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研读书｜第26期
2021年5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二十六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复位与再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出版研讨会”。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作主题报告，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主持。来自中华书局、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大学、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敦煌研究院、新疆龟兹研究院、上海书画出版社等高校及研究、出版单位的多位学者与会并参与研讨。
会议伊始，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在致辞中讲到，举行此次研讨会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是聚集了学界这一领域一流的学者，另一方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出版发布《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克孜尔石窟不仅是西域地区规模最大的石窟之一，最重要的是克孜尔石窟是一种地标式的存在，具有物理式地标和宗教式地标的双重意涵，在研究者心目中更是具有精神性地标的意义。赵莉老师和各位同事多年坚持在一线工作和研究属实不易，克服了诸多困难，二十多年来对流失海外克孜尔壁画进行寻找和追踪，取得了今天这样丰硕的成果，值得学界研究者学习。
新疆龟兹研究院党委书记王一龙在致辞中指出，新疆石窟寺是全中国石窟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元一体文化荟萃、多种宗教并存的历史见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工作，事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套书的出版，不仅呈现了中国学界在龟兹石窟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也更充分地反映了新疆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多民族聚集、多元文化融合的文明交汇之地。这套书也是继《龟兹石窟题记》出版之后又一部里程碑式的巨著，将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
接下来，与会嘉宾围绕主题分享了各自观点。新疆龟兹研究院研究员赵莉首先分享了二十多年调查研究流失海外龟兹石窟壁画的心路历程，尤其指出龟兹石窟研究与北大考古的历史渊源。1979年宿白先生带领四名研究生到克孜尔石窟，开展考古调查工作，完成了《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于1997年出版。目前我们在做的《克孜尔石窟考古报告》（第二卷），是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李崇峰教授的指导下开展的；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是在北大之前基础工作上的继续推进；而《龟兹石窟题记》也是北大荣新江教授带领龟兹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一起努力研究的成果。所以，今天《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出版研讨会在北大文研院召开是最合适的选择。《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出版，学术界期待已久，从立项到出版这五年的过程中，复原的图片由二百多幅增加到四百多幅，体量翻了一番，排版工作改动了数次。《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一书的出版，不是单我个人或龟兹研究院的功劳，而是诸多单位和老师，包括国家文物局，、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等及出版社，以及国外的相关研究机构，大家合力完成的一项事业。这套书仅仅是流失海外新疆石窟寺壁画调查研究的开始，后面还会继续做库木吐喇和森木塞姆石窟以及吐鲁番等石窟寺的壁画复原研究工作。
