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9日下午，“北大文研读书”第33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另一种现代的尺度：《非洲现代史》研读会”。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作引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刘海方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正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院教授王逸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经胜，北京外国语大学非洲学院教授李洪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许亮，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刘少楠，原中国驻南非大使、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张红军出席并参与讨论。
作为《非洲现代史》的作者，李安山老师首先介绍了本书的缘起。李老师指出，写作本书，一是出于对非洲的热爱。这种热爱驱使自己每日学习与非洲相关的新知，并总有新的感想与收获。二是出于一个研究历史的中国学者的责任感。曾驻非洲的荷兰外交官维恩所写的《非洲怎么了》一书具有典型性，它一方面表达出了对非洲的牵挂，但另一方面又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论色彩，这一类历史叙述的流行，使李老师感到有必要从中国学者的角度写一本更富有人文关怀更客观的非洲历史。三是希望对自己的学术生涯作一总结。
李安山：《非洲现代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引言人 李安山老师
接下来，李安山老师对本书为何有两个出版社作出了解释，随即对本书书名中“现代”二字的内涵展开了探讨。李老师指出，学界对“现代”“现代化”的认识、解释与理论颇多，“现代”概念本身带有一定模糊性。写作《非洲现代史》，既要说明其自身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及多种文明在非洲的遗产，又要说明被欧洲强行纳入国际体系对非洲带来的种种影响。非洲史写作也要具备世界史视野。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的研究指出，非洲人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贡献巨大，就是一例。
英国殖民主义者在贝宁城，1897年
最后，李安山老师对“为什么以专题的角度来论述非洲历史”这一疑问作出了回应。任何历史著作在写作过程中都面临选择，包括资料、内容、主题的选择。人类历史无非是由时间、空间、人物、事件等要素构成。若章节按时间排列，则是将全书重点放在时间线索的梳理；而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个专题，则可以更多地容纳李老师本人对非洲历史的理解。为了使专题性叙述与时间性叙述相结合，李老师有意在书中加入了一个较为详细的大事年表，以期从时间角度做出补充。
与谈环节
研讨会现场
董正华老师首先发言。董老师指出，非洲研究的困难之处在于突出的内部异质性。不仅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差别巨大，即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内，又分为东、西、南、中以及重返非洲的移民群体、移民后裔等多个部分；不同部分地理环境、语言风俗、宗教信仰百色杂陈，政治模式、经济发展道路和发展程度差异显著。而本书紧紧抓住非殖民化、到民族独立、到区域一体化这一线索，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个方面探讨现代非洲的历史，既有整体的叙述，更有对各个地区、各个国家民族的详细分析，很好地在保证非洲史叙述整体性的同时展示了非洲内部的异质性。董老师进一步指出，本书不仅运用详实史料对有关理论概念，如“非殖民化”进行了仔细的辨析，在叙述逻辑与章节安排上也不囿于常规。叙述逻辑上，本书没有受到时代断限的限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把非洲随着欧洲的殖民活动而来的内忧外患、变革、动荡，放在内部因素和外力影响互动的框架里进行分析，对不同地区现代变局的开端与发展、变化做了生动具体的叙述。章节安排上，不同于一般现代发展史书写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入手，本书第四部分围绕“民族”展开，这与民族问题在现代非洲的重要性是相匹配的。此外，关于国家独立后政治经济制度的建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选择、军人与内政的关系、政党与民主化、单一种植业经济与工业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等关键问题，现代非洲也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本书对此均有总结。最后，尊重与弘扬非洲本土文化与非洲人自主意识，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在很长时间里，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学者谈论非洲，不是“无望”，就是“遗忘”，纠正这一类谬见，正是这部巨著的要旨。
王逸舟老师指出，本书写出了中国人对非洲的独特观察视角与深厚感情，既非不动声色的远距离观察，亦非编年史式的陈述，而是表现讲述者鲜明爱憎的思想史。虽然近年来非洲研究在中国有较大发展，但如本书这般扎实厚重、充满思想个性的作品似乎不多。王老师认为本书是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亚非问题研究在北大建制以来最重要的学术贡献之一。
董经胜老师指出，本书的写作目标是完成一部整体的非洲史，而由于非洲内部不同国家差异很大，一人完成一整部非洲史是极具挑战性的，国内国际学界均鲜有学者做如是尝试，故而本书的工作具有开创性。从写作体例看，本书分为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四个专题，在专题叙述的基础上围绕更具宏观性的问题展开论述，每一部分之间又有内在逻辑联系，对学术写作颇有启发。从写作内容看，本书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证研究向来为国内历史学界所重，而理论研究则一度受到忽视。事实上，中国学者要在国际学术界有话语权，需要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此外，本书有很强的时代感与现实感，关注到了诸如中非合作等现实问题，这种现实关怀赋予了历史研究更强的生命力。
