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7日上午，“北大文研读书”第53期在线上举行，主题为“小冰期、物价变动与明清鼎革——卜正民《崩溃的代价》研读会”。《崩溃的代价》一书作者、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卜正民（Timothy Brook）作引言，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主持，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教授吴滔、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赵思渊、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副研究员申斌出席并参与讨论。
本次研读会围绕卜正民老师的新著《崩溃的代价：小冰期与明朝的覆亡》（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展开。研读会伊始，刘永华老师对《崩溃的代价》作简要介绍。有关明朝覆亡的原因，学界曾经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有种看法认为，17世纪海外白银流入的减少，对晚明政治、经济带来剧烈的冲击，是明朝覆亡的重要原因。本书通过吸收气候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将气候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落实到粮价变动，特别是灾荒粮价飙升的层面，强调气候变动对晚明社会的深刻影响，进而与此前学界提出的海外白银流入减少说进行对话，为理解明清鼎革提出新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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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随后卜正民老师就新书的写作初衷、问题意识、主要论点、研究方法、考察难点及其应对方式等话题，言简意赅地进行分享。在1990年代写作《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The Confusions of Pleasure: Commerce and Culture in Ming China）一书的过程中，卜正民老师多方搜集明代一般商品物价的相关数据，发现三种不同来源的数据可作参考：第一是官方文本，官府为了防止强买强卖或估算赃物价值，规定了各种物品的价格，这类价格数据数量最多、最为系统，但可靠性不高，因为它们不是商业交换的直接结果，而是来自官方的限价或估价，属于财政价格；第二是私人笔记，这种记录的随机性较高，系统分析难以开展；第三是地方志，方志的灾异部分记载了粮价，主要是灾荒引起的粮价，显示了不同区域饥荒的严重程度，信息可靠性较高。他从中搜集到777个粮价数据，并专注分析其中关于饥荒粮价最可靠的几组数据。他提到，此前学界主要依靠以自然科学手段获取的树木年轮、冰川截面等数据来了解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动趋势，但他发现利用文献记载中的灾荒物价，可以更好地了解气候变动对人类生活的冲击。在这些数据呈现的历史图景中，有三个重要时期，其一是景泰皇帝统治时代（1450-1457），其二是万历十二、十三年（1584、1585），最后是1638年前后。在最后一个时期，粮价上涨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地方志数据中约14％来自此期。为了分析这些数据，卜正民老师转向小冰期寻求解释，最后发现明朝崩溃与气候变化之间存在难以分割的关系。卜正民还讨论了气候和历史之间的关系。他提出了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历史上中国和欧洲面临相似的气候趋势；第二，小冰期降低了当时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生存能力；第三，崇祯末年的气候危机，消耗了明朝末年的存续可能；最后，不是气候控制历史，而是历史不能忽视环境变动；当然，明朝崩溃是多重复杂的历史因素交叉影响的结果，但是不谈气候，就无法分析人们生活与国家政治中的成功与失败；不重视历史上人们具体的生活条件，就无法获悉具体时段中人们的生活状况及其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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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
[加]卜正民 著
海南出版社，2023
吴滔老师结合近年开展的明代价格研究谈了自己的阅读体会。他首先高度赞赏卜正民老师本书所引材料之丰富，除了官方文献、私人笔记、地方志等基础史料之外，还有诸如西班牙商人与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记录、西人游记和传教士记录等珍贵西文材料。同时，吴滔老师也指出，明代价格史研究的史料空间分布不平衡，北京、江南、北部边防沿线、东南沿海地区价格数据相对比较集中，对于价格研究，目前与其平均用力，不如在明代国家社会经济运作的关键区域加以突破，而以上这些区域既是明代国家财政供需的重点地区，也是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其次，吴滔老师充分肯定了灾害记录价格数据作为一种独特的代理资料对环境史、价格史研究的重要价值，之前有学者如全汉昇、寺田隆信、彭信威等对《明实录》中特别是长城沿线的灾害史料进行过初步整理和分析，奠定了明代价格史研究的基础，也留下不少继续探索的空间，因为灾荒价格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如何剔除干扰信息是研究的难点之一。吴老师提到，他曾在河南巩义发现了一方清乾隆年间的碑刻，碑阳部分描绘了大旱爆发后的惨状，碑阴部分则记录了当时各类物品的价格，生动地反映出灾后价格此消彼长的趋势，谷物及其他食品的价格大幅上涨，土地、屋宅、建筑材料的价格大幅下跌，甚至平日不在市场交易的榆皮、野菜等稀缺物品也会在灾害发生后作为日常食物的替代品形成高昂的市价，对于这些特殊价格的数据完全可以用相对价格的结构分析法加以处理。而卜正民老师在《崩溃的代价》中建立的一套利用灾荒价格研究价格史的全新研究模式，为未来进一步的探索提供了宝贵经验。吴老师还专门介绍了这本书的结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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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车
