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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生学术论坛13】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 (下)

发布时间:2019-03-23

 

菊生学术论坛|第13

2019323日至24日,由商务印书馆、文研院合办的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论坛的议题为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来自国内外二十余名学者参与讨论。

 

本次论坛的内容由周观晴、钱婧、毕悦、李玉蓉撰稿,孟繁之校读。文章分成两篇进行推送,本次推送的是论坛内容的下篇。

 

第三场

 

24日上午,论坛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辉主持。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梁云首先以天地合祭——秦汉畤祭考古发现带来的思考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宗庙畤祭是秦汉畤祭考古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秦汉礼制文化的重要突破口。

 

近年来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秦汉畤祭考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20042005年在礼县鸾亭山(西畤)、20162018年在凤翔血池(北畤)、2018年在宝鸡吴山遗址(吴阳下畤)等三处遗迹的勘探和发掘工作。虽然这三处遗迹所处年代相近,但是形制特征各有不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玉器组合的比较,三处遗址均出土了玉人,但在鸾亭山遗址还发现了圭和壁,在血池和吴山遗址则发现了璜(珩)和琮;二是祭祀场所的比较,鸾亭山遗址保留了相对完整的祭坛景观,在血池和吴山遗址则主要发现了祭祀坑群,而祭坛和祭祀坑群合二为一恰可勾勒出秦汉国家祭祀的完整面貌;三是祭祀单位的比较,鸾亭山遗址的祭祀单位种类较多,包括过亭式房子、灰沟、圆形烧土坑等,而后两处遗址的祭祀单位则主要是车马坑。

 

凤翔血池遗址

 

总体来看,血池和吴山遗址的形制结构大同小异,而与鸾亭山遗址大相径庭。梁云教授指出,应从古代用玉制度的角度入手,解读上述差异性。《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苍壁礼天,以黄琮礼地。也即古代祭天用圭、壁,祭地用琮。因此血池、吴山遗址出土玉琮的祭祀坑,应是祭地的遗存,其祭祀的对象是地主。这表明,秦汉畤祭除了祭天外,还包括祭地的活动,但后者不见于文献记载,是考古发现提供的新信息;目前考古勘探发掘呈现的还只是秦汉畤祭的局部和片段,其全貌还有待更为细致的研究和考察。

 

出土玉器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田亚岐带来了主题为血池遗址考古发现与秦汉雍郊祭天礼仪程规的复原研究的报告。雍城是自战国时期到王莽之前长达700多年的秦汉国家祭祀中心,是唯一由天子亲往祭祀之地,也是表达君权神授”“国强民丰等政治理念的场所。

 

自本世纪初开始,有关城、陵、国人墓葬的发现和布局,已经显现出了雍城的基本格局和历史沿革;但遗憾的是,文献中大量记载、且与都城关系密切的(秦汉郊祀场所)却不见踪影。

 

血池遗址是雍郊地区文化遗存的首次发现,标志着雍城考古的突破性进展,填补了学术领域的一大空白。血池遗址考古遗存主要包括坛场、祭祀坑、建筑遗迹和道路系统等四个方面,对于探究秦汉雍城畤祭场所的完整结构和功能区具有重大意义;另出土玉帛、车马器、兵器、陶制建筑材料等四类文物,为确定遗址的年代和畤祭性质提供了宝贵的基础材料。

 

血池遗址是继鸾亭山遗址后,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的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遗存,且与古代文献记载相当吻合,功能结构趋于完整。血池遗址的发现,有助于完整复原秦汉雍郊祭天礼仪的场面和流程,具有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例如,血池遗址对于确定从长安出发的汧渭古道走向提供了重要参考;血池遗迹的得名,为复原祭天礼仪中的省牲和聚血环节提供了具象生动的历史场景。在今后的遗址保护利用过程中,应坚持考古先行的原则,通过持续开展工作,服务于当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需求。

 

血池出土陶器

 

