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7日下午，“文研读书”第44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传统时代的中国社会与经济——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研读会”。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张天虹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伯重主持，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龙登高，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郑学檬，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志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卢勇，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熊金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刁莉出席并参与讨论。本次活动由文研院与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共同主办。
本次研读会围绕伊懋可教授的《中国的历史之路》（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1973）一书展开。活动伊始，李伯重老师先对这本书的情况进行了简要介绍。这本书的英文本问世已有50周年，中文版翻译工作开始距今也有41周年。该书的翻译过程，堪称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对此，李老师在《译后记》中有详细的交代。作者伊懋可（Mark Elvin）是剑桥大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格拉斯哥大学、牛津大学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这本书就是他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完成的。《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出版后，在中西方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在21世纪前，其主要观点一直是西方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史的主流看法。翻译这本书，既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此书，也可以使大家更加熟悉学术的发展脉络与主流动态，从而对中国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书中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值得商榷的，但作为青年学子研究工作的起点，这本书具有独特的价值，值得大家进行更深入的阅读。
▴
[英]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
王湘云 李伯重 张天虹 陈怡行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3年
接下来，《中国的历史之路》的主要译者之一——张天虹老师作了主题报告，题为“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一个学术史的巡礼”。他首先表示非常荣幸参与如此重要的一本书的翻译，随后从学术史的角度讲述该书给中国经济史研究带来的影响。报告内容主要丛三个方面展开。
第一，伊懋可先生和其《中国的历史之路》。《中国的历史之路》是伊懋可先生的第一部专著，讨论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和技术史。他在本书中，基于欧洲的立场提出了三个带有框架性的问题：第一，中华帝国何以长期维持统一而没有像罗马帝国那样最终分裂；第二，为何中国出现了“中世纪经济革命”，却在19世纪前后丧失领先地位，落后于西欧；第三，为何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在北宋时代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在牛顿时代（1600-1700），又远远落后于欧洲大多数地方。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针对上述问题给出的一种回答。
第二，《中国的历史之路》在国外的学术影响。《中国的历史之路》在英语世界具有重要的影响。首先，它是英语世界“既能反映当时的经济史学重大成果，又适合从大学生到专业研究者的广大群体阅读的中国经济通史”（李伯重老师语）。其次，该书在西方引起广泛的学术批评，却也获得了包容。该书对于唐宋变革、宋元明变迁、近代早期中国经济的发展等议题的讨论都有影响。书中的一些基本看法，仍是西方比较主流的观点。李伯重老师曾特别提醒，接受加州学派看法的学者，更应当仔细阅读这本书。《中国的历史之路》吸收了20世纪70年代以前日语世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从中获取大量史料；但在理论方面，此书不仅把日本学者的主要看法做了归纳和提升，而且也与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的聚焦点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对日本学者的“唐宋变革”论做了进一步的完善。
第三，《中国的历史之路》对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影响。吴承明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最早将《中国的历史之路》引介到国内，聚焦于“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此后该论逐渐为中国学者所了解。《中国的历史之路》对国内学界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生产力转向、加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打破断代史研究的藩篱以及提升理论水平等方面。
张天虹最后总结，《中国的历史之路》的欧洲中心立场明显，对此应该进行批判，但同时应该吸收其合理内核。他相信中译本的问世，能够使《中国的历史之路》成为更多中国学者的磨石，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进步。
▴
张天虹老师
在张天虹老师的发言后，与谈学者各抒己见。厦门大学郑学檬老师因年事已高不能亲临现场，专门写了一篇发言稿请在场学者代读。郑老师是最早读过《中国的历史之路》的中国学者之一。1983—1984年间，傅衣凌先生从日本带回这本书，郑老师得以有机会知道并“啃完”全书。对他来说，书中的论述既新鲜、又引发很多困惑，如书中讨论的中国庄园和西欧的庄园性质是否相同，中国租佃制下的佃农和欧洲农民有何区别，所谓“高水平平衡陷阱”属于什么样的理论，明清时期杭嘉湖的农业技术是否算某种技术发明，等等。1989年，郑老师在荷兰莱顿大学访学，经汉学家弗美尔（Vermeer）介绍，向伊懋可先生写信请教了7个问题。后来，郑老师在伊懋可的邀请下前去牛津大学访问，并得到了热情的接待。伊懋可虚怀若谷、一丝不苟的个性给郑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老师认为，伊懋可作为一个有着工业革命及其社会变革历史记忆的学者，其看待中国历史发展的路径必然与我们不同。同时，他对技术作用的评价，也令人茅塞顿开。光阴荏苒，斗转星移，郑老师对这次有意义的访问始终记忆犹新，也对伊懋可先生怀有深深的敬意。
▴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岳麓书社 2003年
刘志伟老师也是当时国内较早接触这本书的学者。他回忆说，《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出版的时候，冷战还未结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学者无人知晓这本书，刘老师也是在吴承明先生的引介下得以了解这本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学界与日本、西方学界有着很深的隔阂。其实，当时国内学者较为关注的所谓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问题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海外学者研究的出发点是较为接近的。不过，中国学者多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阐释，伊懋可更多从技术与制度层面进行讨论——这正是当时国内学界的欠缺之处。因此，这本书的贡献，在于可以综合地运用中国与日本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并结合西方学者的视角，进行更深入的理论解释与发挥。值得注意的是，伊懋可先生的研究虽然大量参考日本学者的成果，但并未进行简单重复，而是将其放到西方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理路上进行解释。
