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nner

【菊生学术论坛13】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上)

发布时间:2019-03-23

 

菊生学术论坛|第13

2019323日至24日,由商务印书馆、文研院合办的菊生学术论坛第十三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此次论坛的议题为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来自国内外二十余名学者参与讨论。

 

本次论坛的内容由周观晴、钱婧、毕悦、李玉蓉撰稿,孟繁之校读。文章将分成两篇进行推送,本次推送的是论坛内容的上篇。

 

第一场

 

23日上午,第一场论坛由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王芬主持。文研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开宗明义阐明了此次会议的宗旨: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在于因革损益四个字,研究祭祀,也即是从字入手——古人主要依靠祭祀来传递历史记忆。秦汉祠畤分东西二系,《史记》《汉书》说的封禅主要指山东境内封禅泰山、祭祀八主(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的活动;郊祀主要指在陕西、山西境内围绕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和雍五畤的祭祀。

 

李零老师发言

 

李零教授的发言大体可分为两个部分:他首先辨析了”“的概念,并简要介绍了《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中所记载”“的情况不同,宗庙在宫里,陵庙在陵前,是祭祖的地方,而祠是郊祀之所,祭祀对象是天地五帝、名山大川和各种鬼神。祠作动词,指郊祀,作名词,指郊祀之所。秦汉时期,祠是郊祀之所的泛称。《封禅书》《郊祀志》偶尔以庙称祠,有时可以互换,含义好像差不多,但汉代的庙,多指宗庙、陵庙。宗庙在宫里,陵庙在陵前,是祭祖的地方,而祠是郊祀之所,祭祀对象是天地五帝、名山大川和各种鬼神,两者又有区别。

 

鸾亭山遗址的出土物。鸾亭山遗址是汉代遗址,可能与人先祠有关。

 

是郊祀之所中地位最高的一种,主要流行于秦代和西汉,专指祭祀天地五帝的基址或场所。古人多以止、阯训,以为神灵之所止,也就是降神的地方。西土之畤以雍地为中心,向西可至甘肃、宁夏、青海一带。文献中与陕西地区有关的主要有十畤,即所谓西土十畤,其中吴阳武畤、雍东好畤最初可能昉自西周,西畤、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畦畤是秦时的畤,北畤、泰畤是汉代新立的畤。秦时的畤主要祭祀族神(周秦族神有别:秦人祭祀二昊、周人祭祀黄炎)。秦的雍四畤(鄜畤、密畤、吴阳上畤、吴阳下畤,雍地并无祭黑帝颛顼的畤),后来加上北畤(祭黑帝),就是汉代最著名的雍五畤。汉代的特殊情况在于泰畤的出现,它也祭帝,但五帝围绕太一,只是太一的佐神,与所有秦畤都不一样

 

吴山遗址

 

在明确了祠畤概念和功能后,李零教授介绍了近年来所发掘的相关遗址及考古发现。指出甘肃礼县的鸾亭山遗址和西山坪遗址,与秦汉十畤中最早的西畤有关;而以雍地为中心的祭祀遗址包括血池遗址、吴山遗址、好畤河遗址等,汉代的祭祀不一定只在前代的祭祀地上叠加,血池遗址和吴山遗址附近可能还有更早的祭祀遗址,应在这两处遗址外围寻找祠畤,尤其是吴阳上下畤;好畤河遗址在今乾县范围内,该地有好畤河村和好畤村,前者经常有西周铜器出土,雍东好畤可能正在此地,如能在该遗址寻找到西周之畤,则意义重大。山东地区的祭祀则格外重视山川祭祀,八主祠遗址群的讨论是23日上午会议的重点。李零教授在对八主祠的分布做了简要的介绍后,指出天主祠、地主祠、兵主祠形成了天地人三才的结构(所谓人道先兵),而阳主、阴主为一组,在胶东半岛北岸,日主、月主为一组,另外搭配位于胶东半岛南侧的四时主祠,形成类似于宇宙模式的架构。八主祠并非是汉宣帝一朝祭祀情况的反映,而应是齐鲁莱莒四地祭祀系统拼合的结果。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栾丰实的报告以山东地区八主祠考古为主题,主要汇报了近年来山东八主祠田野考古的工作情况。在实地考察后,栾教授确定了大体的田野工作思路,决定采用聚落考古理念指导下的区域系统调查方法。考虑到祠祀地点地理位置较为分散,相互之间距离较远,其产生和发展必定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最初相互之间未必有直接或必然的联系,祠祀的系统化和规范化应该是统一的政治力量干预的结果。因此,最初在这些地点的产生和持续发展,并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相当的影响,应该是依托一个相当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这个中心不应该远离祠祀地点。故而栾教授将调查区域设定在了祠祀地点到最近的中心聚落(与祠祀地点同时代或略早)两点之间,如日主祠不夜城阳主祠三十里堡城月主祠归城阴主祠曲城天主祠临淄城地主祠梁父城,但兵主祠始终缺乏相应的线索。

