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4日晚，“文研读书”第34期在线举行，主题为“文献、信息与政治交流——魏希德《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研读会”。文研院邀访学者、莱顿大学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教授作引言，北京科技大学高柯立教授主持，布朗大学柏文莉（Beverly Bossler）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纽约州立大学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巴克内尔大学陈松教授，大阪市立大学平田茂树教授，文研院邀访学者、台湾成功大学刘静贞教授，河北大学刘云军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童永昌博士，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读书会围绕魏希德教授的《宋帝国的危机与维系：信息、领土与人际网络》（Information，Territory，and Networks：The Crisis and Maintenance of Empire in Song of China）一书展开讨论。本书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已有7篇书评，反响热烈。2021年8月，经刘云军教授翻译，本书被列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魏希德教授主要从事宋史研究，出版有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6）（中译本《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等相关著作。在本书中，她延续着对士大夫群体、信息生产与传播、领土与国家观念等问题的考察，并引入数位人文方法，通过细阅文本及构建人际网络，对宋代的政治和思想史进行了崭新的思考。

Competition over Content: 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6）

《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

读书会伊始，魏希德教授以“从文献到交流网络”为题，从本书的成书经过、在学术史中的地位及不足之处三方面入手，向大家展示撰写本书的全过程。本书于2006至2012年间撰写，从学术脉络，即史料与问题意识方面来看，本书与作者的《义旨之争：南宋科举规范之折冲》密切相关。《义旨之争》一书以南宋科举的思想史为中心，研究南宋科举考生使用的材料、科举及备考活动在知识史领域中的作用、科举考试与帝制中国政治文化间的关系等。并由科举文化角度出发，对区域性、跨区域性的学人脉络与中央政府的互动问题进行探讨。但主要还只是对科举本身的考察。在完成该部著作后，作者在此基础之上继续追求“文本的考古学”，围绕“宋朝社会与文化史”这一主题，观察12世纪宋代士大夫精英的所谓地方化过程，及伴随之的政治沟通与政治想象，认为北宋以来政治制度方面的“权力集中化”与私商出版印刷的火热现象之间并不矛盾，士大夫们在关怀地方政府的同时具有国家性，成为朝廷文书档案的读者、生产者、传播者，而靖康之变（1126—1127）对这种结构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

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

《从记忆到文献：英国1066—1307》

在撰作本书时，前贤克兰奇（M. T. Clanchy）教授所著《从记忆到文献：英国1066—1307》（From Memory to Written Record: England 1066-1307）一书给予作者以极大启发。作为中世纪书籍史（Book History）的重要研究著作，《从记忆到文献》着重研究文献的生产与意义，并借助对识字率（实用识字）的细致探索，提炼出“文字心态”的概念。文献生产现象本身在政治、法律、学术、日常生活等各方面都具备影响力，对大众而言，这又主要体现在识字率方面，11世纪以来的英国人乃至西欧人已将“文字”与文本作为最可靠的“证据”。魏希德教授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从文献到交流网络”的脉络，即关注文献的生产、整理、收藏、流传、出版、引用，及其与政治活动的交流，形成“档案心态”。较前朝而言，宋朝的文献材料呈现指数级增长态势。受此影响，宋人出现了一种“档案心态”：如学校将有关学田的重要公文刻于碑上、士大夫创作的诗歌、笔记体现对前朝档案与故事的关怀等。这也超脱于文献生产的本身，而借助社会网络实现流传。综而言之，宋朝文人作为朝廷公报、官方记载、档案汇编、军事地理和地图的生产者、使用者、讨论者，逐渐巩固其地位，这一现象也改变了此后帝制时代中国朝廷和文人在政治沟通上的关系。

接着，魏希德教授谈到本书利用数位人文方法进行研究的心得。其借助宋人笔记资料库，进行文本标记、语料库数据分析等工作，为研究提供全新的认知角度。至于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三：一为没有详细研究文献的生产、出版与当时政治争论、交流的关系，而该问题在中国与日本学界已有较成熟的考察；二为受制于时代条件，作者以手动标记文献，录入形成数据库。但在古籍文献数据库颇为发达的当下，我们可以借此进行对比研究，能够得到更多成果；三为需拓宽视野，由文献的比较史与全球史角度考察作为一种独特现象的“宋代信息结构”。该问题不应仅从中国史角度研究，而应与东亚或欧洲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目前，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教授所撰《欧洲文献中的中国邸报》（The Chinese Gazette in European Sources）等著作已经在该方面作出有益而优秀的尝试，这值得继续深挖做实。

