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发起了“文研经典阅读”，邀请学者在文研院相聚讨论，共同研读领域内的经典文献，发掘精义，激活思想。2022年9月至10月，文研经典阅读第五期——“王权中的正统论与神秘论”主题系列研讨班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1会议室举行。本次研讨班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田耕老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高波老师，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刘寅老师共同发起，希望从“王权”（kingship）的两个基本层面——即作为权力的王权和作为王权正当性规定的“道统”的关系出发，来检讨王权的构成。2022年秋季学期，主讲人高波以余英时先生名作《朱熹的历史世界》为导引，探讨从“政教关系”出发的政治史写作。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孙明老师，以及北大、中国人民大学的部分同学参与了研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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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

      第一次研讨围绕《朱熹的历史世界》中的“道统”论述展开。高波首先介绍了本学期四次研讨班的大致思路与安排，接着进入《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对《中庸章句序》的文本分析。高波谈到，《中庸章句序》是两宋道统论叙述的典范文本，朱熹将上古圣王时代与孔子以降的新时期做一划分，孔子之后至两宋的千余年被当作是圣王不再的漫长等待期。在宋代的道统论中，“君”成为了一个需要被士大夫“改造”的角色，更近于士大夫行道的“工具”。在讨论环节，孙明评述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开创性贡献，并指出北宋以降的王道观念与汉唐有根本区别。刘寅指出，“致君行道”与“得君行道”间存在明显的主体意识上的差异。田耕则就“天下”与“道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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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画像

      第二次研讨主要关注宋明理学传统中对“相”的理解。高波首先谈了《朱熹的历史世界》对宋代政治文化中君相关系的论述，接下来介绍了田余庆、邓小南、方诚峰等学者对帝制时期君相关系模式的解释，并探讨了在朱熹之后儒学传统中对“相”“禅让”的不同解释与讨论。刘寅指出，在西方中世纪史中，君相关系这一问题并不突出，王权的扩张并不体现为相权的衰落。刘寅还就《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的君相关系解释的可商榷之处以及“士大夫政治”在宋以后中国历史中的解释力谈了自己的看法。田耕认为，在《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的历史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与道统论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田耕进而对这种思想史写法可能存在的“洞见”与“不见”谈了自己的见解。

      第三次研讨从《朱熹的历史世界》中有关“皇极”的论述引入。高波指出，《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关于“皇极”的讨论从属于书中对“国是”问题的解释，本书上卷对“皇极”的解释与下卷对宋孝宗时期政治文化的分析有很大的关联。余先生对孝宗心术的心理史学分析构成了下卷的枢纽，读者在这部分也可以看到理学心性论对作者历史叙述的影响。田耕提出，可以借助人类学中的“自我献祭”来理解孝宗对其父高宗的心理。他认为，改革派士人需要一位“非例行化君主”来促成他们“行道”的理想，但韦伯所论的“卡里斯马型君主”本身就是真正的政治行动者。就此来看，“得君行道”的政治实践模式存在很强的内在困境。刘寅谈到，余英时对朱熹《皇极辨》的解释与后王安石时代对“得君行道”的理解存在一定的矛盾，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仍然可以看到较为强烈的作者个人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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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秋深帖》册页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第四次研讨围绕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论》与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两个文本，探讨晚清以来的“君主专制”问题及其批评。高波指出，中国现代转型中对“君主专制”问题的认识，构成了《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关于“政教关系”论述的思想背景。在梁启超的论述中，“专制”被认为是政体进化过程中仅次于民主制的较高阶段，还未被完全负面化。钱穆则更强调士大夫的平民特征，否认士大夫与贵族的关联。余英时是以上二十世纪学术论争的综合者，钱穆与梁启超的论辩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都有曲折的体现。田耕指出，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我们不可能抛开旧制度与大革命时代去认识它们之前的所谓前近代“传统”。当代学者也不可能绕开民国学术去理解帝制时期的“中国传统”。田耕还谈到了近代早期与法国大革命后对“开明专制”的不同理解。刘寅进一步谈了“开明专制”论在17、18世纪的语境，并将梁启超、钱穆的论说与日本京都学派作了对比。孙明认为，道统论是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比较有政治哲学意味的一种学说，为士大夫追求良政提供了持续的驱动力。此外，几位老师还就如何调用合适的概念工具解释古代历史现象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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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阅读现场

       以上四次探讨是本研讨班的第一部分，2023年春季学期，本研讨班的第二与第三部分将继续进行。主讲人刘寅将以《国王的两个身体》为导引，讨论不以“政教关系”来描述王权的政治史写作。在年度研讨班的最后，田耕将探讨韦伯学说中的卡里斯马型君主与传统型君主，并对本次讨论课的主题作一整体总结。