 

山东八主祠的地理位置

 

随后,栾教授报告了2009年以来田野调查的实施情况。称调查的重心主要在日主、月主、阴主、阳主、地主五祠。月主祠附近残存有秦汉行宫夯土台基;烟台芝罘保存有阳主庙;莱州阴主祠系统调查区域内的三山岛上可以采集到周汉的遗物,因此周代就有人在此处活动,但由于没有发现成组的玉器和祭祀坑,三山岛是否为祭祀地点还不能确定;荣成成山头日主祠系统调查区域内的酒楼遗址曾出土了两组玉器;而地主祠系统调查区域内的梁父山(今映佛山)附近发现了龙山时期的陶片,梁父城的北城墙也较为良好地保存了下来。并称据后期记载和研究,与兵主祠相关的地点有三处,即汶上蚩尤冢、阳谷蚩尤陵(原称皇姑冢)和巨野蚩尤墓,但其具体位置经多次实地考察仍无法确定。

 

残存的秦汉行宫夯土台基

 

栾教授进而报告了2010年以来八主祠的考古勘探和发掘情况。月主祠祠祀址位于归城城内南端,坐落在莱山主峰西侧一个小山包上。大型夯土台基在归城南部。在台基之南数百米处清理出一座保存较好的秦汉时期长方形窑址。同一时期新泰梁父城的重点调查和勘探也在进行,尽管地主祠的位置尚不明确,但梁父城城址的形制、范围和时代都可确定。日主祠附近的荣成不夜城城址、招远曲城周代城址、城内文化堆积及附近的窑址、三十里堡秦汉城址经过调查后,都发现有大汶口、龙山等史前时期的遗址,表明这些历史时期重要祠祀遗存所在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同时,这次调查比较准确地确定了日主祠、阳主祠、月主祠和四时主祠的位置;圈定了天主祠、地主祠和阴主祠的范围,但兵主祠的定位则还需进一步的努力。

 

报告最后,栾教授提出了由近年来山东八主祠考古工作而产生的几点思考:一是采用系统调查方法的效果,即将祠祀遗址放在一个空间之中,看其与聚落的横向关系,并从历史变迁的角度认识和理解祠祀遗址。从效果上看,空间分析相对成功,但历史变迁的分析尚不明确。二是历史考古与史前考古的区别,前者的最大特点是历史文献的存在,如何利用文献即如何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是关键。

 

第三位报告人是烟台市博物馆研究员林仙庭。他向与会学者报告了山东半岛秦汉祭祀遗址的发现与调查情况。林老师首先介绍了莱山月主祠的发现与调查情况。称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之前山东老一代学者、文献学家王献唐(1896—1960)曾就归城出土的一批青铜器撰文指出归城并非莱国的国都,引起林老师的质疑;如果能在归城之南的莱山发现秦始皇祠月主的遗迹,则可以用这些考古材料证明此处的莱山正是《汉书·郊祀志》中记载的莱山,归城为莱国国都的疑点也可以释却。经过重重波折,林老师果然在庙周家村发现了庙塂遗址、夯土台遗址。这两处的发掘收获了大量的建筑文物,其中有形形色色的踏步砖、铺地砖,从直径7厘米的半瓦当到直径39厘米的汉代卷云纹大瓦当,到直径60厘米的秦代多重云大瓦当,由此可知当时祭祀建筑的宏大规模。