国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游富祥结合自身考古研究经历,分享了2018年陕西吴山祭祀遗址的考古发掘和收获。镇山是一座特殊的名山大川,作为国家镇物存在,寓意深远;吴山作为中国五大镇山中的西镇山,承载了身后的历史和政治内涵。

 

吴山遗址是一处自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祭天遗址,保存状况较好,且与雍山血池祭祀遗址性质相同,即为秦汉雍五畤之一。经过近三个月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共探掘面积800平方米,发现车马祭祀坑8座,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包括保存完整的马骨、青铜车马器、玉器等,为确定遗址的性质和功能提供了较为详实的佐证素材。经鉴定,吴山遗址的上限年代较血池遗址略早,但具体年代尚待进一步研究。

 

尤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山遗址发现的8座车马坑中,有7座均出土铁锸,这表明铁锸已经不仅仅是农具,而是与车马器、玉人、玉琮一样,具有鲜明的祭祀属性;而与吴山遗址同时期的血池遗址中却并未发现铁锸,说明铁锸是吴山遗址特有的祭祀用品,针对特定的祭祀对象,这对判断吴山祭祀遗址的性质有重要的指示意义。《史记·封神书》载: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皇帝;作下畤,祭炎帝。炎帝因发明耒耜农具而被历代奉为农神,故以铁锸祭祀炎帝最合适不过。据此判断,吴山祭祀遗址应为秦灵公所立祭祀炎帝的下畤。

 

吴山遗址出土的玉人和玉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刘瑞报告的主题为汉长安城天地祭祀与城市布局的几个问题。称据文献记载,西汉早期的祭祀系统和宗庙制度极其庞大复杂,这是由于战国时属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域的各种祭祀,在统一后的汉王朝中基本都得到了尊重和推崇。汉初并无祭祀天地的礼节,文、景时期虽祭祀等级逐渐提升,但并未增加新的祭祀种类;及至武帝,儒生地位日益提高,对天地的重视愈发加强,祭祀天地的礼节才正式确立。王莽以长安城为中心,明确以南北向为祭祀的主方向,进行祭祀的重新布局。长安不是一天建成的。长安城祭祀主方向的变化,反映了城市布局的动态变迁。

 

刘瑞研究员认为,西汉早期的长安城是一座朝东的城市。经考古发现,长安城五座年代各不相同的祠畤,大致分布在一条自东向西的祭祀线上,即从甘泉宫延伸到后土。至西汉晚期,都城主方向才转而朝南,形成了自尖山到田井的南北轴线。传统观念认为,北为阴,代表地;南为阴,代表天。长安城都城轴线的重大变更,恰恰是汉代天地观念的阐发。这种观念屡见于我国古都城中,如战国时期秦帝国兼有南北和东西轴线,其中南北轴线从嵯峨山延伸到阿房宫;今北京天坛和地坛的相对布局,也反映了南天北地的要求。对于城市轴线以及各时期营建思想的研究,对从全局上认识汉长安城布局、从历史角度认识古代都城设计理念等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南天北地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田天带来了主题为从秦的庙制再谈秦汉祭祀的连续性的报告。宗庙在古代中国存续时间长于帝国传统,宗庙制度可被看作具象化的古代家族关系、家国关系;反过来,宗庙制度也制约着家族中人,反映出礼制、人情及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史学界普遍认同汉承秦制的观念,但在祭祀、宗庙等与文化、礼仪相关的诸方面,秦的影响也还值得更细致地探究与梳理。

 

事实上,西汉一代所行用的宗庙制度,与祠畤祭祀传统一样,都来自秦代。里耶秦简保存了秦始皇二十六年的一份行庙记录;近年新公布的岳麓简简文中,更明确提及泰上皇祠庙在县道者,即指县邑均有太上皇庙。这说明汉代的郡国庙应上溯到秦代的群县庙传统,而后者则在文献中失载了。

 