《天工开物·乃粒》
除了前言、后记，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崇祯末年桐乡下层知识分子陈其德两篇文章《灾荒纪事》《灾荒又记》入手，引出物价史和气候史的话题，但论述并未局限于灾害记录本身，而是围绕度量衡、货币、财政等价格史研究的核心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讨论。第二、三章分别阐述万历朝的物价体系和海外贸易、白银流入的关系。到了第四章又回到灾荒时期粮价的话题，通过从3000余种地方志中搜集的777条灾荒价格建立起明代历史气候的模型。第五章则侧重对崇祯年间物价飙涨现象的专门分析，对晚明气候变化、十七世纪危机、物价革命等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解释。第一、四、五章主题相对连贯，第二、三章表面上略显突兀，实则非常重要，无论是物价史还是气候史，都必须置于整体性视野中进行考察，如此方可深入了解明中后期的整体物价情况及其与气候史的关系。在过往的研究中，灾荒记录中的物价材料并非罕事，但往往得不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因为它产生于极端时刻，并不反映商业交换的一般情况。然而，在明代各类文献中，有关市价的直接记录非常稀少，间接数据除了灾荒价格，还有数量更为丰富的财政价格。这些财政价格数据既包含财政收入领域的赋役折价、物料折价，也包含财政支出领域的俸粮折价、召商采买价等，更有常年不变的则例价格，如何看待这些价格数据的性质，厘清干扰要素，拨开历史谜团，最关键的一环是对这些价格数据形成的年代进行制度史的剖析，进而判断它们与市价的关联。卜正民老师通过灾荒价格了解明代价格变动的思路，虽然没有专门处理财政价格数据，但在原理上也为后续处理财政价格数据的工作提供了某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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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曲线
另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体会是，卜正民老师的研究中，自觉地运用了不少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比如第一章介绍完陈其德的故事后专门论及对于“价格公平”的理解，将西方前古典经济学时代的理论与中国古代物价相关的政策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战国秦汉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将干预哄抬灾后物价视为己任，尝试建立了常平仓等一系列制度性举措；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也为如何平衡商业利益和伦理正义而争论不休，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公平价格”概念，在中世纪的欧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对于高利贷利润是否合乎道德、该不该加以管制的讨论一直延续至近代早期。在第三章关于物价、白银、海上贸易的研究中，卜正民老师多次采用了重商主义的研究视角。16-18世纪兴起的重商主义经济学思想，关注点从伦理和正义转向生产、增长和财富，侧重对贸易差额和经济增长的分析，认为国家财富可以用贵金属的拥有量来衡量，而贵金属拥有量的增加又取决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这一观念直接影响到当时的国与国之间关系（也包括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卜正民老师对南中国海贸易体系基础上全球货物流动的论述，正是基于那个时代重商主义背景展开的，他对中国、日本、西班牙、秘鲁之间的市场份额零和博弈的精彩分析，涉及朝贡价格体系和离岸贸易体系的联动，颇具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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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矿开采
《天工开物·五金》