讨论环节

讨论现场

随后，与会学者围绕本书及魏希德教授的引言展开热烈讨论。

柏文莉（Beverly Bossler）教授认为本书内容丰富：正如盲人摸象般，研究不同方向的宋史学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共鸣点。而她本人尤为感兴趣的是士大夫认同、交流网络、以及他们与帝国存续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她认为本书非常令人信服地指出所谓的“地方士人”之间的交流经常是放眼中央和全局的，在关注的话题上和沟通网络上都不局限于一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由此建构、维系起的一种统一的自我意识与认同，成为维持帝国政治存续、运行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柏教授仍指出，除了本书强调的士大夫之间的政治交流对他们的认同及帝国存续的作用，我们还应考虑到他们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正如本书作者在书中已经提到的，许多跨区域的乃至全国性的交流都是基于诗歌、文学、宗教、艺术、道德修养等多种形式的文化范畴的活动。也就是说，士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可能和政治交流一样对士人认同及帝国存续有重大作用。比如以元朝为例，我们固然能看到作者所说的士人基于领土的帝国意识：因为他们愿意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其中部分原因即为蒙古人实现了帝国疆土的统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许多元代的南方士人仍然保持着不同于蒙古统治者的中华文化活动和文化认同，在这个层面上，元代士人们的文化交流网络支撑着作为“文化实体”而非“政治实体”的中华帝国，这为明代的汉人复兴打下了基础。

宋 杨邦基 出使北疆图

局部

曹家齐教授指出，在信息时代回望千年前古人的信息传递、交流与网络，是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本书利用数字化手段，达到一般文献研究无法企及的高度与深度，相当可贵。但由于新理论、新概念运用较多，中国学者对此也有一定的“隔膜感”。很多习以为常的史实与史识变得陌生，如“政治交流结构”、“档案心态”等概念应如何理解，仍是值得思考的。不过，该书仍对宋史研究具有较强的启发性，能够引导我们对宋朝信息（文献）量空前增加的原因实现多重角度解读。显然，我们不应仅停留在将其归结于印刷术发达、文化繁荣的层次。事实上，信息总是与人保持密切关系，社会的忧患与繁荣都与其息息相关。宋朝信息量的“爆炸”来源于空前的高度竞争社会及渐趋复杂化的政治环境。信息的生产、传播、接受过程是一体的，士人精英群体在此间扮演着多重角色：为宦者与政府一体，参与信息生产；在私人交游中则参与另一维度的信息传播、制造过程。对此，朝廷的态度是矛盾的，在不希望档案流传到民间的同时，又为信息流通做出制度保障，尤其是保护私人信息，允许私书异地传送。而士大夫们借助信息增量，编织起一个与前朝大为不同的私人信息交流网络。目前，学界需要继续下沉视角，将关注焦点落实到具体行政事务上，或跳出士人关系圈，观察士大夫与百姓间的信息关联，以此作为宋朝这一“信息时代”的重要认识路径。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教授表示此前他非常乐意在《哈佛亚洲学报》上为本书作书评，并将本书视为一位数字人文领域先驱者的代表作。他在此着重就宋代“忠”的观念展开了讨论。“忠”的观念在宋代出现较大转变，在北宋早期，自五代继承而来的“忠”观念将官员视为皇帝私人的家臣。宋真宗又通过天书封祀运动，将这种关系拓展到宗教层面——皇帝作为一个“宗教领袖”，成为“道”的代表。而到庆历年间，儒家革新派人士将皇帝的角色定位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通过这一新的政治理念来限制和界定皇帝与政府其他部门间的关系。这一思想脉络从范仲淹、司马光一直延展到朱熹、魏了翁，但宋人并无某一特殊词汇描述这种结构，但有两词与之紧密相关：一为“国体”，二为“纪纲”。他们使用“国体”这个概念将国家的基本管理机制描述为一个整体，并对“纪纲”一词重新诠释，用它来描述由现有政府机构和制度构成的一个互相关联的网络性系统，并认为这一系统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但以上只是士大夫提出的架构，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对此表示赞同，因此宋代政治实态完全没有达到这种想象的程度。不过无论如何，士大夫的这一愿景在宋代是得到普遍认可的，并随着道学的普及而被广泛接受。士大夫们效忠的对象事实上是这个治理理念，而非皇帝。而本书中提及的地理意义上的“规范性帝国”，就是这种新的“忠”的观念的一部分。可是，讲这种“忠”的人，正是反对向外拓边扩张、主张先内修再外攘的士大夫们。

