，增强共同体意识。也就是说，“地生人”的神话叙事发展出了一套适应于民主政治特色的话语体系，并被雅典社会直接应用于其政治行动之中，它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形塑并强化了雅典城邦政治结构。
▴
颜荻著《“地生人”与雅典民主》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
在第二阶段的研究中，罗茹虽转向了“女性研究”，但实际上关注的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妇女史，而是相对于男人而言的女性（feminine），是一种在政治社会中被符号化的思维方式。罗茹发现，悲剧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其中的观众是男性，演员是男性，剧中的角色则是男人扮演的女性，这可以充分反映男性思维中女性的形象。在扇形剧场中，雅典各部落的观众按照划定的座位区就坐，参加宗教节日活动，这实际上构成了城邦政治主体想象中的城邦生活图景。悲剧的情节中，女性的死亡都不太符合“在床上悄无声息地死去”的男性想象，而是死于政治冲突或是带有英勇意味的自杀。罗茹认为，这种由男性书写的女性“反常性”会让男人们在“陌生的他者”意象中更加强烈而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和城邦政治结构。也就是说，悲剧展演激起了对于“男子气”和“女子气”的反思与再认识，通过心智结构影响城邦的政治结构。
在第三阶段的研究中，罗茹更加直接地聚焦于对历史事件的心智结构的研究。罗茹想要探讨的是雅典民主派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暴虐统治之后，为何选择了赦免后者的罪过，并且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提起诉讼，也不得以任何方式私下寻仇。这一令人费解的彻底的遗忘与宽恕是如何达成的？罗茹认为，无论是雅典人将暴力与英武限制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的做法，还是《奥瑞斯提亚》的结局中雅典娜女神出面弥争并招安了复仇女神的文本叙事，亦或是“地生人”神话结局中冲突离场、归于接纳的结构设定，都反映了根植于城邦思维深处的抑制冲突、压抑内乱的记忆。就此而言，对三十僭主恶行的赦免，对内乱的遗忘，不仅是一条政治法令的结果，而且必须得到每个个体在思维深处的认可。在罗茹看来，这恰恰是思维意识作用于政治历史的明证。
总而言之，罗茹颇有创见地整合了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找到了雅典民主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一支点，充分认识到这一意识形态兼具的历史性、政治性和仪式性，将“政治作为仪式”来研究，勾连起了人类学的“意识表征”研究和历史学的“政治事件”研究。就此而言，颜荻老师认为，对罗茹“双重理论”的进一步讨论将有助于拓展人类学与历史学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深度与边界。
评议环节
▴
王铭铭教授为颜荻老师颁发聘书
评议环节，王铭铭老师首先围绕本次讲座介绍的罗茹三个阶段的研究作出评议。就对“地生人”神话的分析而言，王老师提出，是否有罗茹未能充分考虑的生育神话的问题，例如，在中国大量的神话中关于生育的主题（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姜嫄履迹而孕”）取消掉的恰恰是父亲而非母亲。就悲剧和女性研究主题来说，兴许还可以更加细致地分析女性的不同角色（如：母亲、妻子、女儿），仅将她们归为与男性对立的一类，恐失于笼统。就对雅典大赦事件的分析而言，要警惕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民主的迷思”，应该认识到雅典民主政治的另一面是奴隶制，历史人类学的工作不应是证明所研究社会的完美。
王铭铭老师表示，本次讲座对中国的历史人类学有很大的启发，即在时间上可以不限于明清等近世，而拓展到先秦时期；在材料方面也不必拘泥于从民间搜集的文本，而可以将《诗经》《尚书》等经典文献纳入考察。此外，人类学对古典学的贡献可能在于仪式研究和亲属制度研究。最后，王铭铭老师对颜荻老师在做研究的同时译介古希腊悲剧等古典学文本表示了赞赏与感谢。
讲座的最后，现场师生就当时雅典的社会与政治概况、古典学对人类学研究的启示、意识与政治之间的对应关系和解释机制、罗茹与列维-斯特劳斯对神话理解的异同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至此，讲座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