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3日下午，“文研读书”第45期在北京大学俄文楼201会议室举行，主题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宏观历史分析——赵鼎新《儒法国家》研读会”。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作引言，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陈苏镇、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方诚峰、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罗祎楠与谈。本次活动由文研院和元培学院何善衡书房联合主办。
在引言环节，赵鼎新老师介绍了该书值得关注的理论贡献、核心内容与英文版的未发之意。在理论和方法上，《儒法国家》一书是发展和演绎韦伯“理想型”之作，试图通向对人类社会的整体解释。从韦伯综合人类多元本性的传统出发，本书以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四项权力说——经济、军事、政治、意识形态——为基本框架，以演绎的方法研究其互动关系及其对历史造成的影响。其次，本书综合了人的四个本性要素，并指出最重要的是意识形态权力和政治权力的结合。与传统社会科学聚焦于单一因素的解释不同，本书认为是四个要素的不同组合方式导致了各个文明的分野，且其中意识形态和政治的结合更为重要，轴心时代之后形成的世界主要宗教和现今诸文明体的对立就是该论断的明证。第三，本书适度使用了定量方法，得出了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模型。赵鼎新老师表示，定量方法在历史研究上的适当应用，可以将材料考据过渡到机制分析，将微观层面的叙事建构与宏观层面的历史过程有机结合，有助于增强历史过程判断的可靠性，这在儒法国家权力关系的定位、春秋战国分期的划定等问题上均得到了较好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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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老师分享
关于本书的内容，赵鼎新老师着重介绍了四个主题。一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及其统一进程。该部分在写作意识上隐含着与1648年以后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对比的思路，描述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态和战争频率的变化，解释中国的战争原因为何逐渐与欧洲相异，最终演化为土地战争的形态。二是游牧政权及其与农业帝国的互动。本书指出，游牧社会的稳定政体形式是游牧联盟而非游牧帝国，蒙古帝国的垮台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儒法国家的战略纵深与人口规模给予了游牧社会极大的压力，二者互动的结果是游牧帝国的“绝唱”。三是通过新儒学来解释中国历史上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结构性关系。该部分很好地解释了在新儒学与政治相结合、儒学社会形成之后，中国民间宗教为何多样化且高度地发展起来（相较于欧洲和中东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兴盛之后民间信仰单一化的现象）。四是回应了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问题。本书认为，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不稳定是工业资本主义出现的前提条件，中国正是在这一点上和西欧存在显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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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
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
最后，赵鼎新老师论及了未在本书中阐发的道家时间观。四要素演绎而成的四个机制形成了中国的稳态，但兴衰、好坏、福祸始终是既对立又可以互相转化的。“道可道，非常道”，历史的波动往往并非受制于若干有限的因素和机制的影响，而是随着情境的改变走向新的方向甚至是原有机制的反面。
接下来，与会学者逐一发言。陈苏镇老师首先从中国1960年代至1990年代的社会环境特点和时代心态出发，讨论本书的问题意识。政治和历史学习在1960年代的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这一时代成长起来的人对宏观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基本脉络有着特别自然的关注。1980年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为何曾在历史上长期领先世界而如今却陷入落后？中国过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阶段一度成为了焦点，当时出现了若干对其做出整体解释的尝试（如“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概念）。在1990年代，这种以新方法处理宏观历史问题的热潮在国内退却，而国外的社会学家依然在开展此类工作，《儒法国家》正是赵鼎新老师与西方学者的工作展开对话的作品。其次，《儒法国家》特别强调了军事权力的作用。以往的著作常关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要素，而将军事归为政治的范畴，本书特别强调春秋战国时期高频率和高烈度的战争导致军事成为了特别突出的要素——这也为秦汉时期形成高度集权的帝制国家提供了一种思路。第三，本书的理论模型将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做了比较，以四项要素的不同结合机制解释了中欧文明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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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
陈苏镇老师还讨论了史学界当前主流的中微观研究路径如何推进历史的宏观认识问题。例如，关于秦朝覆灭的原因，传统的解释是秦法过严导致百姓反抗。而近年对新出土秦简的研究则提出了另外的见解，即适用于关中的秦文化在推广到全国的过程中，遭遇了东方各国文化的反抗。又如汉末魏晋之变，一般的哲学史认为其中的一个表现是经学衰落和玄学兴起。但近年的研究表明，汉末魏晋之际的整体精神并没有衰落，经学在政权中的地位没有动摇。因此，陈苏镇老师认为，积中观和微观的史学研究之成果，亦可以勾勒出中国宏观历史的基本脉络。