赵思渊老师的分享更侧重气候史。在既有的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小冰期都是重要话题。正如卜正民老师书中所用材料所示，过去建立历史气温变化理解的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指标便是物候，这些记录通常可见于农书、日记、官方奏报、地方志、文集诗歌等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料，构成了我们推断某一历史时期气温较之当下偏冷偏暖的依据。此外，极端气候事件也可作为参照，书中提及的万历早期水灾旱灾便是其例。此外还有树木年轮、冰川截面等更偏向于自然科学的考察指标。就中国历史研究而言，为期500年的小冰期内部仍然存在多次气候波动，不同学者对其判断有所差异，但多数学者同意明代末年（1610-1649）属于寒冷期。最近有学者用新的方法重新检验这一判断，如刘炳涛在《明清小冰期：气候重建与影响——基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研究》（中西书局，2020）中依据明末江南官员祁彪佳日记等多种文献所记录的长江三角洲花期差值，推算1521-1649年都处于小冰期内的相对温暖时期。不过许多文献记录之间还存在分歧，有许多讨论空间。另外，之前提到极端气候事件指标，根据当时记载与当前气候重建，万历二十八年（1600）由于秘鲁埃纳普蒂纳火山爆发，造成整个北半球在1-2年内气候急剧转向延续十几年的寒冷，这对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农业生产造成显著打击，若干种农作物种植周期向后推迟一个节气，但也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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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年秘鲁埃纳普蒂纳火山（Huaynaputina）
爆发后北大西洋地区气温变化
"The 1600CE Huaynaputina eruption as a possible trigger for persistent cooling in the North Atlantic region," Climate of the Past, 2022, Vol. 18
近几年的环境史研究发现，寒潮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的黄海鲱鱼种群向山东靠近，反而使得山东沿海渔业得到成长，甚至兴起一波渔业移民热潮，且一直延续到18世纪（李玉尚：《1600年之后黄海鲱的旺发及其生态影响》，《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所以，寒冷因素对于广义农业生产的影响或许需要更复杂的解释，种植农业受到消极影响，渔业等其他农副业或许意外受惠。与灾荒伴生的另一个问题是疫病。在明代末年华北可以频繁观察到大范围鼠疫的爆发，陈其德在《灾荒纪事》中也记录崇祯末年江南在灾荒与战乱后疫病开始流行，“甚至一二十口之家，求一无病之人不可得。又或一二十口之家，求一生全之子不可得。”当时文献中记载的大规模流行瘟疫有“羊毛瘟”“疙瘩瘟”等说法，从现代传染病研究的角度来看很可能是鼠疫。总之，从气候史的角度来看，过去历史地理学、环境史通过物候、极端气候事件等因素正在渐渐建立起小冰期气候变化相对连续的时间序列，但其中还有非常多值得继续讨论的空间，同一时段不同文献之间的分歧也非常值得进一步辨析；本书的启发在于打开更为丰富的讨论空间，更进一步把气候因素带入明清鼎革迷人复杂的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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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繁会图》 药铺
绢本设色，44×350cm
中国国家博物馆
申斌老师认为本书是继中西大分流、全球贸易网络之后，另一个把中国史内在话题即明朝崩溃，带入全球视野背景下探讨的尝试，这让非中文世界的读者拥有另一个在全球史背景下了解中国史内在话题的契机，非常值得肯定。要构建“小冰期-水旱灾害-农业收成变化-灾荒-（粮价波动）-明朝崩溃”的严密论证逻辑链条难度极大，主要挑战来自史料固有的局限性。对于类似的问题，研究者一般只有两种选择：出于论证的谨慎而搁置问题，或在对局限性做充分估计和声明后，竭尽一切可能尽力作答，本书是第二种做法的代表。卜正民教授在本书中竭力对明代价格、生活消费水平和收入水平作出估算，其中可以讨论的地方当然有很多。但是数据好像钟表，再好也不能指望它一秒不差，再坏也比没有好，它会给我们文字叙述之外的另一种历史感。申斌老师进一步就价格数据史料解读利用的方式展开分享。第一，过去经济史的价格研究存在对市场价格的迷思，即汉密尔顿所说“不受政治胁迫的主体，在公开市场实际支付的价格”；但在明代，很少存在汉密尔顿定义的“理想”价格。本书作者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不但对价格数据性质表达了慎重态度（比如多数价格数据不是来自开放市场，而是得自地方官府用于预算的记录或行政管理的规定），并且几次在书中表示，本书与其说是价格史、经济史，不如说是通过价格去看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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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 《清明上河图》（局部）
绢本设色，34.8x804.2cm
台北故宫博物院
进一步而言，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前近代的价格大概都是嵌入到特定的政治、社会关系下生成的，只是由于明朝多数价格表现为财政记录，这一特点更加明显而已。第二，过去经济史研究把价格数据作为历史事实和研究材料，通过价格历时变动看景气循环，通过价格共时联动看市场整合；更进一步，通过价格形成机制观察社会或市场的性质。那么能否更进一步，把记载下来的价格数据作为文本和研究对象，来看我们用的价格数据史料是在怎样的社会生活、官僚行政的过程中，由谁通过怎样的机制制造出来、记录下来，被编纂后流传至今的？这个价格数据史料的生成机制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的反映。例如，本书用价格来考察灾荒问题之所以可能，前提是粮食的商品化程度较高。这一考察也是利用价格数据来探究社会经济事实必要的史料批判前提。在此意义上进一步延伸，价格数据史料的解读需要同时关注价格数据的生产系统（财政系统的价格、政府调查价格、民间交易价格等）和记载价格数据的文献系统，辨析史源关系。