田天教授还结合相关历史文献,重点解读了秦二世的宗庙改革。《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天子仪当独奉酌祠始皇庙。自襄公已下轶毁,所置凡七庙,群臣以礼进。以尊始皇庙为帝者祖庙。秦二世设立的迭毁制度受到了贾谊的猛烈抨击,认为其重之以无道,坏宗庙,这一制度也并未被西汉完全继承。但秦设立帝国宗庙祭祀制度上所作的推进,值得再次考察。田天副教授总结说,在研究汉代诸多制度时,应注重秦汉制度的承继和延续性,特别要放在秦大一统的背景下加以探讨,这是未来一个可能的研究方向。

 

东海神庙

 

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王富强结合当地最新考古研究进展,分享了莱州东海神庙考古调查与勘探的情况。莱州历史悠久、人文资源丰富,自夏朝至清朝,行政区划几经变更。东海神庙为我国历代封建朝廷帝王祭海之地,为国家祀典之所。《汉书·地理志》记载,在东莱郡临朐县(今山东莱州市西北)有海水祠,这可能是莱州东海神庙的渊源之一。宋代正式修建东海神庙;经元、明、清几朝多次翻修和扩建,东海神庙达到了空前的规模。经过调查和勘探,除部分建筑损毁较严重外,诸如戟门、东西廊坊、大殿等主要建筑的规模和布局业已探明;另出土了较多建筑构件和少量生活用具等文物,且时间跨度较大,有些文物甚至可追溯到宋代。未来对于东海神庙遗址还存在广阔的勘探和研究空间。

 

最后,王富强副馆长集中探讨了海洋祭祀礼制与华夏文明的宇宙观的关系。学界对于祭祀礼制的探讨,主要是站在中原文明、农业经济主导的文化背景下,对于滨海聚落的海洋崇拜乃至帝王海祀的关注不足。早期滨海聚落中祭拜遗存的发现无疑可以作为海洋祀典的源头,但从聚落的原始信仰上升到宇宙观,应该较陆地经历了更艰辛、更漫长的历程,而且是伴随着东方滨海区域文明化的提升而展开的。从汉唐的海水祠、海神庙,到宋元明清的海神庙和妈祖庙,海洋信仰的层次不断提升、更加清晰,反映了海洋信仰随着中国政治中心东移而深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妈祖庙

 

第四场

 

24日下午,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焦南峰主持最后一场论坛。第一位作报告的是甘肃省考古所王辉研究员,他介绍了甘肃省内与秦汉祭祀相关的三处考古发现(鸾亭山遗址、四角坪遗址与天水平南遗址),并根据三处遗址的挖掘情况与出土文物进行了分析与判断。他认为鸾亭山山顶在汉代是一处皇家祭祀场所,该处出土的玉器为研究汉代郊祀用玉及相关礼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而四角坪遗址出土的战国晚期的板瓦、筒瓦、瓦当、地砖等建筑材料与勘查所发现的夯土版筑结构,表明该遗址功能的单一性,应为一处祭祀遗址;平南遗址所存的两座方形坑形制和埋藏方式,亦显示其很可能是秦汉时期的一处祭祀遗址。不过,王辉研究员强调,这些遗址为研究秦汉祭祀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考古勘测确认与细致的文献研究。

 

鸾亭山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罗丰的报告题目为东海子与秦汉朝那湫渊遗址。他从祭祀、诅楚文、考古钻探及环境分析四个方面展开对朝那湫渊遗址的介绍与分析。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及朝那鼎的出土情况,他指出朝那湫渊与黄河、汉水、长江在秦汉时期并列为祭祀的四大名川,而秦人祭祀湫渊的传统应与战争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诅楚文石刻即为有力证明。至于朝那湫渊的确切位置,始终存在争议,200711月固原原州区开城镇马场村出土的一块残碑铭文,揭示朝那湫渊具体位置应在固原的东海子。据此,宁夏考古所等单位对东海子进行了考古勘探、钻探,通过对东海子的地层钻孔取芯及样品的环境分析,指出东海子地层底部较正年代应处于全新世早期,具有地层受扰动较小、气候较为冷干与历史环境稳定的特征。同时数据表明,东海子在西汉时期(2000年前)发生了明显的针叶林退化现象,推测森林退化与西汉时期人为砍伐活动有关。对东海子的环境分析,为研究秦汉朝那湫渊遗址提供了新的线索,也为检测历史文献与现代技术手段是否完全吻合提供了一次有益尝试。