北宋 燕肃 关山积雪图

局部

陈松教授以士大夫的“地方化”问题为中心，评述本书观点。这一议题最初由研究抚州的韩明士（Robert P. Hymes）教授提出，后续由研究婺州的柏文莉（Beverly Bossler）教授予以修正。柏文莉教授的实证研究尤为扎实。但是，地方化问题并非伪命题，韩明士提出的“地方主义”这个命题实际是有很多洞见的，关键是我们要怎样理解它的历史意涵。从庆历年间（11世纪中叶）开始，中国社会向晚期帝制时代转变，其重要表现之一即为所谓的“精英地方化”。但后来的这些精英并非完全是地方精英，其婚宦交游也不局限于一州一府之地。本书即以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张力为纲，重新探讨地方化的概念。庆历年间以后，士大夫对国家政权的依赖性降低了，他们不完全依赖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来界定自我身份。士人群体的扩大、教育普及化（印刷术发展、财富增加）、开放的科举制度促使士大夫彼此间的交流更为密切，他们在由此形成的社会网络中界定身份、实现自我认同。尽管他们不再聚居于开封或临安，也不再将婚姻关系限定于首都圈的官僚家庭，而是与地方社会保持更加密切关系，但这种倾向与参与朝政之间并不排斥，他们仍然活跃在朝廷和各级政府中，只是变得更加独立自主，具有自我意识，认为自己才是政治治理的主体。故而，他们节取修改官方文献档案，通过对这些信息的书写、传播和阅读交流，挑战了中央政府官方档案的权威地位。上述种种变化具有双面影响，表面上国家政权似乎变弱了，但这也是国家权力向地方社会渗透的重要途径，事实上加强了朝廷的影响力。

北宋 高克明 溪山雪意图

局部

平田茂树教授受本书启发，谈及若干感想与新思。本书关注印刷出版文化及其对士大夫交流的影响，而自己近期也在考察“从‘书写’来看宋代士大夫的人际网络”这一课题。翻阅宋代的史料，可以发现《同年小录》《同舍小录》《同官小录》《同班小录》等以某种“同”为机缘而形成的名簿史料随处可见，士大夫们借此进行交流。但除却《同年小录》，其他多种史料几乎未被关注。另外，近年来很多学者利用“书信”分析人际网络与交流，但从“书信”的类型、功能和阅读方法等方面展开的深入探讨并不充分。作为“书信”情报源的“邸报”也是如此。关于“邸报”，目前对制度本身的解释己颇为完善，但对于如何阅读“邸报”，如何利用“邸报”（即阅读行为），仍有未解之处。因此有必要考虑宋代有通过共同阅读而形成的一种“读书共同体”存在的可能性。如当时存在类似交游笔记的《云萍录》、用于推荐官员的手册《达贤录》等，表明官僚士大夫在政治、社会、文化交流中使用了“书写”。再如通信中的“启”，作为一种表达更加典雅和形式化的书信，其具有相当的政治功用，潜藏着解读官僚、士大夫的人际网络和交流的关键。

