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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研究的反思”座谈会

发布时间:2021-12-22

2021年11月10日下午,“现代化研究的反思”座谈会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院长助理韩笑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董正华作引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安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牛可、副教授昝涛,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教授王洪喆,国家全球战略智库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樊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庄宇,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等出席并参与讨论。


讨论伊始,韩笑老师介绍了组织本次讨论的目的。其一,今年是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逝世25周年。罗先生是现代化研究的拓荒者,其开创的学术风气仍不断影响后学,现代化研究在北大、在中国的源流,值得回顾。其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后现代”话语流行,研究者反思八十年代思想史时往往以此对“现代化”话语进行解构;时至今日,学界仍有许多对现代化范式的批评,从而形成了某种错位感。现代化研究的内涵究竟为何,值得反思。其三,现代化研究具有较强的跨学科特性,带有强烈的八十年代色彩,今日学人应如何理解、延续现代化研究,值得探讨。


董正华老师的引言首先对本次讨论会的主题和宗旨释义,希望有志于中国现代史学史或者现代思想史的青年学者,关注一下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尤其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兴起和发展历程。这种关注一定是有学术价值思想价值的。这类关注已经有一些,但还很不够,有些甚至是误读、误解。他提出,至少有两种现代化理论: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对它的全面清理,可以看美国学者雷迅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一种是中国人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化看作一个历史范畴。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开篇便对美国的现代化理论提出批评,尤其是对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做了认真的解析,回应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这一部分可以拿来跟雷迅马的书对照着看,应该说罗先生站得更高,批判更深刻。接下来第三章论述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第四章讨论马克思主义与新的现代化理论的建立。《现代化新论》已有多种版本,可见其影响之大。


中国人探索现代化其实由来已久。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围绕现代化议题展开的讨论,是为中国学者探讨中国现代发展道路的第一次高潮。对此,罗荣渠先生主编了一本厚厚的文集《从“西化”到现代化》。他给该书写的代序,是对第一次高潮的总结。这本书也已有两个版本。不仅在内地,在港台也都有很好的反响。


罗荣渠教授部分著作及纪念文集


八十年代,出现了现代化探索的第二次高潮。“七五”国家社科规划史学部分有两个研究现代化的重点项目,一为华中师大章开沅先生主持,一为北大罗荣渠先生主持。两个项目可以看作改革开放后历史学家介入现代化研究的标志。之所以是历史学家而非其他领域学者担负起重振中国现代化研究的使命,主要是当时社会学、政治学恢复重建不久,经济学更多关心具体的政策选择。此时历史学家进入现代化研究还有两个背景:一是结束“文革”,很多理论问题有了重新思考的可能,现代化的基础理论研究适应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实;二则历史学受到此前“史学革命”、“影射史学”的影响,以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为纲,路子越走越窄,出现史学危机,要走出危机,需要开拓新的思路。


1995年5月,罗荣渠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作主题报告。


有一段时间,许多研究生的论文都以现代化为主题和关键词。高潮中,复旦历史学科设立了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南开历史学院有世界现代化研究人文社科创新基地,据说拿到国家不少资助,很有点动员多学科跨学科一起研究的味道,还举办了一次现代化研究高层论坛。因为想要办刊物,我们便把《现代化研究》转交南开,请他们主办。北大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为罗先生在八十年代中开创,由现代化研究小组发展而来。当初起步艰难,后来也遇到不少困难,三无虚体,无经费,无编制,无办公室,但成绩有目共睹。章开沅先生带领的团队也是如此。章先生在2007年接受访谈时,对罗先生的工作和我们的研究中心有评价,说北大的现代化研究一直坚持下来了,而且做得很好。他还谈到华师以中国近代史为中心,再跟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做一些比较研究。但是后来由于一些非学术的因素而中断了。原因之一是出版单位内部人事纠纷,将书稿退回,导致研究无疾而终。章先生身为华师校长,他所主持的研究命运尚且如此,说起来让人唏嘘难已。提出范式危机的德里克,也在一篇文章里评价罗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具有全球视野,令人印象深刻 ,堪称整合革命史和现代化两种范式的典范。德里克还注意到,在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罗荣渠教授的继承者正在继续他的工作。