 

莱山月主祠遗址

 

接下来林老师介绍了日主祠成山头遗址的发掘情况,特别展示了成山中峰雷达建筑北侧发现的三块平板花纹砖,因其依次叠压、状如台阶,故而称之为踏步砖,但与莱山夯土台遗址出土的踏步砖对比,此处出土的踏步砖立沿更短,可能是为了适应成山中峰的坡度。成山中峰山坡处还发现了不少秦汉时期的砖瓦碎片,其中一件瓦当带有文字,是至今在山东半岛各个秦汉祭祀遗址中唯一发现的一件文字瓦当。而至于芝罘岛的阳主庙,由于当地驻军改造营房,曾在地基下挖出了八件玉器,这组高规格的瘗玉应与秦始皇东巡登芝罘有关,但阳主庙周围没有调查到秦汉时期的遗迹遗物。在芝罘岛中部,大疃村东山前的东周遗址和西汉墓葬则提供了另一条佐证,遗址西部的一座小墓中出土的几块平板砖与莱山夯土台遗址出土的平板砖无异,都是秦汉时期的建筑用砖,但与该墓葬简陋的规格不符,可能是从别处所得填补至此处。之后果然在大疃遗址出土了类似的铺地砖,可见大疃村确实是一处西汉建筑遗址。

 

综合这几处遗址调查和出土文物的发掘,林老师总结道,山东半岛的八神祭祀是海洋文化的反映,八神祭祀遗址所在之地应则是先秦古国文化的中心。

 

故宫博物馆研究员王睿的发言围绕齐鲁莱莒四国与八主祭祀的关系展开。王老师首先指出,八主祭祀只存在于秦和汉的前半段,在汉成帝改革时期便废止,但相关的历史记忆便散落在碑刻、方志和文人的诗作中,祭祀地点也发生了若干种分化,必须通过考古工作进行辨识。琅琊台上的琅琊刻石(清末崩毁后被移走)最能明确印证《史记·封禅书》中记载的八主祭祀。

 

此后王睿老师依次回顾了日主祠阳主祠、天主祠、地主祠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情况,尽管根据《史记》中明确的地理记载,八主祠的位置大体可以确定,但八主祭祀出现的时间一直成疑。《史记·封禅书》曰: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其实提供了多种可能。综合考古工作的结果,可以发现八主祭祀遗址主要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祭祀地点的周围都有大规模的居邑或城址,而祭祀地点自身都不适合人类居住;二是八主祭祀遗址都发掘出周代的文物,如月主祠遗址出土了战国齐国的瓦当,日主祠遗址出土有战国的陶鼎、商末周初的陶鬲等。如果以周代的封国观之,天主祠的位置属于齐地,地主祠位于鲁国腹地泰山脚下,兵主祠在曹鲁分界之处,阴主祠、月主祠、日主祠都属于莱地。阳主祠本在纪国,直至春秋时期纪国被灭,四时主祠则在莒地,在战国晚期才归于齐。周代的分封制边界分明,只有齐统一这一区域之后,才有可能论定八主祭祀的系统。至于八主祭祀为什么会出现?王睿老师指出,天、地、日、月、四时,这些都是人们容易感知的要素,对于它们的祭祀很早便出现,而八主祭祀中的阴主、阳主和四时主,是阴阳和四时第一次作为神被祭祀。以上七种物质都是战国宇宙生成论中的中重要构成要素。其中太一生水的宇宙生成论版本与八主祭祀系统有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强调阴阳对等,但对宇宙起源的解释不同。八主系统并不承认太一创宇宙的线形生成模式,且八主系统强调兵主的重要性。何谓兵主?《鹖冠子》有载:庞子问鹖冠子曰:‘圣人人之道何先?’鹖冠子曰:‘先人。庞子曰:‘人道何先?’鹖冠子曰:先兵。’”由此可见,兵主就是人主。八主祭祀中包含战国时流行的三才模式,意图用天地代表的自然法则作为人间秩序的终极依据,从而把天地人贯穿起来。如果进一步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发掘,可以发现八主系统与马王堆帛书《黄帝十六经》和《鹖冠子》中观念的相似性,它们都强调宇宙是自然生成的过程,都显现出阴阳对等的特征,且都提及了兵主,都属于稷下学宫的黄老道,应该被视为战国晚期思想家对古老历史记忆的再改造和利用。