如卜正民教授引用李剑农的研究，将《大明会典》所载计赃时估年代定为洪武元年（1368），但根据高寿仙老师考证，应该是弘治时期（1488-1505）。第三，本书对于价格数据使用的启发还在于对数量史料的定性解读。明代价格数据很多是散碎的，很难说符合统计分析的要求。而本书作者针对不同时间、地点的大量琐粹且差异很大的物品价格资料，不进行计算，而是按照价格的数量级（两、钱、分）加以分类，有助于对不同消费水平、商品类别的认识，尤其是胡椒价格量级变化就很能说明问题。价格史主要不看绝对值，而是看波动趋势，以及波动范围，所以对多来源价格数据的量级解读，以及预算性质、相对恒定的财政价格都可以用来观察长期波动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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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英 《耕织图》册 插秧
绢本设色，35.4x35.9cm
台北故宫博物院
第四，中外史学家围绕18世纪中西大分流以来人们生活水平和实际工资开展了大量讨论，但是把时间上推到明代的非常少，近年才有刘紫昂等的讨论。本书重要贡献在于构建维持生存与体面生活的两个消费篮子来讨论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收入水平。对此，申斌老师指出消费篮子构成的处理应兼顾一般经验和当时史料佐证，对书中温饱线设置等细节指出可深入讨论的空间。第五，关于如何利用异常价格，传统的经济史分析往往倾向于排除灾荒价等所谓“异常价格”，但在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确立、系统资料留下来之前，历史上官私资料记录的主要是“财政系统的价格”和极端情况的价格（灾荒价格），思考所谓“异常价格”的利用方式就很有必要。作者将灾荒时期的粮价作为观察气候的指标，是很有启发的新思路；作者认为饥荒时期粮价（极端高价）的变动趋势，也可以代表一般性粮价（价格）变动趋势，这也为极端价格解读利用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申斌老师也点明困惑之处，如果假设价格可以作为灾荒程度（气候极端程度）的指标，那么灾荒粮价的变化趋势主要反映的是灾荒严重程度的变化趋势，而不能代表一般性价格趋势，其中或许存在些微矛盾，值得继续探讨。最后，申斌老师指出价格对不同的人的意义不同，受到价格变化影响的是不种地的市民阶层，对农民来说，连续三年饥荒才会威胁到生存，而且由于可以选择逃荒，大面积灾荒才会威胁到生存。文章很多例子来自江南，但是因为灾荒发生叛乱的恰恰不是江南而是陕西、中原，全书结语引用陕西碑刻回应了这一点，但若对北方灾荒多做点介绍，或许更便于读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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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周 《空林积雨》
绢本水墨，29.2x21.7cm
北京故宫博物院
明成化年间苏州水灾
刘永华老师从气候史和物价史两个方面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在气候史方面，刘永华老师反复提及气候变动是历史变迁的重要课题，但深入讨论如此重大的课题并不容易，法国年鉴派史学家勒华拉杜里的气候史著作，在重建近千年全球气候变动方面贡献很大，但他拒绝讨论气候对于人类的影响，这应该是出于谨慎，但历史学家也不能因出于谨慎或任务艰巨，放弃对气候如何影响人类生活的探索。《崩溃的代价》创见之一便在于，用灾荒价格作为主要抓手，讨论气候变化如何影响人类生活，致力于考察晚明的官员、士人与普通民众如何感知和认识气候变化及以此为背景出现的物价变动。卜正民老师的新著提及，明代的许多灾荒物价数据，记载于地方志的灾异部分而非食货部分，这从侧面说明了当时人们不仅仅把物价视作经济现象，这一点值得注意。近年来从文化史角度讨论灾异的论著为数不少，但还很少有研究者把物价当作与灾异密切相关的现象，从文化史的角度加以解读。以卜正民老师的工作为基础，有可能串联气候史、经济史、物价史和灾荒史等不同领域。在价格史方面，刘永华老师指出明代系统的物价材料难以找到，散碎的材料又使研究者在重建物价变动系列方面面临巨大的困难。本书对于物价数据进行了分类和探讨，将这些数据分为市场价格、灾荒价格和财政价格，这种清晰的类型化处理和系统分析意识，对于明代价格史料的解读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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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线上留影
同时，顺着吴滔老师和申斌老师的发言，刘永华老师指出除了上述三种价格，明代还存在其他价格，如薪俸的折价、官府开仓赈灾时规定的粮价、人情价（即给亲友的优惠价）、徭役的估价（这种劳务价格形成的机制，可能与雇工的市场价关联较小，而牵涉更多的是服役过程中民众所需承担的种种负担，包括来自衙门的勒索）等不同类型。他认为，对于不同类型的价格数据，不妨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思考与探讨，对这些信息的制度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的解读，都有可能拓宽目前价格史研究的视野。此外，针对《崩溃的代价》有关明代粮价增速的相关论述，刘永华老师还尝试对粮价增速进行了重新估算。他指出，若以弘治年间为起点估算万历初年前和此后粮价变动的速度，则会发现万历初年开始粮价似乎出现了增速加快的走向，对此或许应该考虑到货币供给的变化，即日本和美洲白银的输入在其中扮演角色的变动。在此基础上，或许可以进一步思考，白银输入引起的物价增速的变动，如何影响晚明民众的生活，又如何与气候变动引起的灾荒价格交相影响，从而在明朝的覆亡中可能扮演了比本书愿意承认的更为重要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