罗荣渠与学生们在一起


当然,现代化研究不会一直处于高潮。2015年钱乘旦老师在《世界现代化历程》丛书总序里提出,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已经趋于平静,慢慢退隐成学术研究的话语背景。近两年来,现代化研究出现了新的蓬勃发展态势,而且这一次起点很高。去年10月底社科院历史研究院有一个研讨会,以中外文明比较视野中的现代化研究为主题。今年,总书记在建党百年纪念会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10月14日,由社科院主办的首届学术中国国际高峰论坛,就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为主题,有文史哲政经法各界的上百位中外学者线上线下参加。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新在何处,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思考。



董正华老师在会议现场


梳理现代化研究发展历程之余,董老师还提出了几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其一,现代化作为历史范畴,它有始有终,有光明面,亦有黑暗面。现代化会产生多种现代灾难。我们现在是否需要提出和反思现代化的阴暗面?其二,所谓现代化研究带来的史学范式危机。范式危机这一概念最早由德里克提出,主要是批评美国的一些中国研究学者,说他们由革命史转向了现代化研究,但对原来的革命史,以及对现在的现代化史都缺乏批判性。德里克没有说过中国史学家将现代化研究取代革命史研究。现代化范式与革命史范式如何兼容,值得思考。其三,史学碎片化问题。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基础理论,也是一种史学理论。现代化研究不必害怕所谓碎片化,因为在现代化的视域下,即使从小问题切入,背后仍有宏大视野与理论关怀。


牛可老师在会议现场


牛可老师对董正华老师的观点表示认同,并进一步谈到,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国人对自身的世界历史地位、前途命运的认知图景发生了巨变。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现代化”这一概念不仅给人以合理、清晰之感,且能凝聚高度的社会共识。罗荣渠先生具有很强的公共关切,有志于为中国历史转型提供明确的历史坐标、为官方政策制定提供知识准备与理论基础。他的工作大规模地吸收社会科学领域多个学科的资源,以最大限度的跨学科格局研究历史,并力图在史观、总体理论上有所推进。在历史学研究史乃至整个学术史上,这种努力都是前所未有的。与跨学科研究取向相适应,罗荣渠先生本人的知识储备相当丰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历史学、经济史、早期西方政治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相关知识均有充分的了解。此外,他接受新知亦相当迅速,例如,对于80年代西方的左翼政治经济学、比较历史社会学和新比较政治学,他能迅速把握学科内核,并将其运用到对第三世界历史发展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历程的思考中。现代化研究发掘了许多在革命史范式下被遮蔽的议题与领域,大大扩充了历史学研究的容量,具有广泛包容性,本身构成了一个跨学科交流的平台,其意义当时是超出现代化历史研究这个领域本身的。


当然,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理论研究工作的构想和议程,一些未必能落到实际。罗先生在《现代化新论》中谈到要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学派,以今天的视角看,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其涉及的议题极广,很多正在历史学其他领域中被加以研究,很难统合到一个专题史之下。又如罗先生希望进行一些史观、历史哲学层面的探讨,而今天历史学在专业化趋势下基本放弃了这样的尝试。倘若罗先生如今仍在世,面对现代世界的复杂性,很可能也会对自己的计划稍作更改,因为罗先生的思想具有高度灵活性,正如林被甸老师所指出的,他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三者之间仍常有智识上的不确定感。


李安山老师从自己在国外担任《第三世界的兴起》一课助教的经历谈起。李老师指出,这门课在介绍理论时将现代化理论作为反面例子,其时西方学界普遍认为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提高自由世界力量的意识形态手段。从非洲史研究的角度,现代化话语的谬误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这一理论的提出者刻意掩盖了西方工业化国家与亚非拉国家在近代殖民历史上形成的主从关系。其二,西方现代化过程被当作一种线性的发展过程,似乎可以被其他国家复制,然而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背景、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环境,都大相径庭。这种照搬和复制往往造成这些国家的失败。其三,这种由西方策划和主导的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反过来又被“现代化”的理论家作为自己的论据。通过这种论证,非洲从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被牢牢地捆绑在西方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中。中国学界在接触这一理论时,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二战后美国为了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秩序的领导者而铸造的一种意识形态陷阱。年轻学者对西方理论不要简单地奉行“拿来主义”,也要有分析判断。