 

王睿老师进一步挖掘建立八主系统的历史逻辑。指出战国时期,思想家们面对周代血缘制崩溃的必然命运,纷纷献计献策,多种学术思想转化为意识形态。《管子》《吕氏春秋》《周礼》等皆可视为代表作,前二者以五行为理论基础,与四时强行配比,以求政治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周礼》则用天地四时来进行社会秩序的划分,《周易》则猜测宇宙运动和人事之间的互动规律……“八主也是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它基本上否定了以周代血缘制为基础的祖先祭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基础建立新型的祭祀体系,是战国晚期思想家带有政治目的创造出的祭祀形式。

 

琅琊刻石,是中国最早的刻石之一,因刻立在山东省青岛市琅琊台上,故称琅琊刻石,也称秦碑,是秦朝统一全国文字的典范之作。

 

焦院长总结出了对西汉陵庙的几点认识:西汉陵庙自惠帝之后出现,至汉阳陵定型。主要具有几个特点,一是其位置均在帝陵附近的近汉长安城一侧;二是其形状均为平面方形,边长一百丈,且为四面对称;三是陵庙建筑具有门阕两出的特点,四是建造时使用了四神砖、四种颜色的建筑材料等特殊材料;五是在西汉陵庙均发现了祭祀遗存,表现出浓郁的祭祀特点。

 

为进一步确认西汉陵庙的形成过程,焦院长又举出了周秦晋庙与王莽九庙、西汉陵庙进行对比。指出西汉陵庙与周秦晋时期的庙制度具有明显不同,而与王莽九庙的形制接近,因此从周秦晋向西汉庙制转变的转折点值得探索。焦院长总结出周秦晋庙与西汉陵庙的五点区别,平面形状上,由品字形变为正方形;布局上,由中轴对称变为四面对称;方向上,偏离减少,由8度变为3585926.2秒;建筑形式上,祭祀色彩加强且发展出四方四色四神的独特形式;性质上,由周秦晋庙可以住人的转变为西汉陵庙无人居住的

 

为了进一步探索西汉陵庙在西汉早期的发展过程,焦南峰院长从文献中寻找到与西汉陵庙具有一定联系的渭阳五帝庙,并总结出了德阳庙与渭阳五帝庙的三点相似之处,一是地理位置相同;二是时间相近,两者仅相差十年左右;三是形制相近,西汉陵庙面有三门,而渭阳五帝庙面有五门,且与五帝颜色一一相对。焦院长据此推测,渭阳五帝庙废弃后,德阳庙沿用其旧址建立,西汉陵庙由此定型,直至王莽九庙仍得以延续。指出西汉陵庙形成的必然性在于汉代先祖祭祀的必要性、常态化和专门化以及包括四方、五行思想在内的儒家思想与的兴起与传播;而其偶然性则在于渭阳五帝庙的地望。报告的最后,焦院长也提出了一些仍待解决的问题,包括西汉陵庙的蒲池沟水问题与西汉陵庙面三门和渭阳五帝庙面各五门无法对应的问题。

 

汉武帝茂陵

 

山东省威海市的杨机臣先生发表了题为威海历史文化亮点与影响的报告。威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七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境内出土遗址达到六十多处,威海先民逐海而居,世代传承,创造出了与大河文明紧密相连而又独具特色的文明体系。

 

从文化层面梳理分析,威海的历史文化亮点主要有八点:一是日主文化,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夷莱子国建立的不夜城;二是东夷文化,威海境内是早期东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海通文化,威海在战国和唐代时就已经成为了对韩、日通商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口岸;四是文登学文化,威海境内古属北齐天统年间设县的文登县,因秦皇东巡路过此地文山召集文士而得名,东汉郑玄也曾在长学山讲学;五是卫所文化,明代在古文登县设立了三卫即威海卫、成山卫、靖海卫,威海以此得名;六是甲午威海之战;七是英租时期的文化,八是红色文化。

 