中华书局编审柴剑虹先生指出，上个世纪初，新疆石窟遭到外国人的劫掠，国人异常痛心。近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学者在龟兹石窟研究当中付出的艰辛和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尤其近二十多年来，在霍旭初先生的指导和亲自参与下，以赵莉研究员为主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课题团队，做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足迹不仅踏遍了克孜尔，也遍及海内外相关收藏龟兹石窟壁画的场所。赵莉团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工作，在艺术考古上开启了新篇章，它的成就和意义不仅仅局限于龟兹学研究领域，也为艺术考古学的推进和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流散海外文物的回归，一直是近百年来我国学者乃至广大民众关切和热议的问题，但由于历史文化和涉及国际关系众多复杂的原因，多年来难有实质性的进展。可以说，随着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和高清复制技术的进步，为文物回归原地开辟了新的途径，也带来了新的希望。例如克孜尔石窟的流失壁画，目前赵莉团队所做的复原研究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如果能够照此按原样高仿壁画，复制洞窟，那些流失在各国各处的壁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回归的日程表。结合广泛的考古调查，运用艺术和数字化的技术，来复原流散文物原生态的工作，将是今后研究工作的新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建国主要从石窟数字化研究工作进行讲述。刘建国老师近些年在做石窟的三维重建工作，通过专业技术可以让石窟寺进行虚拟展示，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受。石窟数字化工作有意义的地方在于，即使五十年乃至上百年以后，一部分的石窟和壁画不复存在，但后人仍然可以通过现在的材料和研究成果来观察石窟的原始样态。其实赵莉老师的工作也是如此，她为壁画复原做了大量的工作，她想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一方面是到克孜尔石窟里观察，另一方面则是到各个国家的公立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去寻找流失壁画，然后把调查得来的零散文字及图片资料放回她的原位，使其他人了解克孜尔石窟当时的样貌，以及它应该是什么样貌。像克孜尔石窟8号窟的很多壁画，赵莉老师通过努力已经找到，石窟数字化工作就是通过后期的制作加工，把赵莉老师找到的壁画添加在模型上，后来的人通过石窟数字化的模型，能真实地感受到壁画的真实面貌。此外，早期国外探险队揭取壁画时，壁画边缘被破坏的部分，也在努力地进行数字化复原当中。无论是通过数字化展示或者三维打印的方式，都希望通过至少完整地复原几个石窟的整体面貌，充分展示中国古代的佛教文化及传统文化。
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杨富学指出，克孜尔石窟去过多次，每每感慨于克孜尔石窟壁画破坏的严重性，壁画大量流失海外。今天经过赵莉老师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定的弥补，为洞窟数字化与学术界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克孜尔石窟和敦煌莫高窟的环境类似，条件十分艰苦，相对而言，敦煌的条件已经改善许多，克孜尔石窟的条件尽管也有所改善，但是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多。赵莉老师能够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克孜尔石窟，孜孜不倦地追寻流失海外的石窟壁画，令人十分敬佩。今天看到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成果正式发布，可以说是龟兹石窟研究取得的重大成绩，感到由衷地高兴与敬佩。希望其他石窟后续也能进行复原，这项工作不仅需要赵莉团队再接再厉，也需要吐鲁番同事的努力。石窟壁画复原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言而喻，当然此项工作需要与国外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需要像上海书画出版社这样有远见的出版单位大力支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沙武田认为，现在是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时代，需要在这时推出一些石窟考古有分量或者有重大社会影响的研究成果，《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本书达到了这样的需求和应急性。流失在海外的文物，通过高科技数字技术可以使其复位，再现洞窟曾经的真容。做石窟寺研究实际上离不开空间，现场感最为重要，倘若没有现场感的话，很多问题都是空想。研究者需要了解壁画在洞窟里具体的位置，因为只有知道具体位置，再结合资料内容，才会明晰画家在此位置绘画的原因，才能将壁画与整个洞窟其他内容进行关联。壁画在洞窟中的具体位置，对理解洞窟功能、壁画中体现的佛教思想等都有重要的意义，这种实际意义无可替代。