到1980年代后，随着国内学者研究范式的改变，与对生产力、技术因素以及经济活动中制度性因素的重视，中西学者的研究方向也越来越趋向一致，《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也帮助国内学者较快地掌握海外学界的最新进展。而近年来，一些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书中的某些看法。总的来看，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本书在我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由此理解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学界研究转向的历史脉络。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当尝试走出中西对立与差异，回到共同的逻辑，从中国的历史事实中建立起更多的解释。对于需要确定研究方向的年轻学子来说，阅读这本书是很好的起步。
龙登高老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经导师李埏先生推荐而阅读《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龙老师认为，伊懋可提出的“高水平平衡陷阱”论，某种程度上与厉以宁先生的经济史研究有相似之处。厉先生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提出，根据西欧资本主义自发产生的历史经验，体制外异己力量和权力中心的形成是资本主义自发产生必不可少的政治基础和历史条件。然而，由于中国古代具有弹性的社会政治体制,因此体制外异己力量和权力中心一直未能形成。进一步地，龙老师也介绍了自己对于中国古代地权市场的研究。相比于同时期的西方，传统中国发育了发达的地权市场，土地能够与劳动力、资本组合来创造财富，这也是传统经济活力的表现。个体家庭在地权市场的配合下，可以形成生命力与竞争力。从这个角度来说，相比于西欧，传统中国的经济较为稳定，但难以发生质变。龙老师坦言，他对于中西比较的认识潜在受到伊懋可的影响。不能因为中国未能自发地产生工业革命，就否定传统中国要素市场的活力与价值。此外，他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经济学中的“马尔萨斯陷阱”与“高水平平衡陷阱”的共通之处。
▴
龙登高老师
周建波老师高度评价了伊懋可的理论建构能力。《中国的历史之路》中对于明清时期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特征的总结非常鲜明与简练。相比于欧洲，当时中国的人均资本量不高、人均购买力不强、商业竞争不充分（商业利润率高），资本难以向工业部门（生产部门）转移。并且，当时中国人多地少，土地价格高，土地经营的租金价格高，经营土地有利可图，资本也缺少向工商业方向转移的动力。劳动力的价格低，也导致当时中国缺少技术创新的动力。周老师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西方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提供的动力问题。此外，周老师也对“高水平平衡陷阱”模型在中国其他历史时期的适用性问题进行了讨论。
▴
周建波老师
卢勇老师从科学技术史与农业史的角度对《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进行了评价。李约瑟先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卢老师认为，伊懋可的“高水平平衡陷阱”论与“李约瑟之问”某种程度上有共通之处。同时，他认为这一问题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叠加的结果，目前来看并没有统一的答案——既可能如伊懋可所论是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的结果，也可能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同时，伊懋可的研究不拘泥于具体的史料，高屋建瓴，论证十分通透，值得我们学习。
▴
卢勇老师
熊金武老师也在学术生涯早期就接触到《中国的历史之路》。他认为，这本书的翻译难度很大，过去学界对于该书一直处于人云亦云的状态，中译本出版的学术贡献很大。熊老师指出，西方学者的研究有资料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这一现象在西方经济思想史的发展中十分突出。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西方学者对中国的了解也是不断加深的。从这点来说，随着中西交流的日益加深，后来的学者可以不断对前人的研究进行更深入的反思。与此同时，伊懋可的研究作为一项长历史时期的研究，其中不少观点对于今天也有可资启发之处。如技术与人的关系问题，在明清时期来说，某种程度上是“人取代技术”；而在今天来说，随着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往往体现为“技术取代人”。在面对当下的问题时，我们也需要去历史上寻找经验。
刁莉老师也认为，《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翻译起来非常不容易，原始文献的搜集非常难。刁老师表示，作为经济学学者，她一般是把伊懋可“高水平平衡陷阱”作为经济史中的一种模型讲授给经济系的本科生。刁老师也把这本书与美国学者戴维·S·兰德斯（David S. Landes）的《国富国穷》（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1999）进行了对比，指出两本书的共通之处。《国富国穷》一书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农本主义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有很深的联系。而在欧洲，由于可以开发的耕地较少，频繁的探险活动有利于合伙制与契约的产生，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信用制度，并出现了银行与信贷。相比而言，中国古代的信用制度属于依赖于土地的实物信用，不同于现代的货币信用。在刁老师看来，伊懋可的研究与制度经济学有类似之处，启发我们从历史上寻找中国未来发展的特殊性。
▴
刁莉老师
最后，李伯重老师也谈了他对于《中国的历史之路》这本书的看法。首先，他对这本书的翻译过程进行了回顾。他说，原书名中的“pattern”在英文中有很多含义，与中文的“模式”一词难以简单对应，而把书名译作“中国的历史之路”更为顺口。其后，李老师分析了这本书的背景的影响。伊懋可写作此书的年代，中国学界与西方长期隔绝。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日本的汉学研究更易接触到，日本学者努力阅读了很多中国的古书，研究水平较高。不过，日本学者在理论方面较为欠缺，二战后，马克思主义长期是日本学界的主流。伊懋可把日本学者史料积累与唐宋变革论等分期观点进行了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由此看，我们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弥补不足。
▴
李伯重老师
在李伯重老师看来，在《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出版前，西方学界长期受到黑格尔观点的影响，认为中国过去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其后，费正清提出“冲击-回应”理论，在近代史领域对“停滞论”观点进行了回应。伊懋可“宋代经济革命” 论的提出，把费正清的理论拓展到了更长的时段。“宋代经济革命” 论与“明清停滞” 论也成为了此后西方学界对于传统中国认识的两大基石与“共识”。“大分流”理论的提出也正是为了对此进行重新讨论与修正，并在国际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这在中国研究领域是较为少见的。当然，这一问题至今并无定论，伊懋可《中国的历史之路》一书在此中的贡献值得肯定，意义深远。无论是否同意这本书的观点，我们都应该认真地阅读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