对于上述提到的威海市的众多文化亮点,杨机臣先生指出,日主文化和红色文化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与重要开发意义,并进一步对日主文化和红色文化进行了阐述。同时,杨机臣先生也呼吁与会专家能够进一步围绕着日主祠课题与不夜城与不夜县课题进行研究。

 

第二场

 

23日下午,王芬发表了题为史前东方地区的祭祀遗存的报告。王芬教授谈到,在我国沿海的考古地区中,海岱地区在其早期发展中常常被认为祭祀不太发达,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态势。然而,八主即天、地、兵、日、月、阴、阳、四时这八种祭祀对象都曾出现于山东半岛,因此,通过研究从海岱地区出土的与八主相关的祭祀遗存,可以寻找到寻找海岱地区早期祭祀的线索。而海岱地区大量出现的祭祀遗存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在距今8000年以前的后李文化发现了少量不同类别的祭祀遗迹。而在距今7000—4500年前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中,祭祀活动则与社会分层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大汶口文化出土文物上的刻画符号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汶口文化典型代表的大口尊的外沿之上出现了刻画有日、月、鸟、山、火、云气等与祭祀太阳和祭天有关的符号。这些带有与祭天有关的图像符号的文物主要出土于大汶口晚期的陵阳河遗址、大朱村遗址以及尉迟寺遗址。王芬教授推测,东部沿海地区大量出现的这类带有祭天符号的文物,与其日出之地的地理位置,当和少昊崇拜有关。她指出,由于大口尊绝大部分出土于规格较高的墓葬之中,表明这种祭祀行为与墓主身份有关,与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社会上王权阶层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关联。

 

沂南罗圈峪村出土石璋

 

随后,王芬 教授又围绕着史前牙璋展开了讨论。玉牙璋在夏王朝具备核心礼器功能,是第一种被普遍接受并具有强烈礼制意义的的政权象征物。海岱地区有几个主要的玉牙璋出土地:沂南罗圈峪村、临沂的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北岭和海洋司马台遗址。从出土年代上来看,沂南罗圈峪和临沂大范庄都处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或末期,是目前发现的玉石璋中年代最早的地点;而五莲上万家沟和海洋司马台则处于龙山文化前期。从出土地点来看,这些牙璋的出土地都与山川有关且远离居住区。值得注意的是,沂南罗圈峪村的牙璋是村民在山川缝隙中发现的,这表明在当时牙璋是被有意放置在山川之中的。王芬教授据此认为早期牙璋与山川祭祀有关。

 

随着社会复杂化的发展,相关的礼仪活动日渐复杂,与祭天、祭山川同时存在的还有其他祭祀形式和内容。大汶口文化晚期是海岱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关键时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心聚落产生,社会分化加剧,早期权贵阶层形成,这在墓葬之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王芬教授从埋葬、聚落、器物三个角度对聚落内部空间中的祭祀进行了考察;并指出,聚落内部的公共性祭祀台基,与丧葬仪式和葬后祭祀密切相关的牲祭、人祭、器物坑,以及重视棺椁、大量酒器做礼器的丧葬俗制,均体现出当时的祭祀重视血缘族亲认同,强调血缘、亲族和权力的结合,重集体参与与等级分层、重次序与仪式的特点,而这与祖先崇拜密切相关。这些与祖先崇拜有关的祭祀行为,构成了史前海岱地区早期礼制的重要内容,在区域权力格局构建、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郑禄红发表了题为琅琊台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的报告。郑禄红研究员首先介绍了琅琊台遗址的地理位置,称琅琊台位于今天的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三面环海,南边有一个小岛,名为斋堂岛。在琅琊台上发现有两处夯土遗迹,分别称之为大台、小台,二者之间直线距离为一公里。

 