所以从石窟寺考古而言，《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性代表作。石窟考古研究的学术性问题可以通过超细读带来新的历史认知。因为克孜尔石窟壁画不仅是石窟寺佛教的壁画、佛教当时的艺术品，而且更是一幅历史作品，是一件曾经在丝绸之路因思想文化交流而带给画家启示后产生的作品。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楠的发言主题是“图像和图像复原的力量”。克孜尔石窟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古代工匠艺术创造的辉煌历史，但同时也是一部“伤心史”。如果说大自然对石窟壁画的侵蚀较为可惜，那么人为的破坏更让人痛心。以赵莉老师为首的研究团队从1998年开始进行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辛努力，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一定程度上抚平了壁画被破坏的伤痛。文本历史和图像历史虽然表现形式有较大差异，但是图像和文本都可以提供一些特定的历史信息。从这一点而言，文本历史研究的特点和图像历史研究完全相通。对图像研究者来说，一幅非常完整的图象要从内容、时代、风格乃至材质等各个方面进行探索分析，尽可能解读更多的历史信息，复原人类既往的全貌。一幅完整图像的解读都要如此艰巨，何况面对的是众多残缺的图像，要付出的努力远超出常人，特别是克孜尔石窟经历了千年风霜和人为揭取的双重破坏。从已经复原壁画的情况来看，为目前的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议带来了新的材料，而且也为研究古代龟兹人服侍、生活、信仰、习俗等方面带来了珍贵图像史料，譬如复原的克孜尔石窟壁画里增添了较多龟兹供养人的影像。
龟兹供养人
位置：第8窟右甬道外侧壁
收藏地：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 馆藏编号III 8691
尺寸：154.00cm×169.00cm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孟宪实首先肯定了《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学术价值与赵莉团队的辛勤付出，随后指出了克孜尔石窟本身的重要性。在近代中国“伤心史”中，新疆遭受的人为破坏最为严重，近五百平米的壁画被人夺走。新疆壁画的丢失或者被人揭盗，这是整个中国的伤痛。现在新疆的学者来一点一滴地寻找这些碎片，找寻流失海外的文物，治疗的是整个中国的伤痛。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工作由赵莉完成，刚刚大家已经赞扬了赵莉老师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此项研究大概也只有赵莉老师能够完成，因为她清楚了解克孜尔洞窟的具体情形，明晰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具体位置，这是她亲自在克孜尔辛勤工作研究了二十多年的结果。在如此艰辛的学术研究过程中，新疆的学者完成了代表中国最高水准的伟大工作。当前面临文物与考古研究的新时代，国家政府非常重视文物研究与考古发现，恰好《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本书出版发布，学界应该以此为契机，做好更大范围的宣传与介绍，因为这是新疆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新疆文物的流失，不仅是关乎文物本身回归，也不仅是关于资料的复原研究，更多的是涉及到近代以来的民族伤痛，是近代以来“伤心史”的问题。随着类似研究工作的不断完成，“伤心史”定会渐渐结束。
克孜尔石窟第8窟，位于谷西区西端中层，是一个纵券顶中心柱窟。主室正壁开龛，龛内塑像无存。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段晴指出，壁画复原回归的意义特别重大。新疆文物的数量非常繁多，通过多年与新疆博物馆的交流，发现当地研究者对新疆文物的“家底”了解不清，不知道文物的具体数量和样态。虽然没有参与赵莉老师的调查研究工作，但是一直都在持续进行关注。赵莉老师的直接贡献之一就是探析了龟兹文物的数量与样态，而且是一次较为彻底的调查。文物如果离开了发生地，实际上等于剥离了自己的历史，从这一点而言，壁画的复原回归就是让这些流失海外龟兹壁画又找回了自己的历史，这对于龟兹研究的意义非常重大。早些年的研究工作一直在“开疆扩土”，研究范围扩大到东南亚地区，特别是前几年重点完成了新疆丝路南道所遗存非汉语文书释读与研究。但近几年开始反思对于龟兹和吐鲁番地区研究的忽视，团队中的学者没有一位真正关注龟兹和吐鲁番。于是痛定思痛，下一步的工作决定重点关注龟兹。因为龟兹石窟及其龟兹壁画有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如果能够真正解读好龟兹石窟及龟兹壁画，不仅能够理解中原文化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探究出世界文明发展起源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教授罗世平老师将克孜尔石窟的状况概括为“千年的毁坏，百年的流失，三十年的回归”。