与“现代化”类似,“文明”概念也存在三点悖论——所谓“文明”,需要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而在西方的“文明”定义下,愈“文明”的国家对环境破坏愈甚,愈“文明”的国家使用的残害他人的手段愈残酷,愈“文明”的国家自杀率愈高。“软实力”概念同样是西方本位的,本身是约瑟夫·奈为论证越战之后美国实力并未下降而创造,与对他国的胁迫能力相联系,需要警惕。“理性”、“人权”、“民主”等概念也存在这类不足。欧洲/西方近代以来为了使殖民统治具有合法性,将文明概念政治化,人类被分为"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这种二元法的影响犹存。相比之下,我国近来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更富包容性。


韩笑老师指出,李老师是在区分现代化范畴下的历史主义与非历史主义的前提下进行的,批判的是由美国强行推销到第三世界、不考虑第三世界原生历史文化的非历史主义现代化。牛可老师进一步补充道,现代化概念本身带有难以避免目的论色彩,而历史学、人类学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地区研究,对宏大理论、目的论天然容易产生抵触。当然,地区研究刚在美国兴起时,与现代化理论是共生的、相互辅助的;但在越南战争后,许多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便逐渐形成一个反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趋向。外界容易将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理论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等同起来,但这是一种误解。罗先生实际上尽最大努力将中国的现代化与西方的现代化区别开,在他看来,现代化是一个开放的历史过程,没有设定好的历史结局。如果将罗先生的理论运用好,可以避免许多西方现代化理论出现的问题。


昝涛老师在会议现场


昝涛老师指出,对罗荣渠先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可以有很多不同层次和学科视角的理解,其影响也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从先生自己的定位之一来看,他也提到,那是一种历史学的理论,是一种宏观史学理论。以下仅就这一个层面进行讨论。


从罗荣渠先生的日记与通信可以看出,他自青年时代起,对自身所处的时代,个人的性格和学术旨趣,以及自己可能扮演的时代角色,都有较清晰之认识。罗先生的学问无疑具有很强的历史主义气质与历史学科本位意识。作为现代化进程研究的推动者,他对“现代化理论”似乎没有单一的学科追求,而他念兹在兹的,是为世界历史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与课题,从历史学本位的角度看,他的现代化理论,既是关照近现代史的微观题域,又服务于一种宏观史学的叙事和解释。从通信、日记和他人的回忆来看,罗先生对实证研究高度重视,在指导学生时,总是以他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要求学生选题小而再小,要做到以小见大,这符合一般历史学的旨趣。


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罗先生努力做了一些宏观思考。虽然他自陈在念大学时,就有宏观视野的追求,有志于从宏观历史的角度,试图为中国文化找出路,但他受到的史学教育和训练,其实是有些传统的,当然是颇为扎实的。他自己对多门外语学习的重视,自大学时代一直坚持到晚年。不过,从他的通信中可以发现,在70年代末的时代变革中,他明确地意识到,至少对自己而言,钻牛角尖式的微观探索,并非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学术研究也不应计较个人名利。


罗先生后来由文化本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本位,这一转变,其实是与他做宏观历史探索的志向一致的。


昝老师进一步指出,当代历史学研究日益专业化或碎片化,这是史学的学科特点,是正常的,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或应该导致宏观史学的被放弃或衰落。因为,可以明显地感觉到,近年来,历史学著作的出版领域,微观与宏观研究齐头并进、实证与理论探索共同发展的特点。但就宏观史学来说,似乎是译介作品更多。国内世界史学科的宏观史学研究的式微,除了建国以来中国历史学科与政治关系的多重变奏之影响外,可能还与另外一个当下的趋势有关,那就是越来越急迫地(也可能是不得不)与世界接轨,对中国自身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的时代性、方向和定位仍不明确。


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具有非历史主义的特质。而罗先生的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强调的是第三世界本位,第三世界国家的现代化不可能脱离特殊的历史条件,必须放到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以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为例,西方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几次重要革命关注甚少,而罗先生的现代化研究则勾勒出中国历史的自身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这样一个进程。可以看出,罗先生提出的历史解释范式,不同于西方史家的解释,也不同于传统的革命史,那不是革命史观的取代者或对立者,也不是去革命化。罗先生立足世界史的史学范式,其精神内核应该是“中国化”而非“化中国”。至今看来,对中国的历史学科尤其是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来说,罗先生的学术志向和自我时代认知,仍然是值得总结和发扬的宝贵遗产。