随后,郑禄红研究员梳理了琅琊台的历史沿革与自1973年开始对琅琊台进行的五次考古探索。目前在琅琊台发现的遗迹主要包括夯土层、陶管道、石砌构筑物等,从中出土的遗物除去著名的琅琊刻石碑,就是大量的砖瓦陶片等建筑遗物,从时代上看,这些遗物大多属于秦汉时期。通过2015年的一次全面系统的勘探,琅琊台大台夯土堆积的分布范围得到了确认。大台夯土大致呈T字形,主要随山势修建,尤其是南部的夯土,因为地势形成落差,可与《水经注》种记载的做琅琊台作三层层台相参照。小台夯土底部首次发现了陶制管道痕迹,底部行层较厚,上部行层加细。此外,在大台还发现有用石板砌筑的台子,共三处,与发现的夯土带相接,从其功用上讲,应该是起到护土的作用。其中的两处石砌构筑物均位于大台北部夯土带上,应该属于下山道路的一部分,而这个下山的夯土路,就是《齐乘》等文献中所提到的当地老百姓口中的御路。而根据目前考古发现,从功能上看,琅琊台大台是秦汉时期帝王驻跸之所,因此在大台上发现大量砖瓦、陶管道等建筑遗迹,而小台则是祭祀之台。

 

琅琊台遗址远眺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的燕生东教授作了题为从出土材料越国迁都琅琊的几个问题的报告。燕生东教授首先对文献中记载的越国迁都琅琊问题提出了疑问,《越绝书》和《吴越春秋》等文献中均记载了越王勾践迁都至琅琊。但根据出土文献清华大学藏战国简《系年》与《竹书纪年》等记载的战国早期越国的重要战事活动主要在鲁南南部、鲁中南和鲁北,而不是鲁东南地区和齐国国都临淄东部地区,因此文献记录不支持越国迁都琅琊之说。

 

而从山东地区发现的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越国文化遗存来看,山东地区出土了大量春秋末年至战国初期的原始陶器,春秋末期至战国早中期越国文化遗存的分布范围与文献记载高度重合,胶南琅琊一带未发现春秋末年至战国早中期的越人遗存。因此,考古实物材料也不支持越国都城迁都琅琊之说。

 

那么,越人迁都琅琊的文献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燕东生教授从鲁东南沿海发现的西汉时期越人后裔土墩墓和原始瓷器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称近十几年来,鲁东南沿海地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西汉中晚期的土墩墓,胶南琅琊周围和日照地区数量尤多,且分布最为集中。这些墓葬多位于丘陵山上,呈连续排列,一个封土堆内掩埋几座甚至几十座墓葬。墓内出土了大量来自江浙地区的、通过海洋运输而来的原始瓷器,还伴出来自南方地区的漆器、印纹硬陶、丝绸等遗物。土墩墓在该地区是突然出现的、属于非本地传统的一种埋葬形式,但与江浙一带东周时期越人的土墩墓最为相似。这种现象的出现正好与汉武帝剪灭瓯夷,大批越人后裔北迁有关。

 

土墩墓

 

此外,燕生东教授对在鲁东南沿海地区出土大量南方系遗存以及出现特殊的土墩墓埋葬形式的现象提出了三种猜想:一是此处原为越人旧都,与今江浙关系密切的越人后裔为强调自己的外来性,死后多集体埋在土墩墓,并随葬从南方海运而来的大量高温釉陶等物;二是由于这些南方系遗存在西汉中晚期突然集中出现,推测与汉武帝灭瓯越,部分越人后裔北迁至原来的旧都――琅琊有关,这些外来人采用复古的埋葬方式凸现与本地人的区别;三是由于记载勾践迁都于琅琊的文献出现较晚(《越绝书》《吴越春秋》均形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早期),如果越人向北迁都琅琊之说不成立,或许还可以认为,这些汉代文献的作者是以当代越人后裔居住情况来想象或建构古代越人自古就在此居住了,并附会越人迁都琅琊的历史记忆,构建了越人曾北上迁都的历史事件

 

燕东生教授据此总结,西汉中期越人后裔北迁鲁东南沿海一带,为东汉时期《越绝书》《吴越春秋》等作者根据越人后裔在今胶南琅琊居住的社会情境来想象或勾践古代越人迁都琅琊事件提供了历史记忆或历史依据。胶南琅琊一带发现的大量西汉中晚期越人后裔墓葬,或可对后世文献《越绝书》《吴越春秋》所载越人迁都琅琊之说的形成年代和过程提供了一个研究视角。

 

以上为考古发现与历史记忆——秦汉祠畤的再认识上篇,论坛内容下篇请关注文研院后续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