 

朝那湫诅楚文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李旻作了题为考古人类学视野中的《禹贡》空间秩序的报告,他通过比较《禹贡》文本中的空间秩序与考古学构建起来的历史空间格局,来探究《禹贡》空间思想的发生与记忆传承,并试图重构战国时代晚期成型的帝国蓝图。他认为帝国山川——“圣地”——的连接构成了第二次大一统的空间网络结构,而这些圣地都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与知识来源。从两个时间幅度,即《禹贡》空间思想的短纪年(short chronology)和长纪年(long chronology),李旻教授不断推衍出多重的历史空间秩序,认为《禹贡》空间结构具有宗教性与表演性;而《禹贡》自述的龙山时代至西周时期,具有大幅度拓宽的空间网络与高地社会的连贯性特点,为《禹贡》的空间幅度与知识幅度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最后,他引用法国汉学人类学家沙畹、葛兰言对傩祭禹步象征巡游九州的分析,指出《禹贡》文本是一份宗教篇章,也是一份对政治空间蓝图的系统表述,它阐述的是一种辐凑结构的王权理想,并非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描述,亦启发后人应尽量保存文献,而不是基于现代人的理性全部否定;信古也不是要放弃史料的批判精神与方法,而应避免出现历史的真空与跳跃。

 

《禹贡》空间结构与表演性特征:禹步身体技艺与仪式性力量

 

日本东亚大学教授黄晓芬作了题为《东亚文明视野下的祭祀遗存》的报告。她试图在东亚文明的宏观视野下思考东亚不同地区祭祀遗存之间的内在联系。首先,她根据对陕西三原县嵯峨乡天井岸村的汉代祭祀遗迹的实地测量与文献分析,建构起三原遗迹与汉代长安城的联系,指出汉代长安城建筑具有精确的正北方位测定技术,以渭水为中心呈南北阴阳对峙;而汉墓法天象地的墓葬形制的发展与变革亦有力的说明了汉代长安城天地山川与人工建造物均呈现出以中心对称配置与中轴线特征。接下来,她介绍了汉魏时期交趾郡(今属越南)太守士(燮)王墓与日本飞鸟宫藤原京立地景观均具有南北轴线对称特点,指出古代东亚祭祀制度之间的共性与东亚文明的传播与联结。

 

飞鸟宫龟石

 

自由讨论环节,各位学者就论坛两天内报告中尚存疑的具体问题进一步展开了讨论,认为需要重新审视以往有关秦汉祭祀制度的研究,需要结合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对秦汉祭祀制度的因革损益进行新的分析与探究。最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唐晓峰教授进一步强调国家祭祀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祭祀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尤其在改朝换代时期,秦汉祭祀的变革性与继承性对于政治的整合与统一至关重要;而今人在勘测与考察每一个古代祭祀遗址时,不仅需要注重遗存的地表建筑所承载的多重历史意义,亦需关照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

 

论坛最后,李零教授对本次论坛做总结发言。李零教授回顾并阐述了秦汉祠畤与历史记忆这一论坛选题的初衷,强调自三代到秦汉祭祀制度之因革损益对于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的影响。他认为,考古研究与历史研究犹如破案,需要不断还原现场进行求真的探索;同时历史充满了变化,如何认识历史记忆本身就成为一个需要追问的问题。他强调:疑、信互为表里,疑不等于科学,信不等于迷信,建构说往往沦为虚构说,解构说往往沦为证伪说。而对于秦汉祭祀制度的研究与探索,为重新思考疑信问题、延续性与断裂性问题,以及历史记忆问题提供了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