王洪喆老师在会议现场


王洪喆老师从新闻传播学科出发,指出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传播学领域非常重视现代化理论,因为现代化理论建构起了大众传媒数量与民众现代化人格发育间的关系。但2000年后,由于西方七十年代兴起的批判传播学、后殖民主义研究等传入中国,中国传播学界又转向了对现代化理论的全面批判。事实上,现代化理论的构建者,如丹尼尔·勒纳、英格尔斯、罗杰斯等的思想具有相当复杂性。他们并不认为现代化就是简单的全盘西化,也会考虑到第三世界的历史实践。例如,罗杰斯构建的创新扩散理论的一个重要参数是广播、电视等中心化媒介的暴露程度;但由于中国的田野调查显示出,在中国农村的技术扩散中,赤脚医生、知识青年发挥了重要作用,罗杰斯便修正了自己的理论,并提出每个国家、村庄都有可能根据自己的道路发展的观点。也即是说,西方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与第三世界国家本土资源,未必是相互排斥的要素和分析范畴,反而提供了学术分析和社会调查双向互动的切口。现代化理论的传统事实上非常丰富且具有活力,本身也是多元、非线性的,值得再度发掘、继承。


赵海老师在会议现场


赵海老师首先追忆了罗荣渠先生提出的三个经典不等式:一是中国的问题不等于文化问题,二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三是传统不等于反现代。而后谈到21世纪初美国学界与中国学界的错位——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国家本位的,但其时美国学界已经开始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中国学界更多关注现代化(modernization),而美国学界则更多地由后现代的视角研究现代性(modernity),并指出这种错位,主要是源于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赵老师进一步对董老师提出的“现代化阴暗面”及“基础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关系”问题作出回应。关于第一个问题,赵老师认为如果在现代化研究中加入太多道德判断,可能造成对历史的遮蔽或切割,而历史本身是连续的,如东北工业化就是近代以来不同时段不断积累的结果。关于第二个问题,赵老师由目前从事政策研究的具体经验出发,认为以中长期视野进行顶层设计,必须以具有解释力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未来中国应该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的建构自己的理论,现代化理论资源也应融入其中。


樊星老师分享了巴西学界理论研究的情况。上世纪七十年代,巴西学界开始意识到本民族的历史经验被西方用以建构理论、而这些理论反过来成为巴西学界仰望的对象,进而产生了建构符合本民族经验与现实的理论的自觉。但目前似乎出现了某种倒退。以女性主义为例,七十年代巴西学界认为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的女性主义理论,而不是照搬美国的资产阶级女性理论,因为其时巴西女性最重要的诉求不是性解放与不生育的自由,而是摆脱生育限制、即解决穷人生不起孩子的问题。但现在巴西学界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视角,似乎又开始紧跟美国学界潮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巴西目前在探索借鉴中国经验的可能性,开始重视中国研究。


庄宇老师介绍了现代化理论传入俄国的过程,及目前俄国学界对俄国现代化历程的认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激烈变革,现代化理论传入苏联。苏联解体后,俄国国内出现了针对现代化的具体研究。最初的研究集中于哲学、政治学领域,90年代末进入历史学领域。俄国学者将本国现代化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彼得一世开启的自上而下的西化;第二阶段是政权与社会共同参与的亚历山大改革,改革废除农奴制,使俄国从农业社会彻底转向工业社会;第三个阶段是始于十月革命的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运动,苏联通过建立斯大林模式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近年俄国学界出现了一种关于革命与现代化关系的新观点,认为革命也是现代化的一种方式,进而更加关注革命对社会经济及人的思想观念带来的改变。


张忞煜老师从印度研究出发,指出当下北美知识界与印度知识界之间存在某种断裂。北美知识界的印度研究学者构筑起的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理论,未必贴合印度民众的真实诉求。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及其民众最为紧迫的任务,仍是如何实现现代化。因此,倘若我们进一步扩大现代化研究的外延,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或许是一片新的学术空间。张老师认为,目前已有的工业化模式,如欧洲早期工业化、拉美工业化、东亚模式,尤其是东亚模式是否适用于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地区,值得进一步研究。此外,印度因其惨痛的殖民经历,独立后在理论上发展依附论,虽对殖民主义作出了有力批判,但却未能提出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最终于90年代又重新转向新自由主义,反映出了依附理论与现代化理论间的张力;而中国则实现了具有较强独立性的现代化,中国经验是否指出了一条超越依附论困境的路径,也值得进一步探讨。


自由讨论环节,与会学者们又围绕“现代化范式本身的局限”、“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历史的横向与纵向联系”、“现代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展开了讨论。本场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