罗世平老师指出，壁画复原是基础性的工作，但是复原所呈现出来的是克孜尔石窟一百年的状况，那么一千年之前石窟壁画的样态应该是今后要关注的重要方面。美术史研究可以提供一个思路，即要考虑到观者和画者角度的不同。石窟的艺术绘画是由画家创作而来，最原始的视觉规定性是由画家进行规定，而非今天的观者和学者进行规定。提供的美术史思路是要回到画家规定的角度上去看问题。一直到今天，学者也没有完全理清克孜尔石窟原始壁画的样貌，及其壁画规律性分布的来源。如果从发生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最早形成克孜尔石窟壁画规律性分布定有一个起点，有最初尝试的过程，但这个尝试过程在克孜尔石窟找寻不到。或许这种规范的源头不在克孜尔，而在别处。这为下一步其他地方洞窟的复原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因为克孜尔不仅仅是只关乎到克孜尔本身的问题，还可能关乎整个中亚及丝绸之路。在这种大范围内进行克孜尔位置的思考，才有可能最终得到克孜尔石窟的历史定位。所以克孜尔石窟壁画的复原工作意义非凡，可以从中看到成熟期克孜尔的样态和龟兹壁画的变化。而至于克孜尔石窟最初面貌的位置，还需要下一步的找寻。
研讨会现场
会议下半场，赵莉老师带来主题“流失海外的国宝调查——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的发言。赵莉老师大学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去克孜尔石窟工作，被直接分配到在霍旭初先生负责的文化研究室，从那时起，就在霍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关注流失海外的克孜尔石窟壁画。
赵莉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掀起的西域探险考察热潮中，先后有俄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探险队对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察。这些探险队在探险考察过程中，程度不同地都从克孜尔石窟掠取了壁画、雕塑等珍贵文物。
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综合体，由石窟建筑、壁画、彩塑三位一体而构成，它们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单体的艺术作品。每个洞窟中的一尊尊塑像、一幅幅壁画，将其精心组合布局，都有其特殊的宗教含义和功能。不同派属、不同时代的石窟壁画有着不同的题材内容和组合。由于历史原因，克孜尔石窟壁画被西方探险队肆意切割与肢解，使它们脱离了母体——石窟，留下的是斑斑斧痕，满目疮痍，给石窟本身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也给整体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
1998年，新疆龟兹石窟研究所（今新疆龟兹研究院）为了全面开展龟兹石窟研究，将“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研究”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在研究所领导支持下，由霍旭初研究员组织业务人员启动了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艰巨而复杂的工作，我们踏遍龟兹石窟，普查洞窟，记录与测量被剥离壁画的痕迹，然后与掌握的流失海外的壁画图片对比核实，排除自然脱落的部分，十分慎重地确定被剥离的数量。之后，我们又多次奔赴收藏龟兹石窟文物的相关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实地考察，查阅档案，获取资料。经过充分掌握流失文物和国外研究资料后，将国外收藏壁画与现存洞窟对照、缀合、对接、复原。这是一项细致而繁复的劳作，也是学术性很强的研究实践。
我们通过在逐个洞窟调查、测量得出的结论是，克孜尔石窟被揭取壁画面积近500平方米，大部分是德国探险队所为，也包括日本和俄罗斯探险队揭取的数量。目前，克孜尔石窟流失海外的壁画，最大收藏地是德国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其次是俄罗斯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在日本东京、京都、镰仓，韩国首尔，英国伦敦、牛津，匈牙利布达佩斯，法国巴黎，美国纽约、波士顿、华盛顿、旧金山、底特律、堪萨斯等地都有零星收藏。截至目前，我们调查所获的海外收藏的克孜尔石窟壁画近500幅。通过在逐个洞窟核实、测量、考证，将大部分流失海外的壁画归到了洞窟原位。
由于克孜尔石窟文物流失的历史背景复杂，时间已逾百年，除了上述收藏情况外，克孜尔石窟壁画等文物不排除辗转到其他国家和地方的可能。
复原研究工作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将流失壁画复原至母体洞窟原位的复原和残破壁画的整合复原，恢复壁画的原貌，纠正记录错误的位置，落实探险队漏记洞窟及其原位；二是壁画真实内涵与“表法”本质的“复原”，流失壁画回归原位，壁画内容辨析显真，为深入研究龟兹佛教思想提供了基础资料。