而在书信之外，宋代是书写“日记”（政治、旅行、外交、日常生活等）的时代，这也与官方（朝廷）的“档案”存在关联。宰相、执政或高官的《日记》即与《时政记》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官方史料与私人史料由此相互连结。但遗憾的是，本书并未将目光投向宋代官方史料中最值得关注的《时政记》，亟待补充。此外，笔记本身也存在有趣的问题。如宋人洪迈在撰写《夷坚志》时记载了情报来源，我们可借此再现《夷坚志》故事的创作过程。对比高宗时期官方史料与《夷坚志》的叙事可见，二者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秦桧专权控制言论对《夷坚志》的编辑也有值得揣摩的影响。至于情报提供者，多为洪迈的家人、朋友、熟人，由此可以解读出围绕洪迈的“知识网络”的面貌。以上均为自己受本书启发而生的想法，今后期待能够以“文本”作为线索，站在“文本考古学”或“史源学”的角度，就宋代士大夫的人际网络和交流问题与诸多研究者一同进行反复讨论。

平田茂树教授所制宋朝史料编修概况

刘云军教授从译者角度讲述个人心得，自己是抱以一种好奇心和追求心译成本书的。随着数字化的发展与各类古籍文献数据库的完善，中古史研究呈现崭新的研究态势，新的科技手段推动史学研究，史料的运用得到极大便利，本书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利用数位人文研究中古史的范例。而在翻译过程中，自己感到书中讨论的问题很多，每章实际上都可扩充为一部专著，现在却凝练在一章的篇幅中，足见作者文本捏合能力之强。此外，从南宋士人地方化的角度来看，本书亦有较高价值。我们发现，通过读邸报、观览舆地图等，南宋士人在地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对朝廷事务的关注，对中央的向心力没有明显削弱。另外，本书采用的“新政治史”研究，值得学界借鉴。由于全书信息量很大，读者乍读之下，难以把握整体思想。书中一些概念，如“帝国”等，也需要读者认真体会其语境。

赵冬梅教授认为，本书在数字人文领域的探索颇具启发性。尽管很多中文研究已触及到本书言及的内容，但并未能明确赋予其“意义”，语焉不详。本书最具价值之处即为以极强的问题意识，清晰地表达出这些“意义”，这种写作模式值得中文学界思考。但正如一些学者业已提及的，中文世界的研究者在阅读本书时会有一种陌生感。究其原因，作者业已提及，本书是在克兰奇（M. T. Clanchy）著作的启发下撰作的，引用其问题立场与行文架构，辅以原始材料而成。这不仅使读者难以理解新的理论概念，也让我们感受到，作者对宋朝史料、史实的梳理与结论之间似乎有所脱节。具体而言，本书的核心“意义”为帝国与帝国的维系问题。但这种“维系”是何种层面的维系，是王朝国家的持续存在？还是赵宋王朝的存续？抑或是政治大一统的维持？作者并未详言。另有对“靖康耻”的讨论，此处所指究竟是作为南北宋之间的转折性事件本身？还是围绕这一地缘政治危机的叙事及其带来的变化？对上述这些概念的界定并不清楚。此外，“档案国家”和“档案心态”是原因还是结果？即朝廷默许档案文献的流通分享，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倾向，这是“档案心态”所致，还是促生这种心态的要素？亦未能言明。不过，以上只是对本书吹毛求疵的建议。总体而言，本书内容相当丰富，也能够成为帮助中文世界写作者寻求、建立、表达“意义”的典范之作。

南宋 周季常 应身观音

局部

高柯立教授从三方面述及自己的感想。首先是语境的运用和构建问题，魏希德教授努力将议题置于一个具体的语境中展开，将对不同文献的考察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文化、社会结合起来。本书对不同文献的研究也在致力于构建一个新的历史语境，能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新的思考维度。例如通过对档案文献的传播和改编、档案制度、编纂方法、私人交流网络中的运用等细节的讨论，作者揭示了士人心态的生成过程，在此处表现为士人对王朝合法性的认同。其次是对信息和交流的讨论，打通了很多领域，提出了不少新问题。作者关注信息的形式（书的类型、编纂方式、传递过程），从交流的角度观察书籍史，历史学、文献学、文学的界限被打破，对信息流通渠道、制度运作和史事间关联互动的研究形成了有形链条，令人感到耳目一新。而在对宋人笔记的研究方面，前人多从文学史角度出发，将其视为一种文体进行考察，但作者认为其反映了人际交流关系，揭示了笔记在士人中传播，特别是跨区域传播的特点。朝廷档案文献在地方的传播和改编，引起下层士人的议论，将中央和地方联系起来。第三，本书运用了很多前人不常使用的材料，并以此回应“地方化”趋势等议题。一方面，本书仍以宋代精英从都城到地方的社会文化转变作为脉络展开，这是本书的前提与背景；另一方面，由本书可见，士人们改编档案、评论时事，通过地图观察边疆问题，这些活动将全国范围内的士人联系起来，形成共同的身份意识，似乎又是对地方主义观点的修正。事实上，这一看似相互矛盾的论述侧重点不同，“地方化”关注婚姻和地方事务，魏希德教授则更关注士人的图书流通问题。显然，信息网络具有一定的消解地方主义的倾向。如何把握和解释士人与地方的联系及其意义，仍是值得我们做全面考察的议题。