李洪峰老师从事法语非洲国家研究，认为本书可以帮助相关专业学生从更加整体、宏观的角度理解非洲，并进一步分享了自己的三点读书心得。其一，本书回应了读者在两个层面对历史的期待。雷蒙·阿隆曾提到两个“历史”：“一个是我们花力气去思考想搞清楚的历史，一个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对于前者，本书帮助读者从“远观”的角度，了解非洲文明的发展脉络及一些留存至今的历史问题的缘起。对于后者，随着中非合作的不断增强，越来越多人们将不仅仅是从网络、新闻中了解非洲，而是在现实生活中与非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人文交集。本书也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一正在发生的历史。其二，本书体现出了中国学者的立场与情怀，促使中国读者思考自身。本书提到巴西、印度等国与非洲的交流合作早已展开，分析了人口流动因素在不同国家与非洲国家交往中的作用，这些内容对思考中、非之间如何建立更加长久、互利共赢的友好合作关系均有诸多良益。其三，本书启发了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再思考。本书对非洲文化着墨颇多，但并非简单地描述非洲文化的独特性与多样性，而是从深层次探索非洲思想的发展过程、文化运动作为非殖民化运动的作用、非洲文化的自我表述以及非洲哲学精神的底蕴和非洲人文社科领域当下的发展及其全球意义。
闵雪飞老师认为本书为葡语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锚”，即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的精神与非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启发研究者从欧美的主流叙述逻辑中跳脱出来。此外，非洲葡语国家的文学中，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对国家建构过程的叙述与思考，牵涉到语言、身份建构等相关问题，显示出文学研究与历史研究存在相互补充的空间。
许亮老师主要从与李安山老师的三次谈话切入，分享自己作为李安山老师学生的体会。第一次谈话发生于许老师前往哈佛大学深造之前，李老师鼓励他说“中国人有个勤奋的优点，去哪里都行得通。”事实上，勤奋二字正反映了李老师多年如一日的坚守。第二次谈话发生于许老师刚回国教书的时候，李老师点拨他，中非在历史经历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具有共通之处，如果说欧美学者研究非洲受益于其长期在非洲殖民的经验（所谓殖民的“优势”），那么中国学者研究与理解非洲，则有发展的优势。第三次谈话是好几次聊天的集合，李老师鼓励许老师多向非洲学者学习。李老师可能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第一位系统介绍非洲本土史学流派的学者，也是少数与非洲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学家有过直接学术交流的中国学者之一。最后，许老师转回对本书的谈论，指出历史著作大体分为叙事（narrative）与历史学（historiography）两类，本书强在历史学，叙事部分则有所欠缺，但不失为对既有的叙事型非洲史教材的重要补充。
刘少楠老师从两个方面谈了本书启发之所在。其一，本书中关于非殖民化的内涵、实现方式和意义均很有参考价值。非殖民化既包含了自下而上的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包含了自上而下的殖民宗主国的或主动、或被动的反应，同时经济和文化的非殖民化又令其外延获得时空上的大范围拓展。黄金海岸的案例可以比较好地说明自下而上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自上而下的殖民规划之间反复拉锯、互相影响并最终走向独立的过程。葡属殖民地进行的非殖民化改革较少，但独立日期却相对较晚，这点值得与英属、法属非洲殖民地进行比较。其二，非洲研究的非殖民化是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是非洲民族主义和非洲史研究的黄金时代，而80年代后由于经济衰退导致的非洲大规模人才外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非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似乎实现了“再殖民化”，非洲研究的中心几乎完全转向美欧。在非洲史数字化飞速推进的当下，“数字帝国主义”或数字化“瓜分非洲”的风险依然存在，西方学者牢牢掌握着数字形式非洲史料的选择权和使用权，这一点值得注意和警惕。最后，刘老师向李安山老师提出了在非洲现代史教学过程中如何呈现更加积极的面向、消除学生对非洲的刻板印象的问题。
李安山老师对刘少楠老师提出的问题做出了回应。关于第一个问题，李老师指出，英国、法国和葡萄牙在非洲殖民方式与退出方式都对今天有很大的影响。英、法直到今日在非洲仍有很大的影响力，葡萄牙的影响力则很微弱，应与英、法主动、有条件的撤退方式有关。关于第二个问题，李老师认为，现在对非洲学者移民欧洲、知识生产以西方为中心作评论可能为时尚早，目前看到的一些西方产生的颠覆性研究，可能确实很难在非洲本土产生。关于第三个问题，李老师提出，虽然非洲现代历史中充满艰辛与动荡，但这对非洲的发展也是一种重要的遗产，西方对非洲的统治不会永远持续，非洲崛起应在情理之中，但这有赖于非洲各国人民的努力。
钟建华先生从自身外交经验出发，针对中国学者研究非洲是否有优势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钟先生在与南苏丹建国者交流的过程中感到，南苏丹建国者们带有很强的革命者色彩，而南苏丹面临的许多困难与中国解放初期也十分相像，这些相似性使得南苏丹对中国共产党建设政权的经验十分关注，一再表示要认真研究。而中国与非洲的这一共鸣，也是中国学者研究非洲的优势。
张红军先生从自身在埃塞俄比亚经商的经历出发，提出商人到非洲投资一定要建立在对非洲历史了解的基础之上。张先生指出，非洲国家现代化，主要是解决三方面问题：经济发展、民族融合与政治民主化。以埃塞俄比亚为例，之所以现在仍发生战乱，正是由于政治民主化问题没有处理好。由此带来的政治动荡与战乱，导致经济发展急速倒退。在中国败于甲午战争时，埃塞俄比亚成功抵抗了意大利的侵略；但百年过去，中国成功从失败中走出来，实现了崛起，埃塞俄比亚却一直在“原地踏步”，近期发生的战争更使其退回三十年前的发展水平。内中原因，非常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