克孜尔石窟第8窟主室右侧壁壁面复原
赵莉老师指出，各个国家博物馆现场调查工作结束之后，后续的工作就是考证被揭取壁画的原始位置，这项工作漫长且艰难。因为被揭取的壁画部分并不是规则图形，而且在揭取的过程中边缘还有壁画脱落，边缘更加残缺不全，很难分辨是人为切割痕迹还是自然脱落痕迹，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研究资料、看图。有的洞窟中的佛像已经消失不见，壁画也不复存在，复原难度非常大，这时需要参考过去的黑白老照片，还要参考一些线描图。像德国探险队当时拍得老照片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不是每个洞窟、每幅壁画探险队都拍过照片。复原工作会面临反复的调整，直至调整到壁画原始的状态。
赵莉老师最后总结壁画复原工作的两个层面。一是将流失壁画复原至母体石窟原位的复原和残破壁画的整合复原，恢复壁画的原貌，纠正记录错误的位置，落实探险队漏记石窟及其原位。二是壁画真实内涵与“表达”本质的“复原”，流失壁画回归原位，壁画内容辨析显真，为深入研究龟兹佛教思想奠定了基础。
接下来，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对赵莉老师的发言进行点评。荣新江老师认为，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工作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首先可以让后人想象耶婆瑟鸡寺的原貌。耶婆瑟鸡寺是原来克孜尔的名字，史传中有此记载，我们通过龟兹石窟题记的调查找到了龟兹的原名，这是当时的一大发现。实际上耶婆瑟鸡寺是一个非常大的区域，克孜尔千佛洞不仅是当时龟兹第一大寺，而且也是整个西域第一大寺。西域有两大佛教国家，分别是北道信奉小乘佛教的龟兹、南道信奉大乘佛教的于阗，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比这两个国家的财力更大。因为佛教是寄生的产物，必须有大量的财力才能够修建如此大规模的庙宇。同时克孜尔石窟也是壁画最多、雕像最多的洞窟，我们必须通过人文的想象力来举一反三，进行合理的想象，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将其放在佛教史的框架下进行思考，因为克孜尔石窟到了唐朝之后基本不再开凿。赵莉老师的工作实际上是克服了大量的困难，因为流失海外的壁画分藏在各个国家、各个博物馆，还有私人收藏的部分，再加上二战人为的一次重新组合，使得调查工作难度加倍。无论从美术史研究来讲，亦或是从研究龟兹历史文化来说，复原工作其实就是一个完整性的问题。从研究来讲，将这些文物放回原处，会有整体场景的感觉，石窟整体的环境和色彩才会完整的呈现出来。
随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崇峰对赵莉老师的发言进行点评。李崇峰老师指出，作为早期佛教徒供养和僧人参观之处，石窟寺既是对地面佛寺的模仿，也可以看作是同时期砖木结构或者泥巴草庐之寺的石化形式。石窟是中国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但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积贫积弱，龟兹石窟与高昌、敦煌、云冈、龙门、响堂山和天龙山石窟等，遭到了外国探险家和国内不法商人大规模的盗窃和破坏，致使许多洞窟中的精美造像和壁画惨遭劫掠并流失世界各地。其中以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吐鲁番的伯孜克里克石窟、邯郸的响堂山石窟和太原的天龙山石窟被盗最为严重。赵莉老师的这部著作应该是中国人对流散海外石窟文物进行系统复原的第一部，它的出版既可以为龟兹地区佛教的深入探讨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也为整个龟兹佛教艺术与文化系统研究搭建了一座很好的平台，对探讨龟兹石窟的分期排年、洞窟组合、题材布局、造像特征等具有直接的意义。
上海书画出版社社长王立翔总结道，这次研讨在多层面、多维度、多视角的知识背景下，对赵莉老师的《克孜尔石窟壁画复原研究》这部著作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解析。赵莉老师这部著作，是多年心血付出之下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将来的研究肯定会在此基础上做得更好，会对克孜尔石窟本身研究及龟兹整体研究往前推进。但这本著作仍然是目前材料最全、涉面最广、考证最精细、图像最齐全、呈现最精美的一部克孜尔壁画复原研究。作为美术出版社自身而言，希望跟上学术的脚步，找寻自身的学术定位，更加关注有学术含量的著作，真正做到学科的引领和品味的提升，做好出版社与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
最后，赵莉老师与在场听众围绕石窟的数字化工作、文物的海内外合作、吐鲁番其他石窟后续壁画复原研究等问题进行了互动交流，一一解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
与会学者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