童永昌博士以“帝国”、“边缘”、“讯息（信息）”、“数据”四个关键词总括本书的特点与长处。其一为帝国“维系”的两重意义，在政治实体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宋代扬弃了汉唐模式，作者帮助我们看到了这条不绝如缕的意识形态链条。其中有继承旧有的话语，也有新的民族意识，二者并存，作为“资源库”而被士人有选择地使用。长期以来的和战之争或即这种思想拉锯的体现，反映了长期的意识形态脉络。其二为边缘、去中心与网络问题。本书在许多层面着眼帝国的“边缘”（地理上的边区、中下层士人，乃至文类中的笔记），并由此重新观察帝国政治。本书以网络的概念更好反映了宋朝的现实，以网络松动身份与地域结构，改变了以往对人际和地域结构的认识。其三为中国史与“信息/讯息史”的关系。本书以信息史这一新兴领域的视角，重新检视宋代政治史，展现了讯息交流的历史作用，也为宋人好议论的历史现象，找到了具体的脉络与意义。当然，在研究该议题时亦需“知行合一”，即由讯息交流回视实际，或许会使我们对实体帝国的政策产生新观点。其四为数位人文的示范意义。以数据统计方式进行研究并非一个新的方法，但本书数据的整合程度和资料架构的完整程度超越了前人。在完成本研究的同时，作者还完成了相关资源的开源工作，数据及其分析成果的公开对促进研究颇有裨益，是作者的卓越贡献。

宋 杨柳 暮归图

局部

刘静贞教授已为本书撰写过中文书评。她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认为以往的政治史学者往往关注政府如何统治社会，而本书则着眼于社会如何参与政治，更多偏向政治文化的讨论。另一方面，前人对历史的观察多着重于考察历史在宋代如何发生。本书则以立体、多样的视角，探讨史事（对宋人而言是当时的时事）如何被看待，士大夫又是如何想象帝国、如何看待自己的位置。除了新史料、新方法的加入，本书更提出了很多新的思考议题。当然，如此繁多的命题很难在一本书中完全被解决。但这些未竟之论述为后人提供了众多研究路径，启发了我们转换新的角度思考探索。例如此前学界想解决的问题是精英“是否”地方化，现今则可转换研究精英“如何”地方化或“如何”中央化。而这种视角的转换，或可提供不同研究路径间更多对话与沟通的可能，展开更多的话题。

接着，研读会进入自由讨论环节。陈松教授认为，在帝国维系的过程中，想象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在士大夫的文书（笔记）交流及其网络之外，话本小说、诗歌、历史书写等其他文献书写也有不小的作用，为世人提供了对帝国的想象。关于“地方化”问题，高柯立教授提出，政治环境的变化对士大夫“地方化”态势的影响程度是复杂的，靖康之变这一政治危机是否造成宋帝国的巨大转变，值得商榷。魏希德教授则回应了此前学者们提出的疑问与建议，认为应当承认历史与当代学术间的距离，如果历史研究让人们感到过于熟悉，则会沦为一个重复的工具。尽管会让人感到不舒服，但这种“陌生”正是历史学家需追求的目标。

最后，邓小南教授为本次读书会作结。她指出，本书利用新颖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者们对自己非常熟悉的一些材料和考察对象有一定的距离感、好奇感，从而产生兴奋感。与会学者们虽然都是宋史专家，但读书会的讨论其实是跨界的、非专门化的，远远超出本书的范围，思考脉络相当深远、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