方诚峰老师认为，《儒法国家》一书对中西方历史学研究成果做了批判性的吸收，对中国强国家传统的形成与维系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但“儒法国家”的概念是否足以描述中国历史这一问题有待解决。例如，书中认为佛教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贡献较少甚至是负面的。然而，从北朝及之后的佛教造像中可以发现，造像包含了为朝廷和皇帝祈愿的内容，也可以在隋唐时期看到统治者重视借助佛教的王权理论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又如，中国的一统实际上是在宋以后更为稳定，宋以前的历史以分裂和混乱为主，那么国家的一统和皇权的绝对性是否应该被考虑为游牧政权带来的影响，而不能完全归因于儒法国家的结构？再如，儒法国家的建制不能简单应用于中国的内亚边疆地区，对该部分疆域的控制实际上有赖于另外的国家建构模式。最后，书中认为新儒学与政权的结合形成了儒学社会（科举社会）。但是，对金、元科举社会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精英主导模式之研究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其之外的地区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儒学社会的概念可能并不足以描述整个社会的面貌。上述若干针对本书内容和概念的辨析，从不同侧面向儒法国家概念的解释力提出了一定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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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仇英《观榜图》（局部）
绢本设色，描金，34.4x638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罗祎楠老师指出，与现今历史学和社会学通常以实证材料构建理论的方法不同，《儒法国家》更多地是在表达学者对于世界的某种理解，即以认识论上的反思去整体地把握与阐明宏观历史——这一理解来源于赵鼎新老师本身的长时段经验（从1960年代至1990年代）。因此，就史论性而言，该书带来的启发是，不同年代的历史学研究者应该将史观带入材料的组织中去。罗祎楠老师进一步讨论了本书给予学界的六个方面启示。
一是从人的社会意义行动出发书写国家结构。本书关注宏观的历史，但切入点是人在应对竞争时如何争取资源，并将结构与机制视为人的社会性行动的资源。二是关于机制和机制格局的讨论，达成了从封闭性因果到开放性因果、并接式因果的转变。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对看似平面的机制艺术性地做了组合，拓展了历史解释的维度。三是生成性因果分析对文明分野的独特解释力。与一般从现象到原因的溯源式分析相比，赵鼎新老师从时代性的机制格局入手，解释机制的互动关系如何生成了不同的现象。四是道家时间观构成了对机制分析的有力反思。在特定的时间总结出的因果机制，在变动的情境下有可能产生别样的效果，甚至走向机制的反面，而其中的变化就对研究者的发问艺术提出了要求。五是历史的选择有其宿命性。人们看似自由自主选择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结构的约束，而这种不自知的行动预示着历史选择的宿命。六是使用非控制性比较的方式开展比较研究，进而在历史的质性特点上呈现比较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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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现场
随后，赵鼎新老师对各位与谈人恳切的评论表示感谢并做出回应。相较于1980年代学界对宏观历史结构的关注，赵鼎新老师指出，《儒法国家》的核心是从行动者出发，而非在结构的层面谈论宏观历史——结构和机制反而是行动者借以博弈和选择的资源。其次，赵鼎新老师十分认同“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表达的是研究者对世界的某种理解”这一评论，并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虽与考据材料和经验密不可分，但真正见功夫之处乃是学者本身的眼力，即如何在事实间建立起更加可靠的关系，写出更好的故事。这需要学者具备极强的敏感性和反思能力，能够在看似山穷水尽之时“发前人之所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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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Dingxin Zha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赵鼎新老师还回应了针对本书内容的相关评论，指出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同西方学界对话，所以中文版在文章篇幅和内容取舍上存在内在的困境。赵老师坦言，虽自己已认识到至少在唐代，皇帝个人会因为各种原因将佛教纳入政治层面，但在处理佛教对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一问题上确实存在轻率的一面。但本书更多的取舍安排有其现实考量，这与儒法国家的核心概念与主要对话的理论有关。游牧社会入主中原的确给农耕帝国带来了新元素，宋以来少数民族政权幕僚水平的提升也增强了中原帝国与边疆的互动，公共地产的比例有地域差异……但考虑内容的“经济性”后，本书还是着重关注那些对儒法国家结构造成核心挑战的冲击力量，并指出儒法国家在多次扰动之后依然是持续回归的状态。此外，本书采用“pick & fight”的对话方式，主要驳斥唐宋变革论、加州学派和新清史的一些观点，无意将内容组织得太散，故必须做出取舍。
活动最后，赵鼎新老师就现场师生提出的历史学如何回应以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史、影响人们行动的价值观念在历史上的流变、是否可以用本书的理论内核解释科学革命、环境和技术等外生变量如何融入本书的理论分析框架、历史理性在历史学成为科学之后是否能够成立、学生在中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予以回答。至此，本次“文研读书”活动在热烈的气氛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